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从1909年到1922年，比利时神父许让（中文名“康国泰”）到我国西北地区传教，1909年，他到达甘肃，1910年从甘肃北部传教区到达西宁，继之到达碾伯（ 现在青海省 乐都县、民和县）。许让神父深入到土族聚居之地，对土族的嫁娶风俗非常感兴趣，于是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鲜活资料，然后用法文写成《甘肃土人的婚姻》这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以西方人的视角，饶有兴致地介绍了甘肃土人的婚姻家庭生活，展示了当然有别于西方，甚至有别于中国汉族与众多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家庭婚姻状态。正如许让神父在书中所说的：“土人的风俗虽极受他邻居汉人和近亲西藏人的影响，但它还保留着它的原型。它们还可以表示许多古代社会组织和游牧生活的秘密。”

“土族”又称“青海土人”，藏族称之为“霍尔”，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也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地在青海省，现在青海省的互助、民和、大通这几个县和甘肃的天祝县都是土族的聚居地。书名中的“甘肃”一词和现在的“甘肃”有区别。青海省是1929年1月设立的，许让神父进行社会调查的区域，即现在青海所属的东部地区当时还属于甘肃省。

许让神父对甘肃土人的生活非常感兴趣，他觉得他对土族的兴趣要超过对藏族的兴趣。他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1932年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除此之外，他还有关于土族的其他著作，他曾在美国费城出版过巨著《甘肃边境的土族》，这部著作分为三大册——《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土族的宗教生活》《土族族谱》。

由费孝通和王同惠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于1998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费孝通（1910—2005），江苏南通人，是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王同惠（1910—1935），河北省肥 乡县人，是我国第一位女性社会学和民族学学者，是费孝通的第一任妻子。

费孝通为这本书的出版写了序言《青春作伴好还乡——为〈甘肃土族的婚姻〉中译本而写》，这篇序言详细地介绍这部书的翻译、保存译稿到出版的过程，全文情感充沛，激情洋溢，文采飞扬，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这本书的附录还收录了当代学者通过实地调查研究而后撰写的两篇调查报告，一篇是潘乃谷的《土族婚姻家庭的变迁》，另一篇是高丙中的《文化影响与文化重构》。这两篇调查报告以丰富的资料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土族家庭婚姻生活的新变化，通过前后对比，表现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丰富了这部书内涵，显示了这部书在社会学方面的重要价值。

1930年，王同惠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学习“文化人类学”。而在这个时候，费孝通也正在吴文藻门下学习，他们曾经同过一年学，相隔两个班，经常学校或各种聚会上见面。开始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普通的相识者。有一次因为人口 问题，他们俩意见相左，曾经有过一次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论。1933年8月，经吴文藻推荐，费孝通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师从著名人类学学者史禄国。费孝通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交往的对象除导师史禄国，与其他人很少往来，他的主要的交往圈还保留在在燕京大学的未名湖。1933年圣诞节，费孝通送给王同惠一本关于人口问题方面的书，想通过这本书来阐明和证实他自己的观点，进而来说服她。想不到费孝通的这个举动打动了王同惠。

后来的日子，一旦有空，费孝通就骑着自行车到达燕园，找到住在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的王同惠，和她谈心。每逢节假日，王同惠带着自己的作业来到清华大学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在完成作业的同时也陪伴费孝通。有时候他们也结伴出游，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旧址和颐和园游玩。共同的理想，频繁的接触，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他们两位都立志研究社会学，费孝通对英语比较精通，当时清华大学要求研究生学好第二外语，费孝通想学法语，当时正在努力学习中；王同惠是一位语言天才，虽然只学了三年法语，但是法语水平已经很不错。当时费孝通正在翻译美国人类学家乌格朋的《社会变迁》，译稿刚刚杀青，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出版社。他请求王同惠借助英语词典，帮他校阅译稿，打算以两人的名义出版；其时王同惠也在翻译许让神父的《甘肃土人的婚姻》，她请费孝通根据法语词典，校阅她的这部译作，当然也打算以两人的名义出版。

1935年，费孝通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导师史禄国跟他说，他已经修完体质人类学，现在可以到欧洲去学习文化人类学。但是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到广西大瑶山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导师吴文藻积极为他联系广西省的领导人，使他顺利地获得了考察的机会。

费孝通将这个消息告诉王同惠，王同惠想和他一块去考察。费孝通还记得他们在一起合作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的时候，王同惠曾经跟他说过：“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够写这样的书？”他知道王同惠有志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想写出中国人的这些方面的著作。于是他将想同王同惠一起去广西考察的想法告诉了史禄国和吴文藻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非常赞成，极力促成此事。

为了便于在考察中共同生活和相互照顾，费孝通和王同惠两人商量，决定结婚，然后相伴而行。1935年8月，他们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是证婚人，他们的导师吴文藻等师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结束后，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带着他们俩回到家乡太湖鼋头渚小住。在蜜月期间，他们完成了《甘肃土人的婚姻》翻译和整理工作，并将原稿放在老家。

1935年9月18日，费孝通带着新婚的妻子到达广西南宁。12月16日，在考察途中，向导走在前边，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掉队的时候，已经赶不上向导了。而这时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在昏黄的暮色中费孝通踩到了当地瑶民设置的捕猎野兽的机关，机关带动石头，石头压住了费孝通的腰部和左脚脚踝。情急之下，王同惠赶紧移开压在费孝通身上的石头，并只身走出森林，准备呼叫瑶民来援救，但在行进途中她不幸坠下山崖……

第二天，受伤的费孝通被当地的瑶民发现，救了出来，但是王同惠遭遇不测，让他痛彻心扉。他们认识不过两年的时间，而他们的婚姻生活仅仅短暂的108天。费孝通不仅仅是失去了心爱的人，更是失去了事业的有力的支持者和最佳的合作伙伴。

1936年暑期，费孝通赴英国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1938年，他回到祖国，而祖国正处于抗战时期，他进入吴文藻先生主持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工作。

1946年，昆明发生李公仆和闻一多被暗杀的事件，费孝通匆匆忙忙离开昆明，当时他的一些书籍资料，特别是他和王同惠一同在大瑶山测量人体的资料都来不及带走，最后不知去向。他回到江苏的老家，在老家的日子，他可能感到惊魂未定，也可能是为未来担忧，竟然忘记寻找和翻阅他和王同惠的这部译稿，但是译稿还是存放在老家，虽然它经历了战争的烽火，但是还安然无恙。1947年，他从老家返回北京清华大学执教，然后他重访英伦，从国外归来，又回到老家住了几天，他最后将这部译稿带回北京他自己的身边，但是究竟是这一年两轮返乡回北京行程中的哪一次带回的，他已经不是十分清楚了。

1952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被撤销，费孝通调往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职务。当时他的办公室在中央民族学院新建的1号楼2楼，这部译稿应该是随着他的办公室搬迁而被搬迁了过来。1957年，费孝通被划为“右派”，从以前的办公室搬了出来，然后在2号楼2楼的一间四人办公室里办公，他们的这部译稿随之也被搬迁了过来，安放在他个人使用书架的最底层。

1978年，费孝通从中央民族学院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一职。当回到民院的2号楼2楼办公室清理自己的书架的时候，他竟然无意间发现在他的书架底层静静地躺了多年的《甘肃土人的婚姻》的译稿。他发现译稿的纸张已经黄脆，上面有自己的笔迹，还有另外一个人的笔迹，时间过去了40多年，王同惠没有任何笔迹留传下来，但是他确认，这个笔迹是王同惠的。

虽然这部译稿跟随他多年，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译稿不能出版。而1978年正当他重返社会学界，重新开始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一展宏图的时候，这部书稿居然悄然回到他的案前。他想方设法让这部书稿面世，以告慰王同惠的在天之灵。于是他对书稿的伤痕予以修补，又请懂法语的人补译了一些残缺的部分。这部书的出版距离译稿完成和王同惠遇难已经过去了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