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向东
宁向东，1983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后在电机系、经济管理学院就读，并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5年至2003年期间，先后是美国伊利诺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北京市跨世纪“百人工程”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百人工程”成员。曾任世界银行项目咨询专家和麦肯锡公司研究项目顾问。
跨国公司应该成为更有公民意识的产品供给者、采购者或生产者、制度建设者，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公民楷模
前几天应邀参加中国企业公民论坛，主办机构特意嘱咐我重点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社会责任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我欣然接受。为什么？因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进步意义重大，尤其是跨国公司要履行其社会责任，更是众所期待。
我想，在中国经济年度会议的论坛上，主办方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也恰恰体现了整个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当然也体现出了中国人对于跨国公司从心底的接纳。中国曾经长期把跨国公司当作客人，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但现在中国人开始把跨国公司当成自己的家里人了。跨国公司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分子。中国人从来对于客人都充满了善意，甚至是过分的慷慨；但对于家里人，则要求你必须承担责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要求跨国公司在中国要考虑它自己的社会责任问题。
应该看到，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跨国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值得我们期待。相比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跨国公司也有实力和影响力来发挥它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公民义务。它们不应该仅仅把中国当作一个大市场，把中国人看作是数量众多的销售对象。在21世纪，很多跨国公司会因为中国的业务而得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它们也非常有必要去思考该怎样真心实意地在中国发挥更多的社会作用。我想很坦率地说，中国人的期待其实也来自于对现状的不满。在跨国公司的很多捐助行动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很多善意，但还远远不够。我想，跨国公司起码可以在如下四个方面更加有所作为。
首先，跨国公司应像在它的母国那样去诚实地运作，成为更有公民意识的产品供给者。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吃的很多药品，都是跨国公司的产品。这些药有很多已经在海外使用多年，然后进入中国。但是，跨国公司应该清楚，中国的医疗体制与西方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以药养医的情况正在困扰中国的政府和社会。那么，跨国公司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营销策略，怎样组织它的营销队伍呢？这是有社会责任含义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经营活动。这其中社会伦理意识浓郁。我所说的“跨国公司应该成为具有公民意识的产品供给者”，就是指跨国公司应该有对终端消费者负责的意识，有对医生进行正确的药品知识传授和医德教育的意识，有跨过医生这个环节来对服药者负责的制度安排。我认为，在类似这些方面，跨国公司的工作做得还相当不够。有些公司甚至还故意隐瞒信息，甚至误导医生。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些药品在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说明书，比较其中的措辞和详细程度、副作用介绍方面的差异，读者就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我所讲的意思。
其次，跨国公司应该成为有公民意识的采购者或生产者。
我们知道，过去的跨国公司为了接近原料产地，纷纷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但这也带来了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很多的争议和批评。后来，跨国公司把一些有争议的环节留给了本地企业，采用外包生产的方式。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本地企业的污染和掠夺性生产问题，祸害并没有被彻底消除。当然，我们并不能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在跨国公司的身上，这样做其实并不公平。但是，跨国公司确实有它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这就好比你自己是一个好人，如果你的朋友有问题，你是否愿意督促他改好？我想，如果跨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作为采购者可以用诸如SA8000等国际标准来促进一些血汗工厂的改造，这总比有一天美国政府突然用这个标准来卡我们的脖子要好很多。
第三，我期望跨国公司成为一个有公民意识的制度建设者。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诸如腐败。那么，跨国公司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经营，它有没有义务去改善这个制度背景？它可以参与腐败，它可以减少腐败对自己公司的影响，但它更应该也有能力利用自己母国的制度优势，来帮助和督促中国政府减少自己的官员腐败。然而，不可讳言的是，跨国公司在这个方面的作为非常有限，甚至在一些重大的受贿案件中，总是会出现某些跨国公司的身影。为什么它在母国很有节制，在中国它却暴露了其“资本家”的本性，唯利是图，不顾社会正义呢？
最后，我还期望那些优秀的跨国公司，能够对中国企业如何做有影响力的企业公民形成楷模作用。
今年初，在胡润的慈善排行榜发布会上，有企业代表说，我拥有的都是企业的钱，我怎么可以捐出法人的钱呢？这显然是由于对企业如何做慈善的机制不了解。在这个方面，跨国公司应该说都是很有经验的。它们应该有意识地在中国市场上做出必要的演示，让中国企业了解这里面的道理和规则。比如，某些跨国公司其实可以把它们的一次董事会以及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会议搬到中国来开，并且把这个过程向中国社会公开，这一定是功德无量的。
（《清华人》200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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