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23年是“文坛常青树”马识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85个年头。85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位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青年，现在已是白发苍苍却依然精神矍铄的109岁老人。

对于自己当年的那个选择，马识途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与退缩。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定地践行着他对党的铮铮誓言。

马识途摄于2021年7月1日。

2021年7月1日，在家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电视转播后，马识途写下的一段话。

2021年7月1日上午，成都西郊，已经107岁的马识途端坐在自家的电视机前，观看着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数小时的大会，马老一直端坐着坚持看完。活动结束后，他激动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是马识途，我今年已经进入107岁。我是1938年入的党，我在入党誓词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已经实现了。

这段话一经发表，感动了无数人。也许在那一刻，马老会想到自己83年前在武汉一间小楼中庄严宣誓入党的场景。

光荣入党

1938年2月中旬，马识途奉命风尘仆仆地从汤池赶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的驻地，当时他还叫马千木。年初，在董必武的介绍下，从南京撤退到武汉的革命进步青年马千木和刘蕙馨等人前往湖北黄安七里坪，参加由方毅组织的党训班，接受游击战培训。在这里，他们系统学习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专题。在培训班，他们结识了韦君宜，并聆听了叶剑英等人的授课。2月初，在培训班结业前，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特地来到七里坪培训班了解学员情况。不久，马千木、刘蕙馨从七里坪党训班结业，奉命带队前往孝感应城，参加陶铸创办的汤池训练班（农村合作训练班）。到达汤池后，陶铸告诉马千木，钱瑛来信点名叫他赶赴武汉从事工人工作，入党手续到武汉后由钱瑛负责办理。

回到武汉，在湖北省委组织部所在地，马千木见到了曾在七里坪见过的钱瑛同志。一见面，马千木就将陶铸的介绍信交给钱瑛，“钱部长，这是陶铸同志的信”。钱瑛看过介绍信后，对站在自己面前的年轻人说：“哦，你就是马千木，坐吧。你以后不要叫我什么钱部长，大家都叫我钱大姐，你也叫我钱大姐吧。我以后就叫你老马。”其后几天，马千木一直在等待组织分配工作。

2月18日，马千木在武汉看到中国空军英勇地与日本空军激战，激动之余他写下了特写《武汉第一次空战》，而后被武汉《新华日报》发表。不料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钱瑛找到马千木，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你是属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部分了，因此在报上，特别是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你是不适宜的。”其后，钱瑛还要求马千木不得与做公开工作的同志有任何来往。这次批评，让马千木对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让他在以后的地下工作中十分注意保密要求。

一天早晨，钱瑛来到马千木住处，对他谈了入党问题。她说在她去七里坪视察时，党训班负责人方毅就曾向她汇报了马千木的入党情况，因为要急着赶往汤池继续学习，当时党组织便决定马千木与刘蕙馨到达汤池后，由陶铸主持他们的入党仪式。但由于武汉急需革命力量，马千木的入党程序只能等他到武汉后，由湖北省委组织部负责了。

紧接着，钱瑛告诉马千木，在举行入党仪式前，他必须先填写一张入党申请表。当马千木拿着钱瑛递来的油印申请表时，十分兴奋。他很快按照要求将表格填写完毕，在姓名一栏，他郑重地将原本应写的“马千木”改为了“马识途”。当钱瑛接过申请表审读时，有些不解地问：“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

23岁的马千木表情肃穆，他告诉钱瑛：“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听后，钱瑛笑着回应道：“原来是这样。”随即，钱瑛在介绍人一栏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名，她告诉马识途，因为1937年底马识途在南京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学联，经过一年多的考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所以他的预备期免去。入党仪式举行后，他便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钱瑛主持下，一场简单而庄严的入党仪式正式开始。马识途面对着一张印在书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和一张马克思著作上的马克思照片，左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高高举起握紧的右手，盯着不远处的党旗和马克思像，跟着领誓人钱瑛一字一句认真地宣读誓词。

入党誓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背叛，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这誓言伴随着马识途漫长的人生道路，无论什么时候，他从未放弃自己那时的誓言。

誓言宣读完毕，钱瑛紧紧握住马识途的手，“老马，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听到钱瑛这么说，马识途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当天，在给恋人刘蕙馨的信中，马识途郑重地写下“我的理想的日子到来了”。

第一次考验

入党后，钱瑛交给马识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武汉的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名新党员，这个人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同时驾驶技术十分精良，因为他是要调去为周恩来副主席开车的。钱瑛告诉马识途，最近国民党刚给周副主席配备了一部小车，组织要求必须换一个可靠的我党司机。这是一个紧迫任务，组织要求马识途必须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

马识途听后很惊讶：怎么党内竟不能找到一个可靠的汽车司机，来给周恩来这样的重要领导人开车呢？虽有疑惑，但年轻的马识途还是光荣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认为上级党组织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是对他的极大信任。但自己刚入党，对如何发展新党员没有经验，而任务又是这样紧迫，不免有些忐忑。

钱瑛知道此任务对一名新党员来说确实有很大难度。她一边鼓励马识途，一边耐心地把自己过去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她教马识途如何去做群众工作，如何去识别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如何从交朋友开始和他谈抗日、谈理想，与他交心，关心他的生活、思想和学习，和他一起读进步书刊，谈心得体会。最后，钱瑛对马识途说：“我马上把你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领导武汉工人工作的武汉职工区委书记王致中那里，他是一个上海老工人，坐过牢。他对于工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以后就由他和你联系。当然，你以后有空时，到我这里来找我这个大姐，我也欢迎。”

告别钱瑛，马识途很快与王致中取得联系。第一次碰头，他们就开始研究如何打入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马识途必须先在那里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在汽车司机中开展工作。几经周折，通过进步分子廖大姐的关系，钱瑛与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理事长谈妥，由他把马识途介绍到工会去当文书。

很快，马识途就在工会接触到汽车司机。他了解到，许多司机都是给国民党高级官员或大富商开车的，还有的司机是用汽车跑单帮赚钱的个体老板。马识途感觉自己很难在这些司机里发现真正思想进步的工人。

有一天，一位青年司机到工会来玩，马识途主动和他闲聊起来。这位年轻司机说他过去是为一个大商人开车的，不久前从上海到武汉来，现在正为一个大官开车。恰巧那天，一个工会副理事长来办公室，他当着这位年轻人的面吹嘘他在国民党党部如何如何，很是洋洋得意。这名青年一听就直言道：“你少卖你那些梨膏糖吧。”年轻人的这句话，引起了马识途的注意。

过了几天，这位年轻人又来工会看报纸。他看了一会儿，很不满意地对马识途说：“怎么这里就只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听说新出有《新华日报》，为什么不订来看看？”这句话更加引起马识途的注意，便主动对他说：“那个‘卖梨膏糖’的不叫订，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要看，我这里倒有几张，你可以拿去。”马识途把放在抽屉里的几张《新华日报》借给他看，顺便还问了一下这位年轻人的姓名。当年轻人要走时，马识途问：“你住在哪里？你把你的住址写给我，我可以把我看过的《新华日报》送给你。”年轻人把姓名、住址写了下来，他叫祝华。看到他写的字，马识途感觉他文化水平应该不低。

过了两天，马识途亲自给祝华送去报纸，同时还带了几本上海出的《中国怎么降到半殖民地的》这一类小册子。进他家后，马识途注意到他竟然有一个书架，上面有一些新出版的小说。马识途主动和他谈到自己也很喜欢文学，想借他书架上的小说回去看。祝华欣然同意。他们很自然地谈起了文学。

从这以后，他们常有来往。有一回，马识途把祝华写的一篇文章送到一个进步刊物发表。当祝华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印了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他反反复复地看。还有一次，当祝华听说《新华日报》的记者邀请马识途到珞珈山去参加一个文化人聚会时，马上提出：这路很远，我可以用小车送你过去。显然，祝华自己也很想去参加聚会。当马识途把祝华介绍给众人，并说他是一个汽车司机时，大家对他都很热情，祝华也非常高兴。在回来的路上，他兴奋地和马识途说个不停。马识途看到祝华对与进步文人结交颇有兴趣，就介绍他和《新华日报》的记者张程认识。再后来，对祝华有了一定了解后，马识途便大胆地和他谈人生理想与追求，谈工人阶级的革命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任务，还进一步和他谈到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实现，中国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

在与祝华的交往中，马识途对他的家庭和历史情况也做了清楚的了解，最后认定祝华是一个为人朴实、喜欢学习、追求进步的工人。作为一个有良好品质的工人，祝华的政治觉悟提高比较快。通过进一步了解，祝华主动地向马识途表露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马识途向王致中报告了祝华的情况后，王致中曾装着不经意地在工会和祝华碰面、交谈。因为都是上海来的工人，两人一见如故。在谈话中，老王对祝华有了实地了解。当马识途把祝华想入党的愿望向王致中报告后，王致中马上批准，并叫马识途为他办理入党手续。

不久，马识途在祝华家里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

祝华入党后的第三天，马识途奉命通知他到长江局报到，并告诉他，他的工作是为周恩来同志开车。马识途对祝华讲：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严肃的任务，你一定要仔细小心。祝华没想到党组织对他这个新党员竟是如此信任，答应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从此以后，祝华一直跟在周恩来身边，转战南北，为保卫周恩来的人身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马识途在成都人民代表大会上。

在武汉成为“职业革命家”

4月初，时任国民党少将旅长的罗广文受马识途父亲马玉之委托，在武汉找到马识途。罗、马两家是同乡，有通家之好。但罗广文少小便离家求学，和马识途并不认识，只是在接到父亲好友马玉之书信后才开始在武汉寻找马识途。终于在一个早晨，罗广文在武汉一处卖煤的破楼里找到了在汽车司机工会担任文书的马识途。那天早晨，马识途被从梦中吵醒，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一位穿着国民党将校呢制服、身材高大的军人站在自己面前，心里不禁一紧。面前的军人吃惊地看着马识途说：“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睡在破办公桌上，连床也没有一张？你这地方好难找，在这么个破楼上，楼上楼下全是黑煤炭灰。”马识途边听边疑惑着盯着对方。罗广文看出马识途的迷惑，他拿出一封信递给眼前的年轻人：“看看你家老太爷给你的信。”接过信一看，马识途明白站在面前的这位少将就是自己小时候见过的罗家大哥。罗广文以老大哥的口吻开始教训马识途：“你从南京逃出来，到了武汉，也不给家里人写一封信，不晓得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爹妈急死了。我看你要不是没有钱用，还不想给家里写信吧？”说完，罗广文不由分说地把马识途拽去了自己在武昌的驻地，规劝他回四川，回到中央大学继续完成学业，不要在外面“胡闹”。可马识途早已下定决心，他趁罗广文下部队之机，留下一封信和给家人买的礼物，不辞而别，继续自己的职业革命。

5月，马识途被组织安排到汉口职工区委会工作，他先后负责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卷烟厂、彩印厂建立职工夜校。他通过办夜校提高工人觉悟，组织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有组织的罢工。在一次组织工人罢工时，年轻的马识途犯了入党后的第一个错误。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战的协定。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在武汉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在一次给夜校工人上完课后，几个骨干积极分子和马识途谈起洋老板借抗日之名加重剥削中国工人，工头也借机侮辱女工人，他们表示要反抗，“把生活给他搁了”。因为地域方言差异，马识途当时并未完全搞清楚这句话的含义，当得知是罢工的意思后，他建议工人们先不要着急，等他想好后答复他们。可工人们当晚便自行串联，决定第二天便开始罢工。马识途还没来得及上报，罢工便开始了，国民党当局紧急来电质问中共长江局为何答应了不再组织罢工却出尔反尔，这让党组织非常被动。钱瑛见到马识途后，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不汇报便擅自行动的行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很可能会破坏来之不易的统一战线。

马识途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他表示自己马上回去让工人停止罢工。钱瑛却冷静地告诉他，这样做会让工人们认为他是“工贼”，以后很难再开展工作，而且这次的导火索也是因为资本家加重剥削所致，工人的热情可鼓不可泄。钱瑛将自己开展工运的经验介绍给马识途，她让马识途先说服工人复工，再进行谈判，一定要争取罢工的胜利。马识途按照钱瑛的建议，先动员工人复工，而后帮助他们申请仲裁，并加大舆论宣传。最终，工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满足。

7月，马识途调任武汉职工组织“蚁社”，担任党支部书记，在群众中继续传播革命火种。在“蚁社”工作期间，他曾通过党组织去邀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职的郭沫若到汉口“蚁社”作报告，郭沫若欣然应允，很快便到“蚁社”为店员职员们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抗日讲演。这是马识途与文学大师郭沫若最亲近的一次接触。

不久，党组织通知马识途停止公开露面，切断与所有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钱瑛特地找他谈话：要他准备做一名“职业革命家”。

所谓“职业革命家”，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同志担负着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他们隐姓埋名，除了从事必要的掩护职业外，不会在任何地方出头露面。做“职业革命家”，必须耐得住寂寞，牢固坚守革命信念，甘愿做无名英雄，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奉献给人民革命事业。

马识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对他工作的安排，开始准备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同年10月，因武汉形势日益危急，马识途随鄂西北省委领导王翰、胡绳、张执一等前往襄樊，加入了李宗仁组织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发动当地民众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积极做准备。

1960年，马识途与女儿吴翠兰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在襄樊接受革命洗礼

马识途在到达襄樊后，很快被鄂西北省委派到枣阳担任县工委书记。组织要求他一方面要做好枣阳农村党组织的清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日军打过来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正是在这里，马识途差一点被自己的同志活埋。

当马识途在枣北询问地下党同志如何在枣南寻找地下党的线索时，一个叫王克的同志介绍说有一个姓张的党员在平林店做小学教员，他们曾见过一面，只知道人家称呼他为老张，名字却不知道。通过他，可以找到一个外号“歪把式”的年轻人。

带着这唯一的线索，马识途只身前往平林店。到达平林店后，他住在一个小客栈。刚住下，他就向这里的伙计打听那位张姓教员。伙计告诉他这里不止一个张教员，有一个岁数大的，最近去山南了；还有一个岁数小的，不知他要找的是哪一个。经验不足的马识途略加思索便说：“我找小张老师。”他并不知道这个小张老师已背叛革命。随后还以王克的名义给这位小张教员写了一封信，让伙计带给他。不一会儿，伙计回来告诉马识途小张老师不在。为了不耽误工作，马识途又打听了“歪把式”的情况，伙计说他认识这个人。很快，“歪把式”就来到客栈见了马识途。在聊天中，马识途开门见山地告诉“歪把式”，自己是经枣北王克介绍来找小张老师的，因小张不在便想通过“歪把式”了解并接上当地地下党。这引起了“歪把式”的警惕，“歪把式”告诉马识途，他是第一个来找小张老师的。考虑到小张不在，“歪把式”邀请马识途过几天随自己到山里去给大家讲讲现在抗日的情况。

到了村里给“歪把式”组织的年轻人们讲抗日时，马识途的演讲有些刻板：“现在是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阶级矛盾退居到第二位上去了，我们要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向敌人展开决死的斗争……”这些教科书般的说教让村民们听得很是不耐烦，马识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接下来讲得更加让村民们反感：“所以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组织成一条战线，我们和国民党已经合作了，他们答应不再打我们……”

谁知这套讲话竟让村民们愤怒了，原因是几年前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对他们进行了残酷镇压，杀害了大批革命村民，他们与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故而认为马识途所讲的抗日合作简直是“混账话”，觉得马识途应是那位叛徒“小张教员”派来的。结果一部分村民吹灭桐油灯，趁机殴打马识途，并高声叫嚷着要将马识途“活埋”。幸亏有一个叫苏老爹的德高望重的村民十分冷静，他观察着马识途和当时的会议形式，认为马识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赶忙说服了“歪把式”，劝住了愤怒的村民，沉着地保护了马识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过了几天，老张教员赶了回来，他及时带来了上级组织的通知，解除了村民对马识途的误会。

很快，马识途在枣南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工作。不久，他又追随陶铸前往随县与国民党商议合作抗日事宜。在这个间隙，马识途以《鄂北日报》记者名义前往随县战场进行了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战地采访。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亲临抗日前线。在那里，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当马识途到达前线战壕时，守在那里的士兵非常高兴，因为很少有记者敢深入一线战场。这时，马识途遇到了日军发动的一场轰炸，四处都是炮弹，马识途和战士们一样在战壕里低下头缩紧身子。他看到战士们满头满身都是尘土，有的身体几乎被埋了一半，可他们只是站起来抖了一抖，又抱着枪坐在坑道里，等着敌人稍后将发起的地面进攻。

在采访中，士兵告诉马识途，日军首先要用飞机把前线各段都轰炸完了，再用炮兵轰击前线阵地，并且把炮火延伸到后面老远去。有时还要和我军的炮兵对攻一阵。

在这里，马识途看到一个被遗弃在战场上的锈迹斑斑的日军钢盔，里面长出一朵怒放的野花，这个画面让马识途印象深刻，这朵野花展示出战争中生命的顽强。在前线，马识途还看到一个士兵用废炮弹壳做花盆，在里面放上泥土，种上美丽的花儿。这个场景，马识途一生都铭记着。他明白那个战士所想的是：虽然正进行着惨烈的战争，但他却渴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迎来这片土地上和平岁月。

1938年，对于年轻的马识途而言，注定是难以忘记的。因为在那一年，他拥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他开启了自己“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也是在那一年，他走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最前沿。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革命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慕津锋，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