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龙应台，女，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和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很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被苏联政府邀请的台湾女记者赴莫斯科访问。现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主要作品：《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女子与小人》、《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龙应台杂文精品》和《这个动荡的世界》。
我们这些在台湾长大的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一直追求社会的公平、自由、开放。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台湾的知识分子上课上得非常沉重，对于政治人物通过政治手段来改革社会有某种程度的灰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自己，还有台湾知识界一群朋友，在2005年成立了一个文化基金会，只做一件很单纯的事情，就是思想的启蒙。我们募款在台北找到了一个地点，专门举办思想沙龙，两周一聚，谈论各种国际现实问题，对年轻人谈思想、世界观及全球史。让我们意外并且惊喜的是，在台北这个小小的角落，不管题目多么冷僻，沙龙都会满场，有的人甚至坐到地板上来听。沙龙所在的地点叫做月涵堂，在台北市中心一个安静的角落，是新竹清华大学的一个办事处。地点定在这里之后，我就想弄清楚，这里为什么叫月涵堂。
这三个字是罗家伦先生所题。（五四时期的一批前辈，罗家伦、蒋梦麟、傅斯年、胡适之等，他们的著作曾对我们台湾七十年代的一代人发生过巨大影响。如果我的读者发现我的文字里有五四的影子，那就是源自他们的影响。）后来我才知道，“月涵”就是梅贻琦先生的字。我就开始觉得，应该对梅先生多一些了解。在此之前，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我开始了我的功课，而之后的结果让我发现了其中的意义所在。
我长久以来想弄清楚的一个命题，是为什么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同根同源，其根源何来？仅仅是同样的校歌、校徽？其更深层的联系点在何处？而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所在，这个点就是一个人——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先生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校长长达17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动荡的学生运动年代，曾有“十载清华，三赶校长”之说——校长任职时间都很短；而梅先生从1931年一直到西南联大时期。
1948年12月17日，蒋介石派了专机来接梅贻琦离开。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从容不迫地拿着一架打字机和两本书上了飞机，这样离开了他投注了一生精力的清华大学，到美国管理清华的庚子筹款基金。1955年他到了台北，开始筹划新竹清华大学的成立。月涵堂是他的第一个办事处。后来台湾清华大学所有的一切英才教育，都是从这个简朴而安静的房间出发的。而50年之后，我们竟然一不小心又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新的思想启蒙的基地。不得不说，有些事情是历史的巧合。
梅先生初到新竹，家眷仍留在美国。他微薄的薪水无法应付两地的开销。梅太太以62岁的高龄，不得不外出做工贴补家用，曾在衣帽工厂、首饰店里做过工，在盲童学校做过看护。而梅先生在新竹亦很艰苦，开始的时候租房做办公室，买了地之后，一直不肯买一套沙发，只肯用矮藤椅。他当时掌握着所有的庚款基金。但是他说，清华是有点钱，但要用在图书、仪器和聘请教授上。新竹清华大学很重视学生的通识教育，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一个狭窄的专才，而是一个懂得人生、关怀社会的英才。通识教育是新竹清华大学讨论得极深而且执行非常用力的一个命题。但我直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早在1941年，梅先生就透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梅先生的《大学之解》以当代的语言很好地解释了最古老的文字：“明德”与“新民”。
大学究竟所为何来？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大学不应该是一个培养官员的地方。梅先生所讲的两点，“明德”是内在的修身，修炼完整的人格；“新民”是如何关心社会而且对社会有所贡献。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他用1941年的语言与环境来解释“大学”，并认为大学生生活中最为缺乏的事即为个人之修养。原因如下：
“一曰时间不足。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于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于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无闲暇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这是他对清华大学学生的要求。当时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要学微积分，要学物理，还要上写作课，体育不及格也是不能毕业的。
如果联系两所清华大学的，只是同样的校歌校徽，那么所谓的同根同源可能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联系两所学校的，是一种精神，是无所不思、无所不言的精神，是追求民主和独立的清华精神，那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根同源。
另外一点他讲到，大学生不能自修，是因为空间之不足。“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学》一书尝极论毋自欺，必慎独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卒裹宿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砺，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发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和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和《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梅先生指出，这样的教育只会教出随波逐流、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平庸之辈。
此外，他提出通识与专识教育的轻重之分，“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即所谓的academicfreedom，即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1948年，国民政府下公函要梅先生逮捕清华的一些学生。梅先生没有把学生交出去，而是做了一件看起来很荒诞的事情。他在校园里张贴了一张极大的大字报，大意是逮捕书已送出去，但因种种原因，不能交到学生手上。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之下，梅先生居然有如此的胆魄，让人大笑之余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独立，以及梅贻琦先生所代表的清华精神之所在。
最后我想说，如果联系两所清华大学的，只是同样的校歌校徽，那么所谓的同根同源可能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联系两所学校的，是一种精神，是无所不思、无所不言的精神，是追求民主和独立的清华精神，那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根同源。
（本文根据作者在“2007年香港清华校友峰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清华人》200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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