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拜信息技术之赐，图书资源的数字化使人们经由网络就可以一睹某些旧书的样态。这里所说的样态，不仅是指书的内容，也指它所呈现出的外在性状和透露出的别样信息。笔者远程访问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见到陈梦家（1911—1966）题赠梁思永（1904—1954）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其中就包含丰富的内容和信息。

思永先生惠存 陈梦家敬赠 一九五一年四月 北京

从《目录》题赠时间上看，当时的陈梦家还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重点进行甲骨文字的研究。[1]梁思永在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的任上。长期养病的梁先生此时 “虽以体弱不能出门，但仍努力积极工作。所中的具体领导工作，差不多都由他主持”。陈梦家题赠《目录》的背景大致如此。

关于《目录》的来历，据考古学家商承祚（1902—1991）哲嗣商志香覃教授介绍：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于一九四二年（误：应为一九四三年）四月为庆祝该校成立五十五周年，将父亲（指商承祚）在长沙两次考察所得之文物，于蓉城华西坝举办“长沙古器物展览”，所展出漆木、丝革、玉石、铜铁等七类二百二十余件器物，蔚为大观，均甚精美，足以反映楚地文化之精华。这种较系统地介绍长沙地区的楚文化，在全国实属罕见，影响极大，它不仅使观众耳目一新，推动楚文化研究之开展，而处于国难当头之际，通过这个展览，更可倡导民族精神，振奋民族志气。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是金陵大学第一个专门化学术研究机构，以研究弘扬中国文化，培养造就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人才为宗旨。为提升在全国的学术地位，研究所从校外延揽或函聘商承祚、吕叔湘、徐益棠等专家作为专任（特约）研究员，并创办《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发表本所成员的研究成果。抗战爆发后，研究所随校西迁，史籍与文物均告缺乏，研究人员只能走出书斋，转向田野考古，开展文物的调查、挖掘、收集和整理工作。其中，以商承祚长沙收集整理研究古器物的成绩最为学界瞩目。1938年春和1941年春，商承祚两赴长沙，在战火纷飞、交通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收集的文物安全运抵成都。这册《目录》作为研究所在成都举办“长沙古器物展览”的资料汇编，于1943年出版。

《目录》篇首《长沙古物收集之经过》介绍了商承祚在长沙实地收集古物的经过。节录如下：

二十七年春，本所随校西迁，商锡永教授由安徽婺源道经长沙，遂逗邂于其间。闻有古物出土消息，乃亲往考察，长沙城郊东南北三区均有高起之土坟，距城约十里，其中如嵩山镇之坟、浏阳门外圣经学院后之三眼塘、北门外之喻家冲均多古冢，时为人发掘，往往出漆器、铜器、革丝等物，颇具文化价值……商氏考古多年，夙为职志，闻此好消息，乃决以四月之力考其墓葬制度。又观各家所藏，图其形象，记其大小，推本追源，摩挲其间。归蓉后为《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以章长沙楚代文化，颇得社会人士好评。本所搜集该地出品计类五，凡六十六品，如漆器、铜器、玉石器、陶土器、丝革等均颇精美，足以代表楚代文化。而商氏意不自惬，复有再度入湘之举，乃于三十年春商得本校当局同意，复东行。斯时敌人正围攻长沙，我军继续抗敌，烟火弥漫，笼罩长沙。居民惶惶而商氏出入于枪林弹雨中，置生死于度外，其对长沙文化之兴趣、工作之热诚如此实有足多者。而于交通如此困难中一一运抵蓉城尤为不易。拯古物之危运，实文化事业之大幸也。计第二次所得者为类七，计百五十五品。今择其中较重之器以公诸国人，欲得其详者，可读《长沙古物闻见记》及《楚漆器集》、《长沙古器图录》（后列二书早已成稿，将由本所印行）三书。

文中所说的《长沙古物闻见记》（以下简称《闻见记》）是商承祚先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作者研究首次过长沙所收集器物的成果，作为《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的第13种著作于1938年10月在成都刊行。书成之时，商承祚请“与此书之成不无因缘”的陈梦家作叙。这里所说的“因缘”，是指1938年初，随金陵大学西迁的商承祚与入职清华国文系不久的陈梦家在长沙相遇，“一夕，值陈梦家于餐馆，百劫之余，相见逾欢。梦家曰：‘闻长沙迩岁多出古器物，曾见之邪?钱君吉甫有所藏，明晨曷同往观?’”“时闻长沙近岁多出古物，遂相约往雅礼中学……此长沙访古之始也。”此后二人就长沙古物收集整理情况还有书信往还。陈梦家为《闻见记》所作长叙称赞此书“或正旧说或创新意或因目验以定制度或援经籍以名实物，其有功于考古论史岂浅鲜哉。”并从墓制、器制、地理、币制、巫俗等方面考察，得出“长沙楚器者，战国晚期之遗物”的结论。1940年，陈先生又以“梦甲室”斋名在当年9月出版的《图书季刊》上对此书做了介绍。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梦甲室存文》未收入此文，现全文照录：

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有陈梦家叙，作者自叙，凡十六页，正文五十六页，下卷正文七十二页。全书木刻，写镌者成都杨泽，作工精美。长沙古物近十年出土者甚众，民国二十六年（误：应为二十七年）商氏旅次长沙，搜集甚富，成《长沙古器物图录》及《漆器专集》二书，因印刷困难，先以《闻见记》付刊行世，凡古物之形制考证，古物出土之传闻及其流传，皆记载详实，而其考证制度亦多所发明，实为研究战国楚器重要之著作也。卷上记墓六则，漆器十八则，木器七则，匏一则，革五则，会一则，帛二则，纸一则，黄蜡一则，松香一则，水晶玛瑙一则，琉璃一则，匋五则，泥二则。卷下记金银一则，铁一则，铜二十一则，石十则，不详其质二则，附邻邑出土铜器五则。凡附图七。其中有实物已毁失者，幸有此记载得保留其形迹之一二。原器类经作者目睹，且将来图录出版，概可信据。惟所述出土情况，因非科学发掘，皆得诸藏者掘者估者之口，或不免偶有误记之处，然其可信之程度亦在十分五六以上也。抗战以来，在自由之中国所出考古书籍，寥寥无几，此书以木刻行世，而其材料又甚可珍贵，读之令人兴无限之感慨矣。

1996年中华书局将《闻见记》和商承祚第二次过长沙所收集整理古物的《续记》重印合编为《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并将《目录》主体部分影印，作为此书的附录。商志香覃教授在《重印后记》中写道：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父亲当年曾持赠陈梦家先生，幸得父亲学生刘雨兄提供信息，姚从善先生大力协助，方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室寻获此书……

上述介绍表明，经过战火离乱、岁月洗淘和人事倥偬，《目录》已不易见。笔者网络访问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所见的这册《目录》，不排除就是当年商承祚持赠陈梦家的那一册，可以追溯其加工来源找到这册《目录》的具体所在。至于陈先生为何又将《目录》转赠梁思永先生，《目录》又是如何“化私为公”成为某个图书馆的馆藏，这些疑问都有待新史料的发现和说明。

赵锦铎：1969年出生，1996—1999年在人文学院历史系读研，毕业后到军队院校工作，现为32128部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