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引
四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它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号角正式吹响。日后,1978年被当做改革开放元年。
四十年沧桑巨变后,官方与民间有各种纪念活动。作为七零年代出生的人,我和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回顾我自己的私人生活史,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种独特纪念。
多年前曾买过的一套五卷本《私人生活史》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作家所写,记录了人类从古罗马到现代的私人生活变迁,内容庞杂,堪称百科全书。其实,私人生活有时候更能折射出时代的本相。
以下是回顾自己四十年来的私人生活变迁,算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做一个阶段性的纪念。为了方便,就以十年为期,记录私人生活的四个时代吧。
2018年9月,本文作者与儿子“锵锵”在杭州一家图书馆留影。
2.1978~1988:我的童年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作为一个出生在河南内陆固始县的孩子,我那年三岁。当时,土地还没有分到户,爸妈还要挣工分,姐姐大我三岁,刚刚读小学。从三岁到八岁(1983年),我的童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那个镇,即胡族铺乡(1998年改名为胡族铺镇)。
记得自己很早就开始放牛、放羊,甚至放鹅、放鸭,六七岁的时候就能骑在牛背上了,甚至可以帮助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印象中是1980年,我们那个村的土地才正式承包到户,自己也有了一点点关于土地分包场面的小记忆。我们那时候日常饮食的原料,主要是自家菜园里种的菜,有时候去镇上买来豆腐,偶尔有猪肉吃就是生活改善。
很快,我们家建了像样的土坯房子和土坯瓦房。那时候的冬天极为寒冷,棉袄很厚却不太保暖,棉鞋是自己家里做的。冬天,我们围在烧树枝木材的火炉烤火,每每都被烟熏得睁不开眼。
春天会到田埂上放牛,摘野果子。夏天会在水塘里洗澡游泳,记得有一次差点淹死。秋天里,热的时候晚上会在院子里乘凉,看着满天的星星。冬天则经常在结冰的水塘上滑冰。
1983年,我开始读小学。步行到村中的小学,大概半小时的样子,中间经过姥爷家,偶尔会在他家吃饭。那个时候,我们那所小学的成绩在镇上是名列前茅的。上学和放学路上,有时我和姐姐同行,后期主要和堂弟同行。
小学的我,学习是很轻松的,基本上下课前老师在黑板上抄完要做的作业题,我也差不多做完了作业。剩下的事情就是玩,小朋友主要的活动就是打架,打群架,经常打得鼻青脸肿。直到小学四年级,我才不再打架。记得那时候,自己的成绩一直不错,基本上是前几名,考初中时数学还得了99分。
1988年,我小学毕业。小学时,自己家里几乎没有书可读,偶尔到镇上的文具店借阅几本小人书或其他书籍。除了上学和做功课,剩下的时间要和姐姐一起做家务,洗碗扫地是必须的,农忙时要下地干活,不上课的时候要放羊放牛。
对我们孩子们来说,那时候的主要娱乐方式有三样。一个是听收音机,我们家里较早买了收音机,自己太小,也不大听得懂那些歌曲与戏曲。再就是看电影,爸爸经常带我去周边看电影,《少林寺》与《佐罗》有点印象,《画皮》曾经把我吓得半死。最后是看电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那个村子直到1986或者1987年才有第一台电视机,是黑白的。
我们家的电视机大概是1988年前后买的。记得《西游记》1986年首播的时候,我还是在别人家里看的。
小结:童年里没有什么大事情。家庭有一些变化,比如盖了新房子,买了电视机,电扇、自行车、缝纫机等自然没问题。大约在1983年左右,我们那里通了电。爸爸除了干农活赚钱,还会做点副业,比如贩大米、收红麻、卖春联等,家里经济谈不上宽裕,但收的稻谷却越来越多。爸妈极为辛苦且能干,在村里是庄稼汉中的一对好手。
小时候的零花钱是以分来计算的。每到过年要杀猪,春节就是大吃大喝,走亲访友。自己从来没有挨过饿,夏天西瓜是一定有的吃。蔬菜自己家菜园子有,也不需要去买太多。
对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看电视也只会看电视剧之类的,不懂得也不看新闻,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大事。
3.1988~1998:大学梦未圆
1988年,我到镇上读初中。那时候个子太矮,一度是姐姐骑车带着我上学。我从初一就住校,基本上每周回去一趟。所谓住校,其实也没有宿舍,初一到初二是住在教室里,大约七八个男生,晚上经常是点着蜡烛上自习。
1988至1991年,初中三年里,初三是在我们胡族一中度过的,那时候才认真读了几天书。之前学习成绩不错,但初三选拔考(我初一初二是在胡族铺乡小学初中部读书,初三要经过当时成立不久的乡一中选拔考才能入读)居然失利了,导致在胡族一中读初三的时候是“代培生”。
初三我还是很拼的,成绩很快跃居前列。当时,很多老师建议我考固始县高中,但是,爸妈坚持让我读师范,于是,他们把我的志愿改成了中等师范,报的是信阳师范学校(简称“信师”或“信阳师范”)。
1991年,我顺利进入信师普师班(普通师范专业)学习。信师是一所好学校,管理极为严苛,学生每天都被要求早睡早起、跑步锻炼,晚上要收看《新闻联播》,上晚自习。尤其是那里的图书馆,藏书很多。那三年,我读了不少书,一度自诩文学青年,也写了各类形式的作品,诗词、散文、戏剧小说等等皆有,毕业时积存了一大摞。
那时开始坚持记日记,其实也不叫日记,什么都记,此习惯保持多年,受益匪浅,我称之为teaching myself(自我教育)。
读师范,毕业后是要回原籍当小学或初中教师的。我读书时就开始自学中文大专课程,毕业时已经考过了9门,当时已经知道考研这档子事了,算是在心里埋下一个迟早要读一次真正的大学的种子。
1994年秋天,我到了当时的叶台中学(今胡族二中)任教。那几年,我们几个同事一直没有放弃考研的梦想。我们彼此砥砺前行,通过自学或者进入到河南教育学院读书等方式先后拿到大学专科、本科文凭,准备考研。
我也一样,在河南教育学院度过了几年时光,1998年入读了教育本科专业,其中一个目的是备考研究生。那时期的很多同事同学朋友,陆续考上研究生或在外发展的,总体来说都还不错,不少人是几十年的好朋友,经常有联系。
小结:1995年,我们家有一个大变化,从村里搬到镇上,爸妈与亲戚合办了一个石灰厂,算是基本上不种田了。姐姐1992年就到南方打工,每个月能赚几百上千元钱,还经常寄给我钱当做读书的生活费。
我在信师的补贴,最后折算成人民币约是每个月一百元。我毕业的第一个月试用期工资才224元(试用期结束也仅273元钱),拿出来一百元买了一套西装。那时候一个自行车可能要我们一个多月的工资。
到了镇上,我们先住在石灰厂,家庭经济宽裕了,就在镇上买了一块地,建了一个两层的小楼房,一家四口人过得还不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我们家的影响是:父母到镇上做生意了;姐姐到东莞厂里打工,1995年回来前已经是厂子里的小主管了(因为家里的石灰厂需要管理人员,故而辞职回乡);我则离开了教书的学校到郑州备考研究生;家里在1995年安了固定电话,初装费贵得要死,电话费也很贵。
对我来说,因为没有读过高中,所以一直未真正圆正牌的大学梦,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虽然有中文与教育两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也拿到了学位,但我依然希望能到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去读书。故而,等待我的依然是要考上研究生。
4.1998~2008:重大转折的十年
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活动,我是在河南教育学院的外语本科教室看的。那时候,我们教育学院被称为考研基地,断断续续有人考上各地的研究生,借以改变命运,在这里考上研究生的,我们戏称为“学院派”。
1998至2000年,我准备了几次试水,都没成功,目标学校是浙大,专业是法学。2000年,允许我脱产学习的胡族二中领导想让我回去上班,我找到领导商议并承诺,给我半年时间,再考一次,无论什么结果,考完后的2001年上半年我一准先回去上班。
领导很开明,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们一帮考研的人,住在郑州大学旁边的兑周村,专门备战考研。我们自习是去郑大的教室,因为管理的原因,有时候进不去。洗澡到郑大的同学那里。自己做饭,偶尔出去吃顿好的。学习之余,沿着学校旁边的河道跑步。
那是辛苦的半年,也是难忘的半年。
2001年4月,我终于如愿到浙大法学院参加了硕士生招生面试,并最终被经济法学专业录取。对我来说,几年的辛苦备考结束了,考上研究生也算是改变命运了。
2001年9月11日,到浙大报到的第二天,听说美国发生了严重恐怖袭击事件,起初以为是假的。伴随着这个事件,我们开启了新的千年,自己也进入了新的轨道。三年研究生,是基本顺利的。代课赚了不少零花钱,也买书交友,读书写作,吃喝玩乐,甚至有失败的恋爱。
2004年6月,我硕士毕业,随后到位于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的中国计量学院(2016年改名为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报到,此后一直任教至今,一度住单位的房子,挣不太高的薪水,教书育人,读书写作,日子平静如水。但是,从初中教师到大学讲师,从小镇青年到大都会一员,也算是不小的变化。
我甚至在2007年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虽然价格不高,甚至主要还是爸妈赞助的,但总算有一个自己的窝了。那地方叫星星港湾,我就住顶楼,有天窗的,可以看星星,我给它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江南连伊阁”,在这里住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写作了乱七八糟的很多杂文、随笔以及博客文章。
小结:这十年里,世界变化大,中国变化更大,个人的变化也不算小。
我个人经济上谈不上宽裕,但精神还算富足。姐姐结婚了,有孩子了,后来又在镇上盖了新房;家里的石灰厂转产了,父母也生了一些病,身体不太好了。转产后,父母盘下一小块地,算是有了固定资产。姐姐姐夫在镇上盖了新房子,父母也翻建了旧房子,买啊卖啊,转来转去,在镇上就这样安安静静过日子。
2001年,读研的第一年我就买了手机。2004年毕业前夕,买了台式电脑,从此,我的“日记”改成了电子版,如今已经到第20季了,我给那些文字起了一个名字叫《我的日夕录》。从2002年左右起,我的家人逐步都有了手机、电脑等物品,至于其他电器装备,该有的基本上都是有的。
5.2008~2018:黄金十年
从2008年开始,我逐步调整人生的规划。比如,着力解决职称的瓶颈;谋划要考博士;尤其是要成家;也包括卖了遥远的星星港湾的房子,搬到杭州市区住了一年,主要是想多接触人,与朋友来往聚会方便。
江南连伊阁的日子近乎隐居,没有课时,我甚至可以足不出户一周。买足了食物塞在冰箱里,除了下楼倒垃圾,我真的有过一周不离开那幢房子半步的经历。与世隔绝了,人可能会发霉,于是,我开始主动进入到“花花”世界。改变当然从改变住所开始。
果然,改变来的很快。离开江南连伊阁前后,我逐步有了恋人,最终有了爱人。2010年于我,大事有三件:结婚,买房,评上副教授。经济依然很紧张,甚至过着啃老的日子。但,算是成家了,也算是立业了。
2011年,一块多年的心病算是解决,我考上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学的博士生,师从林来梵教授。我曾和林师开玩笑说:如果没有读上您的博士,我可能放弃学术了。读博对我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肯定了我的人生基本方向。
2012年秋天,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给他起了一个乐感十足的名字:锵锵。2015年博士毕业,与此同时,我的太太也即将法学硕士毕业。2016年,我们再次有了变化,从下沙高教园区搬到杭州市区,卖房后买房。为了孩子未来读书,也为了双方工作事业便利,换到市区是合适的选择。太太硕士毕业后重新就业,在一家公司做法务。
从2016年开始,我们的小家庭才算正式进入到常态。常态的家庭也难免有变化,比如2017年8月,家里添了二孩,一个千金来到我们这个小家,我给她起了一个依然乐感十足的名字,叫“咚咚”。2017年,我的家庭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喜的是一个新生命降临我们家,悲的是我的姥爷(95岁高龄)和孩子的外公相继病逝。整个2017年就是在奔波劳累中度过的。
从2010年成家至今,短短八年时间,我们夫妻都再度读书深造,太太甚至重新择业;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买房子卖房子再买房子,真的很折腾,家虽然不大,但基本够住了。太太的工作基本顺利,我的事业也波澜不惊。
总会有一点点进步或变化发生,比如我从2008年左右就开始担任电台的评论员,甚至电视的评论员,一直持续至今,也偶尔在报章上写一些评论,算是一个学术之外的业余爱好。
2018年,也许因为工作太平静,甚至有点平平淡淡,期待一些变化,我申请了浙江省的“检校合作”项目。于是,2018年9月,我有了一个新的职务: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这是一个全新的岗位,虽然只是挂职一年,但也值得认真对待。新的岗位,新鲜的业务,在学习中,有进步的力量和向上的动力。
小结:这十年,我的家庭变化还是很大的:父亲与人合作开发了两栋楼,但却遭遇了小镇楼市饱和,如今还有很多房子卖不出去,还好开发的钱是利用预售筹集的,本人没有亏钱;姐姐在县城买了房子,她女儿要到县城读书,姐夫买了车子;父母也到县城买了房子。
过年的时候,我回镇上或者县城过年,都是相宜的。父母也会来杭州过年,有时候帮我们带带孩子之类。他们用自己的养老钱支持我们购房,甚至贴补家用。我们也会到太太老家绍兴过年,外婆也经常来杭州帮衬我们小家庭。
从经济上看,作为小家庭,我们这十年依然是很紧张的。杭州的房价涨得快,我们也是高价位买的,按揭压力不小。偶尔做培训与讲座,以及为媒体撰稿所得酬劳也不足所用。但是,一切都在逐步改善中。抛开经济层面的压力不谈,这十年是我的黄金十年。
总之,没有太多遗憾,但也不是十分精彩。真实的私人生活,如此而已。
6.未完的总结
1978至2018年,我个人的成长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四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所经历的的艰辛与坎坷;没有像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那样至今占据着各方面的制高点;相较于八零、九零后,我们有些传统与保守。
改革开放赐予我们机会,也赐予我们挑战。这四十年,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前后一两代人,大体没有经历战争,没有经历饥荒,没有经历动乱,日子总是总体向上的,甚至是昂扬的。这四十年,有很多不足,但,总体算是比较好的日子;有诸多不满,但人心依然充满着希望;有一些遗憾,但我们还是抱有绝大的希望。
我个人感觉,我们这代人的黄金时代基本上快结束了。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左右时代前进的力量,渐次从时代的弄潮儿、主力军变成了时代变革的参与者、享受者、见证者,甚至旁观者。
故而,未来四十年,我期待中国能有更向上的力量,更美好的未来,更健全的法治,更多呼吸的自由,普通中国人能过得更有尊严。
那时,我们这代人将进入人生的冬季。我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坐看云起云落,笑看花开花谢,静待夕阳西下。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2018年12月18日完稿于浙江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本文作者目前于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