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郝景芳，她同时具有两个身份，入围雨果奖的科幻作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项目主任。

一些人相信世界是平的，对于大多数抱着iPhone、iPad，成长于“互联网乌托邦”里的年轻人来说，“他可以免费分享名牌大学的MOOC，可以和随便哪国朋友微信或Skype聊天，而且智能穿戴迟早会解决一切语言障碍”，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未来世界，只会更平坦、均匀、拥挤且亲密无间呢？

但如果你愿意把目光放低一寸，就不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似平坦的世界中的巨大鸿沟：另一些人生活在沉重的现实引力之下，过着难以想像的生活。

这是郝景芳正在做的事情。

北京的平行宇宙

第一个入围雨果奖的中国人是刘慈欣，第二个是郝景芳。

几年前，郝景芳还在清华念研究生，方向是计量经济学。2011年夏天，她给自己找了份高大上的实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办公室工作。每天，她从五道口出发，倒两次地铁坐到国贸，电梯飞向三十几层，室内恒温，窗明几净——从这样的窗户里打量北京，北京看着也会发光。

IMF新总裁拉加德上任后来中国“拜票”，郝景芳去接机，陪这位法国前财长、“欧洲最有权力的女人”从首都机场到丽兹卡尔顿饭店，从丽兹卡尔顿到中南海，从中南海再到国家会议中心，点与点之间，绝无停顿。理论上，拉加德当然来过了北京，她见了最高级的领导人、最厉害的经济学家，他们之间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决策，“真的能影响你这个国家人的命运”。而她根本无需接触这个国家里实实在在的人。在拉加德们到来时，北京自有一条黄金通道为其打开，隔绝所有噪音、雾霾、人山人海。当然，人山人海也存在：在报告上跳出来，作为分母，“是numbers，是巨大的数字”。

实习持续了一年多。在国贸，郝景芳穿着小裙子和高跟鞋，参与着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英文讨论。有一段时间，郝景芳住在清河，此地学区房的价格快要突破天际了，但就在她家小区对面，一片“看起来马上就要拆迁的棚户区”已经摇摇欲坠地存在了五六年。年久失修的吊车停在工地上，平房外支楞着小摊，小摊前常年挂着“甩卖”，外来工带着他们大大小小的家当搬进又离开，也带着他们无处可去的孩子，像习惯了漂泊的吉普赛人。

时不时，在以上场景的切换里，郝景芳强烈地感觉到：存在着平行的北京。不是时间的问题——清晨4点的清洁工人和三里屯午夜驻唱歌手们拥有的城市必然不同，就算在同一个时刻，人们就能分享同一个北京吗？手握权力或资本的上层决策者，面色疲惫的白领，然后是保安、快递、送餐员……大家可以共享CBD的物理空间，并发生短暂而漠然的交集（比如小白领从送餐员手上接过外卖）——但所有人都对彼此几乎固定的命运轨迹心知肚明。

2012年，郝景芳花3天时间写完《北京折叠》，发在了水木BBS上。科幻作家宝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宝树记得，这篇科幻小说有点特别，“太空未来、宇宙冒险、打怪升级这些浪漫色彩的它全没有”，郝景芳笔下的北京城，除了能“像变形金刚一样折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现实主义”。

这是不知年月的北京，空间被极端地分为了三部分。第一空间里的当权者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时，第二空间的中产白领和第三空间的底层工人则各自分到一天里的白天和夜晚。每到清晨，大地翻转，城市折叠，不同阶层的人在完全隔绝的时空里过着各自的生活。跨越阶层的通道极其狭窄——并且需要铤而走险。

在北师大教授、科幻文学研究者吴岩看来：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设置就是阶层的二元对立，“上流社会和贫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加入了中产阶级，“让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冷峻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还表现在郝景芳刻意的去戏剧化上：一般来说，上层压榨下层，由此冲突爆发是这类小说的经典模型，但《北京折叠》里，冲突看似始终没有发生，小说主角、来自底层的老刀为了给人送信，从第三空间来到第二空间又进入第一空间，最后带着第一空间的信回去了，既无生离死别也无天人交战。老刀是第三空间两千万垃圾工中的一员，但事实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早已可以代替人处理垃圾，老刀们只不过是出于“维稳”需要而被保留了工作，所以也只能被“塞到夜里”，不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反抗无从发生，因为连剥削者都不存在了——老刀们面对的是无阵之物。

“第三空间的民众对社会而言，仅仅是在消耗资源，而不能创造任何价值，这无疑是更加卑微而可怕的”，吴岩说。郝景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老刀们的劳动是艰辛而毫无意义的劳动，那么比起被剥削的残酷，丧失了被剥削价值是不是更加残酷？

4月底，《北京折叠》被宣布入围今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相比去年刘慈欣和他的《三体》第一部入围时的万众期待，《北京折叠》的网络评价却分为两极。批评者认为，雨果奖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三体》第一部里的“文革”历史，和《北京折叠》里对中国阶层分化的强烈渲染“迎合了美国人的口味”，反观在国内普遍被认为《三体》系列中最好的一部——第二部《黑暗森林》，“因为没有对中国的抹黑”，今年就未能入围。刘慈欣本人则告诉《人物》记者，他认为这种猜测没有道理，“雨果奖是个由大众投票的奖项，它不像星云奖是专家评选的”——他不相信每一个个体读者的意志会受到意识形态如此强烈的左右。“写儿童文学的曹文轩今年也获了安徒生奖，他的作品里又有什么反映社会黑暗、迎合西方可言呢？”

科幻作家夏笳和郝景芳同龄，在她看来，世界分两种人：一种人相信世界是平的，对于大多数抱着iPhone、iPad，成长于“互联网乌托邦”里的年轻人来说，“他可以免费分享名牌大学的MOOC，可以和随便哪国朋友微信或Skype聊天，而且智能穿戴迟早会解决一切语言障碍”，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未来世界，只会更平坦、均匀、拥挤且亲密无间呢？但如果你愿意把目光放低一寸，就不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似平坦的世界中的巨大鸿沟：另一些人生活在沉重的现实引力之下，过着难以想像的生活。

但郝景芳说，有时候并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她在IMF的那一年，她的两位美国同事——华盛顿总部驻北京代表，“两个清廉自律、正直的好人”，曾让她安排一趟考察，“看看真实的中国，比如北京以外的普通地区是什么样子”。郝景芳联系到河南，河南给安排了一个县，最终他们一行人被带到当地一个“阡陌纵横、桃花盛开”的大户家里，参观了电脑监控的养猪场，看到小猪在智能化猪圈里欢快地吃着猪粮。

大户坚称，像他家这样的情况，在河南普遍得很，听得华盛顿特派员们惊异连连望向郝景芳说：“中国，原来比我们想像的更有活力！”她感到尴尬，哭笑不得地站着，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说：荒诞之地，写作发生。

一个宇宙学青年的自我修炼

郝景芳30岁出头，长发，娇小，手腕纤细，声音清脆——有时你会感觉她像某种鸟类。得知入围雨果奖那天，她发了3条朋友圈，发到第3条时自己有点不好意思，说“想来想去，惹人嫌就这一天吧”，她决定第二天起就“不再招摇”了。

这不过是她小女儿态的自省，在朋友们看来，郝景芳淡定、独立，根本不会追逐这些“泡泡”。也是科幻作家的好友陈楸帆前几天刚和郝景芳吃了顿饭，“这些天特别多人找她，采访啊、商业合作啊，还有说要当她经纪人的。她都拒掉了。”

高中的时候，郝景芳痴迷物理。科幻她也读，刘慈欣、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但这个幻想世界并不如真实的宇宙来得让她着迷。她真正为之废寝忘食的是卡尔•萨根的《暗淡蓝点》、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哲学的文论，还翻烂了一本哥本哈根学派物理学家们的随笔集——即使是海森堡、玻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普及版阐释，已经震撼了她的世界观，而读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时，她清晰记得，“傻了，头皮发麻”，“那就是一道闪电”。

郝景芳如愿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大一发生了一件小事，或许提早暗示了她后来人生轨迹的改变。“有一天，我去校外蹭一个环保主题论坛，一个教授刚讲完，我就追着人家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像外国那样做好垃圾分类？我们明明可以如何如何？Blahblah讲了一大堆。”她当时刚刚看了几本环保方面的书，其实是有点小显摆的意思，“特着急”。

教授明显没有和她探讨的兴趣。扔下一句：小姑娘，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做垃圾处理吗？“他说河北有一带村子，60万人靠垃圾处理活着，你去查查。”

她去查了，才发现：垃圾围城。不要说河北，在她家所在的清河附近，也有巨大的垃圾回收处理中心。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郝景芳特意去了一趟那个垃圾场，看见佝偻着背的男人痛苦地拉着平板三轮车，而车上的垃圾，以一种特殊的技艺，“竟然可以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她读到纽约的粪便排放：由于某些法律规定，纽约的垃圾不得入海，它们每天会被火车运送到几千公里之外的科罗拉多，那里有专人负责粪便填埋——埋在这些填埋者家乡的土地下。看到这里，郝景芳只觉得一个巨大的“凭什么”跳到眼前，这种“超级大都市特权”让她想起了自己随调动工作的父母从天津转学到北京的经历，“发现北京的功课如此简单，大学如此好考，忍不住抓住北京同学就开始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轻松快乐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特权之上的……当然，人家才不愿意听。”

对于郝景芳来说，随着她开始思考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令人绝望的不平等问题时，世界的复杂性才徐徐展开。“比如你想解决环保问题，那你还要考虑到原来的垃圾工人的失业问题。如果你想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你要考虑好他们接下来的流动性问题，而流动性问题又关联着户籍问题……总之就是最初你只解决一个问题，最后它永远都会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事情。”

22岁，郝景芳继续在清华读天体物理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黑洞的吸积——这个词描述的是物质向中央引力的流动，而当中央天体是黑洞时，吸积就会展示出它极其壮观的一面。“黑洞本身是看不见的，我研究的就是外面那一圈发光的非常炫酷的东西。”郝景芳言简意赅地说。毫无疑问，这是个炫酷的专业，“比如说在咖啡馆坐着，我可以一边远程登录，一边跟你聊天一边用笔记本监测我的超大质量黑洞”。

但不平等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她。在物理系的时候，她曾盯着美国收入分配曲线，试图用黑体分布或波尔兹曼分布去拟合。“我想知道，这样一条曲线来源于什么，它是不是意味着某种普适性，某种像粒子能量分布一样自然，自然得令人绝望的普适性。”

郝景芳最终决心转系。她想从经济学中研究不平等的根源。读中国的王朝经济史，她发现这几乎是一部与不平等斗争的历史，“大部分朝代都以均分田地、限兼并抑豪强的尝试开始，收的是人头税，但这样的局面不会维持太久，王朝早期的均质化局面早晚会被兼并浪潮席卷，中期的变法等于是承认贫富已经分化，只能让税制适应现实。但如果真要牵制住这样的经济力量，最后又会回到万分千割、停滞不前的小农经济。”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犯下许多暴力的错误，却不全是出于恶的目标。”郝景芳说。

我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

一度，郝景芳的博士论文想用一个模型来解释财富分配，“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来”，她自嘲说：学物理出身的人就是这样，对所谓问题的本质追着不放。她发现纽约大学有一个教授也在做这个，给他发信，对方劝她放弃，“发不了paper（论文），风险很大”，因为这个研究虚无缥缈，就算做出来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最终，郝景芳也放弃了，论文改写《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研究》，做中国和180多个国家双边贸易的数据分析，看“汇率、政策、加入各种地区性组织等等这些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算是有用、实际。

这也是郝景芳的一个困惑点。她写过一个叫《流浪玛厄斯》的长篇小说，里面的地球和火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地球实现了完全的自由交易，一切彻底市场化：你的东西越多人想要，价值越高，没有例外，所以像古典音乐、天体物理这类注定不能为大众分享的“公共价值”，就只能毁灭，不可能在地球上存在下去。火星则相反，是一个完全为了创造公共价值而存在的乌托邦，但它的问题是没有经济系统，随时会崩溃。

写完后，郝景芳去参加了一次《科幻世界》笔会。她把这篇小说带去给了很多人看，“真的就没人有回应”。她自我反思，认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过于宏大的意象——两个对立的经济体，但笔力不支，最终写得像篇儿女情长的校园小说。这让她非常沮丧，一度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中。直到几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唯一一封邮件反馈，这封信告诉她：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幻作家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

她破涕为笑，因为看到发件人：刘慈欣。

2014年，郝景芳博士毕业，她没有去那些坐落在国贸上空的洋气机构，而是来到了一家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地方。这是一个半官方的基金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但独立运作。郝景芳递上来的名片上印着：研究一部，项目主任。

有几年——大概也就是小说写不好、论文不对味的那几年，郝景芳觉得整个人都不对劲，“和自己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都搞不好了”。她患得患失，像一个穷途末路的文艺青年一样恐惧地想着：生活这就要来了么？还没来得及自我实现，生活这就要把我淹没了么？“越是这样越在意自我形象，别人的看法，每天都想着要怎么造一个自我形象出来满足他人，结果弄出一个粗制滥造的塑料壳子。”

加入基金会后，郝景芳做的第一个项目是贫困地区儿童每日营养加餐的社会实验。“比如有50所学校作为观察组，完全没有加餐，另外50所学校我们发放营养餐，然后一段时期后，测试学生们的生长发育情况、学习情况等等，总结成报告。”郝景芳说，基金会有通畅的建言渠道，报告直接递交给国务院，这项社会实验的最终成果是：国务院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的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亿，每个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获得每天3元的补助。

今年3月，郝景芳又见到了拉加德。在钓鱼台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基金会承办，拉加德每年都来。项目主任郝景芳很忙，除了组织会议，她手上还有一把课题，包括城镇化战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还有受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委托的财政税收预测。而不平等的问题几乎贯穿在所有研究中——“我想基金会是，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小小团体。”郝景芳说，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在同事张荆看来，郝景芳在基金会里工作出色，“她很拼命，之前做财税那个项目时几夜几夜地加班，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她认为郝景芳的动力来自于她对所做的事的价值坚信不疑，“有超过一般人的笃定”。

如果未来有可能，她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写人类数千年来是如何面对不平等、与之作战并败下阵来的。毕竟到目前为止，对不平等的宣战还未取得真正胜利。

也许要等很久以后，但郝景芳觉得自己会完成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