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傅麒宁，201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同年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工作至今。

傅麒宁不想骗人。尤其是骗他的病人。然而他却“不得不骗人”。

早在他还是一名医学生的时候，一次医患沟通课上讨论一个案例：年仅25岁的年轻人不幸罹患癌症。生命将终，他的父亲要求通过截肢再延长几个月的生命。然而，病人希望能够完整地离开这个世界，却宥于父权为上的宗族信仰，难以亲自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转而请求医生劝服自己的父亲。在那次模拟谈话中，傅麒宁扮演医生，他几乎没有多想就“编”出了病情变化的理由，很容易就把“父亲”说服。父亲同意尊重孩子的意愿，不是为了让孩子躯体完整地离开世界，却是因为还相信孩子的病情会有所好转。

实际上，课堂上的演练也在医生的现实工作中不断上演。自2012年从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傅麒宁回到家乡重庆工作已近9年。在这9年中，他时常会要对病人“撒谎”。有时是为了配合病人的家人。比如不少重病患者在他所在的医院救治，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欣喜地看到病人的病情好不容易有所好转，但就在这时病人的家属突然来到医院，告诉医生，因为“没钱继续治疗”，要把病人带回家。医生“前功尽弃”，病人的病情将再度“陷入”未知不说，他还得配合病人家属共同欺骗病人，“并不是因为经济困难迫使他们弃疗回家”。

这些时候，傅麒宁会 “格外难受”。有一位病人病情严重，在手术后伤口感染，病情加重，大小便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排泄。为了减缓病人的伤痛，傅麒宁在网上不断搜寻资料，也向自己的师兄师姐一个一个咨询，最后按照一名师兄的建议，自己尝试制作了一个引流装置，成功解决了病人大小便排泄的问题。结果不久，这个病人就被家人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强行接回了家。傅麒宁“难受”，是因为“自己曾很努力地去相信一个好的结果，却发现走到一半，不得不向着来路折返，对此无能为力”。

“为什么医生要撒谎？”

一本题为《当呼气化作空气》的书启发了傅麒宁对“谎言”的思考。书的作者是一名不幸罹患肺癌的医生，他年仅三十岁。他写的一段话让傅麒宁至今印象深刻：“如果我还可以活三年，我会积极治疗，回归自己的工作岗位。如果我还可以活三个月，我会想给自己写一本回忆录。如果我还可以活三天，我想充分享受生活。”从此，傅麒宁不再相信医生有“善意的谎言”。他觉得那些为让病人保持良好心态，从而将病情的严重性擅自隐瞒的情况，都是对病人生命本身的不尊重。

在傅麒宁看来，生命在人的意识中像一条从一头出发的线。如果这条线一天被疾病一刀截断，人能否看到这条线的另一头，会决定他如何在剩下的线段里继续自己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得了绝症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却毫不自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这对他的人生会是极大的遗憾。”一篇题为《情不可欺，爱不应骗》的文章中写道，傅麒宁写道，家人和医生选择谎言，看似是为了病人好，其实不过是对自己和病人的“不够信任”，“不够信任自己，自己有能力不依靠谎言解决问题；不够信任病人，不相信他们有能力理解、接受，并判断和选择”。而这个把信任完全抛掉，纯粹用谎言架构起来的“善意”，再美也不过只是“空中楼阁”。

如果能够从病人自身的角度出发，多考虑病人内心的感受，就会发现“坦诚病情”是对待病人最好的方式。傅麒宁的父亲身体不好，他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家人。他和自己的父母常会“单刀直入”地谈起父亲的病情，更不会忌讳去谈论“死亡”。在傅麒宁看来，整个中国文化体系都在回避死亡的问题，但是死亡是所有人必须要去面对的生命环节，“死亡值得认真讨论、面对”。

傅麒宁记得2012年自己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交换的时候，台湾的医学教育有一套成熟体系，教导医生尊重病人在生命最后阶段，自行决定跟世界道别方式的自由。他仍记得在台湾的书店里，一列与医学相关的书籍中专门有一整个书架来探讨“如何面对死亡”，“当遇见家人患上绝症时该怎样去面对”。一次傅麒宁和父亲同在一辆车上，父亲对他说，“儿子，如果我死了，我不要XX”。对于父亲突然而来的“安排后事”，傅麒宁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而是回应父亲，“嗯，好。”

在傅麒宁看来，面对“惨淡的真相”比活在“虚假的希望”里好。他一位朋友的家属在医院检查出胃癌。朋友想让他站在专业医生的角度劝病人回家通过中药调理身体。傅麒宁通过咨询自己在胃肠外科工作的同事，发现病人的病情虽然早已不在早期，但仍有手术切除的机会。傅麒宁不愿以自己的职业权威配合朋友共同对病人营造出一种“吃中药可以调理好癌症”的“假象”，于是他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如果有手术机会，手术仍然是治疗首选；2.即使不手术，吃中药的钱不如用来干点别的更有价值的事情；3.不应该隐瞒患者，应该让患者自己选择。”

“告诉病人是癌症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病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这个世界放弃。当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医治他，又不对他坦白真实的病情。”傅麒宁说。

在傅麒宁看来，医生并不是大众眼里特别“赚钱”的职业，“回报与付出往往难以成正比”。选择长期留在这个行业的多数人还是出于“情怀”。在看起来“冷冰冰”的白袍背后，其实跳跃着一颗火热的心脏。

傅麒宁记得一个白天，有个16岁的小姑娘来医院做人流，她坐在椅子上事不关己地玩手机，陪同她一起过来的父亲一直在“暴跳如雷”地表示要断绝父女关系。然而当正式在手术协议上签字的时候，父亲还是很认真地询问医生各种细节，在“关系”那栏，他毫不犹豫地签上“父女”。他还记得有个年龄在20岁上下的年轻人来医院就诊，被查出患有很难治疗的病症，每次他去查房时，这个病人就抱着自己在床上痛哭。傅麒宁每次都会跟他耐心地解释病症，安慰他要乐观勇敢地面对疾病。病人后来虽然放弃了治疗，但是不久后就给傅麒宁发送了一条短信，感谢他在医院里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这些话语虽然没有给他的病症带来好转，却“帮助他认识到人生中的另一些东西”。

9年正式从医，傅麒宁有过迷惘和难受。但回忆起来，却更多的是甜蜜的记忆。他常会收到自己就诊过的病人寄来的礼物。一般都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东西，比如一篮水果或者鸡蛋，还有一些病人自己做的家乡特产。虽然礼物并不珍贵，但收到礼物的一刻，傅麒宁心中感到满满的“温暖”。

“难受与迷惘都在不断地过去。否则也不会有现在的坚持。”8年学医、9年从医，傅麒宁心中始终有一份坚守，那就是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对患者保持一份真诚的关心，给社会更多正能量的反馈。而这，正是他对“医生”这个职业，认同与自豪感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