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做梦都想不到我能进清华！我家庭出身地主，父亲因是前国民党军官而在押，又有海外关系，在那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是进不了清华的！不，是政审绝对通不过，根本上不了大学的。可恰逢1956年，周恩来总理响亮地提出“看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从而，因我在北京十九中的良好表现，于1956年暑期，考进了清华大学动力系热12班。可是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从毕业开始，政治上的歧视一直压抑着我，就连带学生去电厂实习，我这个热动教研究室主任都因政审通不过而被拒。所以注定我平凡一生，但却又在清华的护佑下尽力去拼博，终于换来了幸福的一生。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归来的杜敏学长（左）与夫人唐致美

考上清华，首先得益的是我母亲。土改后我母亲担心掌管家务大权的婆婆（我的奶奶）会经受不住即将到来的对地主分子的批斗，就早早地让刚上初三的我把老人送到北京她女儿（即我姑姑)家，却自己替杜家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这一来她不但要接受村民随时进城来揪去批斗、清算，还要遭受邻里群众和她工作的童装厂员工的批斗。回到家里，有时连腰都直不起来。这都是妹妹写信告诉我的，同时她还叮嘱我：妈妈说的，你只管好好读书，只有你书读好了，她才有希望。两年后的暑假我回去探亲时，我一进门妈妈和妺妹高兴得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直抹眼泪。还告诉我，自从我考入清华后，周围的人对妈妈的态度渐渐变了，越来越好了，到现在基本不来找妈妈的麻烦了。大家背后都议论：整个遵义市没听说有几个考上清华的呀！

毕业时，由于自己的家庭状况，有自知之明，不挑不拣，绝对服从分配！没有别的奢望，只求离母亲近一点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哪晓得，结果却是离母亲更加远的黑龙江。由于凑不齐漫长旅途的路费，决定不享受最后一次火车票对学生的探亲半价优惠了，直奔黑龙江去报到。可同宿舍的郑永亮、黄振康、邵乃辰和杨继鑫知道了我不回家的真正原因后，便凑了些钱力劝我回家看看母亲。他们的诚意，深深地感动了我，令我直掉泪！58年后的今天我都深深铭记在心。只知郑永亮已仙逝，其他同学，你们都好吗？我好想你们呀！

我们是中央决定清华、北大由五年学制延长到六年后的第一届，清华把我们当成过渡班，即五年半毕业，于1962年春节分配工作；而北大则是一步到位六年，所以我先她毕业去了东北。时值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况且正当中苏关系交恶，苏联终止对中国的援助，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令我国许多大工程都停工了。所以我到东电四公司报到后，什么事都没有，原本我那打算大干一场的火一样的热情，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好不是滋味哟！

好不容易挨到1963年，黑龙江铁力县有一个化工企业，它是利用兴安岭林区的木材资源，生产我国极需的化工产品，大部分设备都用我国还不能生产的不锈钢制成，况且主要设备都已到货，就因苏联专家拆走而停工了。中央决定，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调拨所需物料，进行大会战，力争尽快投入生产。东电四公司也接到了参与会战的任务。听到这一消息，我动了心，就主动向工程处提出申请，要求参与。工程处主任王玉河亲自接见我，并鼓励说：别的人都说下去艰苦，都躲，你却主动申请，好，不愧为清华培养出来的高才生，公司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去吧，到下面去锻炼，去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好好干吧！

下到工地后，工作紧张，生活艰苦，比预想的更甚，但我有足够思想准备，毫不后悔。我所负责的轮机工段只有一个中专刚毕业的配合我，当时，白天我要与工人一起干，夜晚我要挑灯夜战，把仅有的图纸、数据看懂并且翻译过来，并要写出次日的工作任务书，几乎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生活上呢，虽然困难时期刚过，但在东北林区却还未见复苏，主食以大碴子、高梁米为主，副食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了。长时间如此，渐觉身体有些不支，没想到，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七月中的一天，天气奇热。我们准备轮机扣大盖密封工程，这是最主要的一道工序，公司极为重视，容不得有丝毫的差异，早早就将轮机车间戒严了。得信前来参覌的人众多，大家都静静待在戒严圈外。施工现场只有总工、我、班长和一个工人。当涂完密封材料，吊车将大盖吊到空中，等候总工进行完最后检查签署后，才一声命下：扣盖！可就在此时，好端端的吊车，突然咔嚓一声竟然不动了！怎么回事？只听吊车上的女司机急得都哭了，大声呼喊：不知咋的车不动了！我一听，大事不好，大盖悬吊在半空中，一旦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太危险了！就急忙叫着班长王日晶一起快速爬上桥吊，仔细地到处检查。当我蹲在行车的两个滚桶上正仔细查看时，忽听班长大喊：这里，在这里，快过来！我一听，便猛地一下站了起来。哪知，顿时两眼冒金星，一阵眩晕，便倒在滚桶上，再绕着滚桶转了半圈，从二十米高的桥吊上摔倒在运转平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师傅们告诉我，当时全场哗然，因现场条件不好，领导当即决定立刻派人送回哈尔滨抢救，为怕我苏醒过来时会巨痛，特地打了一针吗啡才上路。

在抢救、治疗、养伤过程中，公司党政领导一直强调，清华分来学生不易，一定要全力抢救！是啊，党政领导对我的细心与周到的关怀与照顾，令我终身难忘！

好彩！我命大，头部、内脏并无损伤，只是大腿骨折，接驳好后至今右腿还短了3公分，朋友们给我取了个雅号一一地不平；还打趣说：杜敏啊，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哟！

伤愈后，领导便调我到长春的东北电力建设学校教书。“文革”期间我靠边站了，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帮凶，什么大串联、破四旧、停课闹革命、文攻武卫啦都没资格参加。既然靠边了，没人管也没事干，我便找了一位老锅炉技工、一位电焊师傅，合谋搞太阳能，我出图纸出技术，材料是从电厂施工中拉来的废料。我们搞了一个六平米的小型太阳能热水器，并修建了一个淋浴室，天气晴朗时一日可供5、6个人使用。我们请来校长、书记和老师们参观、享用、提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赏。于是校领特地批准我们再造一个八十平米的大型热水器，这可是全国首创！建成后，在半年不洗澡的东北，凭借长春冬季艳丽的光照，一千余师生能够轮流每班一周洗一次澡，这在当年的东北，可是件大新闻！上报了，我也因此被邀进京出席了全国农业工程会议，期间我特地回清华拜访了我读书时的恩师王补宣教授，向他汇报和请教了许多问题，他耐心地听，一点一点地指教并和我讨论，我获益匪浅！王先生的谆谆教诲我至今难以忘怀。没想到从刚收到的清华校友通讯复80辑上看到王先生仙逝，甚为惋惜！愿先生在天堂安息。

“文革”后期，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掌管一切大小事务。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浪潮中，我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就我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我肯定是需要“改造”的，肯定是要下去的。下乡插队要四带：带家属，带户口，带工资和带粮食关系。当我老伴所在的气象局军宣队亲自来我校商讨我俩的插队事宜时，他们明确表示：气象局革委会决定唐致美下放到榆树县插队，所以必然要把杜敏和一家人都带下去。可是，万万没料到，我们学校的工宣队队长立刻举起红宝书，坚定且大声地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除老弱病残外……’所以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杜敏是因公受伤，留下残疾，对国家有贡献，我们已经决定他不下去！”工宣队这样的明示令对方哑口无言，更令全校员工哑然。事后，工宣队还向学校透露：我们还考虑到，学校肯定是还要办下去的，你们一个小小的中专，指望清华还能给你们分配毕业生来？好好珍惜吧！就这么，我又逃过一劫。一年后，学校复课，我便升任教务科长。

2017年全家福

“文革”末期，一天等于二十年，抓革命、捉生产，复课闹革命的声浪席卷全国。洽在此时，我爱人发现自己怀孕了，她都没同我商量自己就跑到医院办理了住院做人流的手术。当她拿着诊断书回来向革委会请假时，没想到被革委会主任一顿猛批：什么？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大家都忙于大批判、促生产的时候，你却跑到医院床上去躺着？不行，不准假！无奈，她只好服从。从而保住了这个孩子。岂料这个被工宣队拯救下来的女儿，是我三个孩子中最成功的一个，她读完博士之后任职理工大学，没几年就成为教授，事业很成功，多次荣获国际大奖，她领导的实验室还被评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的一生，碌碌无为，可我们成功地培养了下一代，五个硕士一个博士(包括儿媳和两个女婿)，他们现在都事业有成，且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再回头说，孩子出生后为减轻我们的负担，我特地把远在贵州遵义的母亲接到长春来帮一下。可哪里想得到，还不到半年就被所谓革命群众检举了，说我把地主婆接来享福，说我还没有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于是革委会下令，更是把我母亲赶回了老家。

学校虽然十分器重我，但一些极左分子当道，令我处处受歧视，妈妈的被撵走，令我实在寒心了，便多方联系南调。可那年月的我真难呀！对方单位同意要我了，学校却不放；学校同意放了，对方强调出身不好又不收。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云南工业大学，幸运地遇见了我的清华师兄程玉贤，他担任电力系系主任，他坚决地告诉我：你立刻回去商调，我这里的位置永远给你留着。经过近三年的软磨硬泡，终于成功调到了昆明，担任热动教研室主任，还入了党。

1989年我年过半百后移居香港。因1979年父亲获得大赦，政府允许他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去香港，他选择了香港。之后他一再向我鼓吹：你来吧，清华的学历这里是承认的，可我从没动过心.作为党员，经过袓国多年培养，不应忘本，不应该忘掉党和国家多年来对自己的关照。可是，那个年代，四小龙之风吹得很烈，我去玩玩该可以吧？于是借着假期带着一家人，以探亲旅游之名，1988年去香港跑了一趟。一回来几个孩子首先发难了：爸，人家都争着去香港，你有这条件为什么不争取呢？的确，那时的大陆与香港相比，相去甚远！我们还处于物资短缺，还需用粮票、布票、肉票的时候，人家却物资极大丰富，什么票都不要，就认钱票；不，钱票也不要，要卡，我们从未见过的银行卡，信用卡；而且早就电气化了。于是我动心了，也就申请了。

然而到了香港才知道，没那么简单！当我去荐工时，对方一边看着我的毕业证一边喃喃地说：不会英文的学校算什么大学？充其量就是野鸡大学。我一听，气愤极了，立即站起身，夺过毕业证书回头便冲出大门。是啊，不会英文又不会广东话的我，方才知道在香港有多难啊！父亲又不能给我丝毫资助，无奈，我只好先去做小工。

没多久，我找到了一家中资企业一一光大科技公司，公司董事长是王光英，只有总经理和几位专家来自大陆，其他都是港人。接待我的人一看我的毕业证书，立刻叫我稍等，他拿着证书进去了好一阵，又带着一个人出来，给我介绍说：这是毕经理。于是毕经理问我：你从清华来？学什么的? 我回答：热能工程。他说：“我也是清华的，无线电系，受聘来这里担任专家组组长，欢迎你来咱们一起工作。”一下子我高兴得差点喊了出来，但也有些不安地说：“无线电、电视机我是外行呀，恐怕不行。”可他说：“你是刚来香港吧？你不懂，在香港你不要说不行、不懂；就是真不懂，也要说还行，试试看。这就是资本主义！你不是热专业的吗？这里真有些热处理的问题急需解决呢！”我赶紧回应：“这热可不一样，我是热能，不是热处理。”毕先生马上抢着说：“不是说了吗，试试看！”

电子管电视机的荧光屏后面，有一块上面打了上万个小孔的钢片作为栅网，需要用蒸汽对其进行黑化热处理，网上不能有半点锈斑，他们目前的成功率很低，仅能达到10%。后来我经过多次调整、改装、试验，终于把合格率提高到90%！这一成功令我在与几个港人的竞争中，站穏了脚跟。毕先生高兴地上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这不试一试就成功了吗？为清华，加油！”董事长王光英亲自接见了我，他握着我的双手说：“好啊，谢谢你，不愧是我们清华培养出来的！”这时，我毫无准备却下意识地问了一声：“王光美同志还好吗？”不料他的眼睛立刻就眨起了泪光，并使劲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还好，谢谢，谢谢你们还关心着她！”午餐时，总经理特地派人来叫我到专门宴客的小食堂，王光英特地拉我过去，坐在了他和他女儿之间。我着实有些爱宠若惊呀！

工作之余我经常给报章写点东西，除了小说、游记外，主要写了百数十篇时评和政论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快报》《明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上，其中在香港回归前我以《邓小平理论浅析》为题，连续十多天在《快报》上向港人作了推介，反响还不错。最近香港黑暴把香港搞得一塌糊涂，长达半年之久的暴乱，把这颗东方之珠毁了！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老人，我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也只能通过我的笔表示一点自己的看法。

2020年2月20日摄于香港大埔海滨公园

香港之所以会这样，我认为是一国两制的政策太宽松了，除了象征性的驻军外中央没有更多的话事权。当然，我知道回归前与英国的谈判很艰难，记得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时，邓小平坚持一国两制；割让的港岛、九龙必须与租借的新界一起归还；坚持解放军进驻。这些坚持彻底打垮了大英帝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威严，导致了她步出人大会堂时，在石级上摔了一跤的情景。凭当时的国力能谈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当然，如果当时我们有今天的国力做后盾的话，那肯定结果会不一样的。不至于在立法会上，逢中必反的泛民主派会一直那么猖狂；所谓他们美其名曰保证司法公正的终生法官都是外籍人士(只有几个是拥有香港籍和外籍的双重国籍人士)，故而出现了警察抓人，法院放人的怪现象！

再者，香港的教育是失败的，大学还用多说吗，暴乱中一些校长、老师、学生的表现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中小学又怎样？就单说说我孙女吧，她今年正好考大学，她父母不希望她出国，她本来的理想就是上中大，她父母和我们也支持。可这次暴乱中中大这番闹腾，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自然就打消了这念头。当我问她有没有继承公公、姥姥的志向去上清华或北大时，她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我惊愕！她爸甚至还加了一句：她根本不想考国内学校。我实在大感不惑！在我们眼皮底下长大的年青人都这样子，更不用说其他港人的子女了。经过进一步了解，才发现中学教材中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很少，近代史、革命史几乎没有，而许多宣扬民主、自由的东西，关于党和国家的负面信息却不少……如此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能爱中国吗？时局还没穏定，再加上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收敛，我看不到香港的前途在哪儿，也不知道希望在哪里。我们都寄希望于习主席和党中央，只有您们才能解决香港这道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