百年清华

一

大学时代，我因陈敬容“一千年等于一刹那，人间死了多少帝王”的诗句，记住了她。此诗投射了女诗人穿越时空的内在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赵毅衡曾认为：如按传统传记的写法，去描写陈敬容，“一开始就会遇到障碍写不下去”。因为，他困扰于：“曾经走在他身边的那男人是谁？”尤其是对我国著名翻译家曹葆华的与他的学生陈敬容的恋情，赵毅衡先生认为：“对这桩轰动乐山的公案，两个人都没有留下文字：当年再人言鼎沸，也早就烟消云散。”似乎曹、陈恋已往事如烟。历史书写者之所以知道的过去，乃是因为存在着与过去历史有关的话语或文本，它们成为书写者接触过去现场的媒介。曹、陈之恋被认为是已经成为难以得到证实的“迷案”。就是缺乏接触过去现场的媒介。但缺少并等于没有，其实，一个出生在那个中世纪小城的世纪老人的头脑里，一直没有忘记“这桩轰动乐山的公案”，他清晰的记忆，无数次忆起他儿时的伙伴，中学同学绰号叫住“曹鼠儿”的曹葆华先生与乐山县中学女学生陈敬容的恋情，弄得他左右为难的情景。这个世纪老人就是罗宗文先生（1908-2008年）。

据罗宗文讲，曹葆华与他从小就是同学、玩伴，中学时代他俩每个星期都要去浸礼会福音堂跟随姚牧师、康乃克学习英语。有次他曾讲道，乐山的浸礼会福音堂修建在乐山城外，一次他们学习时间拖得太长，天黑了，乐山县城的城门关了，他们俩在城门下睡了一夜。他还说曹葆华从小就很会读书，谁与他同班都倒霉，因为他总考第一名（《罗宗文口述史》，2006年，徐跃记录于成都）。1925年罗宗文从嘉定联中考入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的前身）英文系。1927年，曹葆华从四川成都省立一中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称外国语文学系），罗宗文193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随即被24军军长刘文辉和四川省教育厅委任为乐山教育局长。1931年，罗念生在与曹葆华的通信中建议他早日“脱离清华，出外游历”，走向更加开阔的社会生活，以“观察人情”，“摄取自然的精灵”。不知曹葆华是否是接受了罗念生的建议，他在这一年回到故乡。清澈的岷江水，灵秀的乌云寺，不仅让他摄取的是自然的精灵，也收获了人间的感情。他应老同学罗宗文之邀，在乐山县女子中学做起了英文临时代课的教员，其学识才情吸引了一位十四岁的女中学生陈敬容。二人频频地乘小船渡过岷江，在游乌尤寺的同时探讨着诗与文学。并擦出了爱的火花，一次二人在游乌尤寺时被陈家人发现，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陈敬容的父亲陈勖是乐山县团总，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据罗老说，陈家发现曹、陈之事，为了家族的颜面，一度要把曹葆华绑起来投入沫水“沉潭”，在地方行政的干涉下作罢。但事情还得由地方教育局处理。也就是说，曹、陈案发生时，罗宗文既是当事人，又是负责处理此案的长官。罗老曾讲此事曾将自己弄到十分尴尬的地步。因为，男方曹葆华是自己的朋友，延聘的中学教员，女方是当地团总的女儿，教育局管辖下的女中学生。在处理此事时曾弄得他左右为难。最后在罗老的劝说下，曹葆华辞去县女中学代课老师一职，决定离开乐山。（《罗宗文口述史》）1932年5月，曹葆华与十五岁的陈敬容偷偷从迎春门码头乘船离开了乐山。船行至万县，由其父陈勖和县女中联署的快件给当地主持军政的同乡，遂被拦住。陈父赶至万县，将女儿带回。曹葆华被羁押数日后得以继续北上。后来曹葆华在《清华周刊》诗作《沉思》描述了此时的心境：

黄昏离开了苍老的渡头。几点渔火/在古崖下嘤嘤哭泣；深谷里吐来一阵/松风,邀出江心凄冷的明月。这时候/我握着心思，静立水边，想照出我灵魂/本来的面目。它是否如厉鬼般丑恶/在人间地狱里遭遇痛苦鞭挞……

曹走后，为了追随曹葆华，两年后，陈敬容再次开启了自己的反叛之旅。经历重重坎坷，陈敬容终于在曹葆华的帮助下来到北平。她离开家乡死气沉沉的氛围，投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去爱、去生活、去读书和写作。

20世纪30年代初（1929－1933）曹葆华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时，正是“京派”形成、中国新诗由“新月派”转向“现代派”之际，其时，清华的校内外聚集了一批文坛精英。曹葆华作为校园诗人，1930年至1932年相继有《寄诗魂》《灵焰》《落日颂》等诗集出版。曹葆华将《落日颂》“献给敬容”，向世人宣誓了她们的恋情。

到1930年代中期，清华园里已酝酿着新诗向英美现代主义的转向，这个转向也包括对新月派诗艺的偏移。叶公超与艾略特有不错的私交，他到清华就职，很快就把艾略特的影响和诗艺带到了课堂。在他的影响下，曹葆华、卞之琳翻译了艾略特的重要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赵萝蕤翻译了《荒原》。1934年《清华周刊》第42卷第6期发表了默棠翻译的R.D.Charques的《论现代诗》，对艾略特的《荒原》作了全面评介。曹葆华主编的《北平晨报·北辰学园》“诗与批评”专栏（1933年10月-1936年3月）更是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特别是英美现代诗论和批评。这些都说明年轻一代诗人已经搭上了西方现代诗发展最新的脉搏。曹葆华曾主编《诗与批评》，在此过程中曹葆华与诗歌作者何其芳、李广田、罗念生、李健吾、方敬、卞之琳、陈敬容、南星，以及译文、译诗、散文作者常风、叶公超、盛澄华、陈铨、梁宗岱等，均与曹葆华交往密切。使《诗与批评》成为传播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曹葆华无疑是陈敬容是走上文学道路，成为诗人的引路人。曹葆华首先将陈敬容初二时写的处女作《幻灭》推荐给《清华周刊》刊发，小诗如一星之火，使她一发而不可收。

陈敬容到北平后，如饥似渴地跟随曹葆华学习各种形式的有关新诗知识，曹葆华还介绍她去北大和清华旁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追求精神厚度。可以说是曹葆华把她带入文学的圈子，陈敬容的作品最初发表在“诗与批评”专栏，都是曹葆华引荐或直接编发的。其中对她以后写作上产生影响的人物何其芳、巴金，及辛笛等都认识于此时。在曹葆华的介绍下，陈敬容接触了西方现代主义潮流、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诗派，尤其深受波特莱尔和法国印象派诗人瓦雷里尔的影响，并将后者推崇为精神导师。在阅读中培养了她经验的自觉，并将之对象化，进而获得对于诗更为深入开阔的理解。陈敬容诗中有许多西方现代派技巧与手法的巧妙运用，诸如思想的知觉化，以观念寻找客观对应物，意象的组合与跨度具有较大的跳跃性，波德莱尔式的审丑表达等，即陈诗体现的现代主义的品质，都能见到曹葆华的诗学批评、观点对她的影响。对陈敬容而言，这一时期的曹葆华扮演着恋人、师长、引路人、启蒙者等多重角色。

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抗战这一事关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严重刺激，不仅新诗的面貌整个地变了，也改变了新诗人的人生路向。一批活跃在京城的诗人来到了大后方的成都。他开始重塑自己，思想逐渐转变，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诗的现实性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诗人内心的变化，对过去个人主义重新检视。在转变过程中其思想情绪激烈程度的增加，对曾经的过去批判否定也变多。那时大后方的文学青年们对生活和未来有一种深深的焦虑，他们需要解释自己的生活，生活价值在哪里？问题在哪里？矛盾在哪里？都包含着尖锐的价值冲突、质问，包括了内心紧张。有一种新的在路上的流浪感，他们在寻找新的归宿。抗战后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变化，引起呆在成都的文化人集体的深层次思考。大家都面临新选择。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每个人走向的不同的人生轨迹。何其芳在思想转变时期的经历是具有时代典型性的意义。在批判周作人的同时，他认为更是“为了使这种批判和过去的自己的诀别具有再肯定的意义”。他突破了独自探索的理解与思考体系，选择了在群体与社会中确定自己的价值，从极度个人的思考方式中产生的融入群体的决定使他陷入矛盾和沉思，在与过去个人主义的不断切割中自我塑造。最终因自己单独的能力做不到改变社会，于1938年秋选择离开原本归属的独立自由的群体，奔向拥有另一种广阔的延安。

曹葆华的朋友何其芳、沙汀、卞之琳同时前往延安，应对他有不小的触动。在他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战时成都的观察对局势的思索。“临着生命的大难关，我们不该这些叫喊吗”表达了自己投入民族救亡大潮的愿望。但他脱离成都文化人的小圈子、融进一个更大场域有一个过程。由于曹葆华决定奔赴延安的思想转变前后，与他和陈敬容的个人关系破裂的时间段即1939年春夏重合，所以，一般研究者都将此事与他们的分手联系起来讨论。

1939年4月陈敬容写作的《窗》一诗，对陈敬容与曹葆华的个人关系而言，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透镜。她将窗内与窗外、你的窗与我的窗进行对比，展现了二人之间难以弥缝感情裂痕：“你的窗/开向太阳，/开向四月的蓝天”，而“我的窗/开向黑夜，/开向无言的星空”。你的世界是开阔、深远而明亮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却“为何以重帘遮住，/让春风溜过如烟”。“空寞锁住你的窗，锁住我的阳光，重帘遮断了凝望；留下晚风如故人，幽咽在屋上。远去了，你带着照澈我阴影的，你的明灯；我独自迷失于无尽的黄昏”。诗歌表达了两个心灵、两个世界的一种隔膜与拒绝。你的窗向着“太阳”“四月的蓝天”，你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和人生。而留给诗人自己，是内心的孤独迷茫，感伤与落寞。“重帘”隐喻了彼此向对方封闭了心灵，情感的远去，爱出现了危机。诗歌的凝练、含蓄、韵味，意象美而深切动人。她对二人之间的过往交织着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一些远去的面影/一些远去的语音/蓝空凝注我有如深情的心”（《流溢》）；从“你的海上许会有/惊险的风涛/在冥暗的夜中/我将听到蛟龙的啼声”（《帆》1939年6月）。到“一张不可见的琴弦上/响着另一世界/奇幻的丧月/谁在这时候幽幽哭泣？”（《夜歌》1940年春）都表现这种复杂的意象。

在人生重要抉择关头，陈敬容何以拒绝随曹葆华同往延安？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曹葆华评传》谈及二人“这次分手，更重要的，还缘于政治道路的选择。说到底，女人太容易被感情迷惑，太容易跟着感觉走”。作者认为，陈敬容“错失了走向延安的良机，导致以后诗歌人生的边缘化”（《评传》p196）。这种评论似乎过于简单化、多少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与倒放电影的倾向。“缘于政治道路的选择”肯定是存在的，相较而言，中国的男人们在主体意识上有更强的政治色彩、政治上的抱负，在国难当头时有更强的家国情怀。现代诗的发生与反叛社会的个人主义诗人的诞生同步。陈敬容十五岁就开始了她的叛逆之旅，对她而言，反叛社会的个人主义对她影响更为深刻，在她看来，个人主义与宏大叙事、革命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之间，处于光谱的两极，从文本中反映出，她对曹葆华的选择存在着疑惑与忧虑。对她而言，在她心里诗比其他更重要。这是不同性质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

1939年秋曹葆华热切投入抗日救亡，去了延安。刚开始他仍在写诗，从政治和个人的领域上都充满渴望和动力，他高歌着将自己融入集体，欢喜、赞叹激动不已：“我仰向西北，/呼吸着新鲜空气；/我扛上行囊，/盼待那汽笛一吹；/灵魂燃烧着，/生命澎湃着”（《抒情十章 走在西北之前（之四）》）“背着半边蓝天/顶着一轮红日/站在黝黄山坡上/——脚下倒着黑黑影子/你以三尺白钢刀/做民族守望哨。”（《西北哨兵》）澎湃的激情与生硬的语言、直陈的诗风，预示着在诗人与战士之间他必须有所选择，他对过去不再眷恋，决意抛弃以往的自己而献身革命，完全停止写诗，最终他将自己的人生定格为红色翻译家。

与曹葆华分手后，陈敬容继续着自己对现代诗的探索。在其后的创作中迸发了优秀的才华和创作力。写出了如“树叶的碧意是一个流动的海”脍炙人口的诗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陈敬容与穆旦、辛笛、唐祈、杜运燮、杭约赫等九人一道，组成了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九叶诗派。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他们既忠于时代和斗争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吸收了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给中国诗带来一种成熟的现代性。晚年陈敬容认为，“汉语白话新诗的发生与发展，在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不断探索中。或者可以这样讲，成功主要表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潮流、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诗派，给我们死气沉沉——已经在成为强弩之末——的旧体诗传统带来革故鼎新的超强刺激，新诗，毕竟在呈现出一派异样、新鲜让人另眼相看的景观，这恐怕是谁也不能抹杀的。”这或可视作是她对自己及九叶派在诗方面的探索和总结。在1949年以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作为诗人的陈敬容不再写诗，而成了翻译家。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我自己。”1979年，经历了时代变迁、百味人生的陈敬容“日暮归来”写下了《致白丁香》一诗：

一夜风雨摇落了无数

白丁香，你白色的珍珠！

一春天看着你萌芽，生叶

终于盼来了一片莹白

把沁人的幽香向小径舒吐

再十分幼稚天真的时辰

我写过：我爱单色的和

廖落的生.烟云一般

飘去了多难的青春，给留下

一片寥落，一片清纯

寥落与清纯是孪生姊妹

白丁香，我独爱你明净的

莹白，有如闪光的思维

别问从今后还会有什么

风雨雷电，和无情的秋冬

带着凋零在后面紧追——

到来年啊，依旧有东风

还给你绿叶，还给你飞燕

凡是时间从你所夺去的

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

诗从丁香愁怨写起，丁香是被侮辱者和伤害者，但丁香虽遭受雷闪，却始终在捍卫着她的尊严，其梦想并没有因此而丢掉，激情如初，“到来年啊，依旧有东风”。“凡是时间从你所夺去的/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她在内心赞叹着：有诗的岁月真美！人们又听到诗人回归的声音。正如另一个九叶女诗人郑敏所言：“如同‘春蚕到死丝方尽’一个将写诗等同于自己心灵呼吸的诗人，自然会活一天就写一天。当然如果实在是‘才尽’了，就只好像一位失去声音的歌手，去听演唱，而继续陶醉在别人的歌声中。诗可以给人类一切高尚的情感和行为以力量，但她也能在哑然寂静的历史低潮时刻，耐心地等待和召唤激情的苏醒。历史总是丰富的，高潮有高潮的激昂，恶浪有恶浪的愤怒，黎明的涨潮自天边滚滚而来，带来新的一天的期盼，阴暗的时刻的沉默有沉默的深思，而诗总是它们的刻痕和足印。诗人的诗不只是来自一己的情思，他的耳朵日夜在倾听历史的波涛和人类的心跳。”在陈敬容人生旅途已近终点时，她已感受到诗思萎缩，灵气不再，难以催生出好诗了。但她“像一位失去声音的歌手，去听演唱，而继续陶醉在别人的歌声中。”没有停止自己对诗深沉的热爱。

在她少女时代，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整个中国社会依旧拒绝女性力量，在乐山那个尚处于中世纪的小县城，则显得更加突出。她在曹葆华鼓励下跳离那个封闭、保守的环境后，就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走出了“与众不同”的人生样本，用诗寻找光明，希望被尊重对待。她无疑是那个时代打破禁忌的那一代先锋女性之一，随后的一生都在黑暗中披荆斩棘，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我们从她的作品中可以见到她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她一直在试图找寻自己所期盼的生活方式。其生活丰富、复杂、多样，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诗深沉的热爱。据她女儿沙灵娜透露，陈敬容生前有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的愿望，但终未落笔。书写自己的历史成了未竟之志。从她发表的各类文体的文章里可看出，她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最终没有面世，是自己销毁了，还是遗失？很难确切判断。斯特雷奇说：“很多人想作自白，但很少人能做到。”确实如此，晚年陈敬容不管是希望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的愿望，还是留下的一些回忆片段，都表明她曾想作自白，但她未能做到。在面对“过去”与“往事”时，如何历史性地认识自身，她内心是犹豫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记忆与过去的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人们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与一些老年人写自传，有意无意之间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现为某种特定的公共形象不同。陈敬容回忆中带有某种选择性，她在时代与历史中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她却有意识地回避过往的伤痛。而带给她伤痛的，正是“曾经走在他身边的那男人”，对陈敬容来说，她犹豫的不是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黯淡了的人物形象，不是被记忆所缚，而是主动选择将一些事“忘却”，她在“回忆”里遮蔽了一些“不该进入”回忆的事情，正是因她心中的犹豫和主动选择性的忘却，给研究者带来了困扰。历史书写是在生与死、现在与不在之间展开的，书写者从自身所处的现在，生去捕捉不在的过去死，所能借助的是口传和文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料。罗宗文老人作为历史见证人，他的讲述的内容，我以为或作为一种可信的史料，对我们了解那桩轰动乐山的公案不无帮助。但犹如许多已在历史书写里纳入被遗忘的女性的生活一样，陈敬容与曹葆华之间，仍有不少扑朔迷离的东西。陈敬容的一生，犹如她诗中写道的：“廖落的生，烟云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