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编者按：时值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本刊借清华大学52级学子奚树祥先生自身回忆文章，与读者一同窥享我国一代建筑宗师的学识风采、建筑思想。

奚树祥，1933年生于上海，1952 年入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六年制），1958 年毕业；1959—1961 年在清华建筑系历史教研组进修，指导教授为梁思成和赵正之，兼任梁思成教授助理。1961—1963 年任内蒙古建筑学院（今内蒙古工业大学）教研组主任，1963—1981 年任教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1981 年任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高级顾问编辑；1983—1985 年就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及教授计划博士班，1986—1989 年任麻省理工学院东亚建筑计划客座教授，同时任SBRA 建筑师事务所资深建筑师；1987—1988年当选大波士顿地区清华校友会会长。1992—1993 年任台北季兆桐建筑师事务所总经理兼主持建筑师，1994—1997年应聘台湾金宝山任顾问。1997 年回大陆与周恺共同创办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上海分部主持人。曾任上海市建委科技委专家顾问和上海市世博会专家组组长，现已退休。

我1952 年入学清华，是院系调整后建筑系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中学时大家都怀着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报考理工科。学生们当时已熟知梁思成先生大名，慕名报考清华建筑系的同学不少，仅我所在的杭州高级中学，这一届就有四名考取。

进了清华后却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位名满全国的教授，但有关他的种种传闻却影响了我们整整六年。当时《中国建筑史》的授课老师是莫宗江教授，辅导老师是黄报青、李承祚。虽然很少见到先生，也没上过他的课。

梁先生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但他确实像神一样立在学生们的心中：任公长子、梁林佳话、营造学社、保护古都、清华创系、古建研究、李庄生活、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这些都打动着我们年轻人的心，对他十分崇敬。

系里偶尔有活动，我们才有机会见到这位身着中山装、手执拐杖、腰背微驼、笑容可掬的长者。有一年埃及建筑师代表团访华，团长被请到清华来演讲，起初汪坦老师任口译，过程中，梁先生可能感到汪老师的翻译忠实有余而生动不足，于是主动要求代劳。他语言幽默诙谐，成语信手拈来，令所有在场的师生都深为折服，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埃及教授也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这是我在清华求学六年，唯一一次领略他的风采。

梁先生对年轻人爱护有加。1958 年北京设电视台，次年要召开第一届全运会，系里许多青年教师缠着梁先生，要他送一台黑白电视给系里。这在当时属于高档消费品，对梁先生这样的一级教授，也属价格不菲，但他竟也慨然应允。

从清华园到东华门路途遥远，当时要乘学校烧木炭作动力的班车，周末进城很不方便。梁先生回国时带回一辆被学生称作“小臭虫”的Chrysler 轿车，开始自己开，后来送给清华，进城由学校派司机接送。青年教师经常“揩油”，搭他的便车。梁先生好说话，来者不拒，所以每次进城，小车都超载，挤满了年轻人。梁先生后来提起此事时笑着对我说，“开始我的小臭虫夹带小黄鱼^[1]，后来大家都变成了沙丁鱼”。梁先生说话向来幽默风趣。

无疑，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大师，但他更是一位有人情味、通人性的普通人。因为他的谦和，总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特别能团结人，上至领导下到售票员、小商贩，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1959 年，我回母校建筑历史教研室进修，有幸随侍他将近两年，从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人的不是。他爱才如命，惜才如宝。高庄教授性格孤傲，在系里有些落寂，梁先生有一次在教师会上说，“高庄教授有学问，从我起，大家让他三分”，这种气度和胸怀，使他团结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使清华建筑系人才荟集，如吴冠中、关广志、刘致平、莫宗江、吴良镛、汪坦……抗战时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约而同地先后都投奔了梁先生，成为初创清华的教学骨干。

▲建筑历史教研组开会。自右至左为奚树祥、莫宗江、吴光祖、赵正之、吴焕加

我在母校进修期间的指导教授是赵正之先生（名法参，字以行），但同时受学校安排，担任梁先生的助理，因此也有幸忝为他的学生。赵先生对元大都深有研究，但身体欠佳，所以我和梁先生的接触反而较多，除了进修外，还从系里代他收取工资和信件，基本上两三天就要去12公寓他府上一次。那时林徽因先生已谢世四年，梁先生还没有续弦，子女都不在身边，困难时期朋友们很少走动，学生们忙于功课，所以这段时间他非常寂寞。我就成了与他接触比较多的少数人之一，也因此有幸更多的受教于他。

艺术大师

梁师是一位建筑大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绘画、雕塑、戏曲、舞蹈、音乐的艺术大师。我看过他1940 年代画的建筑画，用笔流畅，挥洒自如。谈起古典音乐和音乐家，他都能如数家珍。

他常说：“不崇尚美、不追求美的建筑师不可能创造出美的建筑。” 他认为美渗透在生活各个方面，他虽不像朱光潜、蔡仪等美学家那样擅长理论，但他的生活美学感悟很深。和梁先生相处使我逐渐懂得了生活美学，知道了“处处留心皆学问”的道理，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和领悟。

梁先生精通传统的金石书画，有一次他拿出一件汉代明器和一张唐代陶俑图片要我分析。他给我上课时，常拿出汉阙、石刻、经幢、碑亭、石桥、华表、牌楼等图片，分析它们的造型和纹样，告诉我它们的年代特征。梁先生上课妙趣横生，喜欢引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诗词来解说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他的教化使我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和书本里没有的知识。

人大、政协常有庆祝或招待活动，每次送两张券，梁先生当时是单身，所以有时会带我参加。我曾见到周培源、张奚若、华罗庚等许多名人，他们误以为我是梁先生哲嗣从诫，有一次民盟“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先生又一次追问，引得他哈哈大笑，回答说：“他不是小犬从诫，是我的小助教。”

梁先生有一个评论的习惯，每次利用演出中场休息时，会在节目单上写下他的评论，对音乐、表演，甚至演员的服饰、颜色搭配和舞台美术都有许多自己的看法。

▲梁公手稿

有一次他带我去民族文化宫看芭蕾舞剧《鱼美人》，中场休息时，对我小声“吐槽”说：“张啸虎^[2]写的舞曲缺乏‘知鱼之乐'”。观演过程中，他特地把自己的小望远镜递给我，要我观察舞台上的演员，“你看她们的脖杆儿很美。脖杆儿对人体的比例很重要，太短太长都不行”。梁先生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美的精鉴在审美问题上敢于直抒己见，由此可见一斑。但正是这些追求和他率真的性格，日后给他的命运带来了灾难。

梁先生博学多闻、兴趣广泛，听他谈天说地是一种享受。他谈学术能举重若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令听者难忘。例如他发现我常搞错清朝的年号，便教我口诀“努尔哈赤皇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朗朗上口容易记住。

梁先生对北京城和故宫布局极为熟悉，形容故宫是中国的一座“高级监狱”，说有文字记载可查，每年修缮都要失踪几名工匠——他们是被宫女们私“藏”，最后又遭灭迹。他告诉我在北京一定要去逛大栅栏，体会那里的市井文化；去颐和园时应注意后山、后湖，说这一带的布局非常精彩。

有一回讨论藏式建筑，梁先生特意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例如当年文成公主是怎么进藏的，她对西藏文化的贡献。他要我去承德参观外八庙，于是我去了承德五天，回来后要我谈见闻和参观心得。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中国历史上拓拔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他在分析故宫布局时，要我从满清的礼仪制度、家庭结构和宗教信仰等几方面入手。后来我在波士顿大学接受“再教育”，写论文时就用了梁先生的这一套方法。

1960年夏天，在建研院召开有关中国建筑史稿讨论会，学校派我和吴光祖参加，我们在会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引起争论。回到学校梁先生听我说了情况之后表示，他们为出版这本书已经讨论了好几稿，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年轻人参加这种学术会议应该多听、多看、多学习，学术上要尊重刘敦桢先生的意见，把我批评了一顿。

他指导我的重点在于研究方法和工具书的利用。他要我多读《资治通鉴》，研究中国建筑必须静下心来读史料，说拾别人牙慧成不了“大家”。他发现我的古汉语基础不够扎实，读典籍有一定困难，于是指示我补课，要我“十年磨一剑”，说这是“打基础的活儿”。这对我后来研究《中国旅邸考》^[3]帮助极大。在他身边的两年是我在建筑史领域最长知识的两年。

仁者爱人

梁先生对规划教研组程应铨老师一直非常欣赏。他从美国回来后对都市规划有了新的认识，对程老师的工作更加重视。程老师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是吴良镛先生的同班同学，他才气横溢，英、俄文都很好，1956 年跟梁先生一起访问波兰，考察战后波兰的城市建设，回来后又开始自学波兰文。当时国内的城市规划大学教材就是他编写的。十分不幸，程老师因为支持“梁陈方案”以及为陈占祥、华揽洪被批判鸣不平，1957 年被打成右派。梁先生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程当时和我同住一个公寓同一层楼，他孤身一人住一间，很少与人往来，所以梁先生有时会向我了解程老师的近况。我曾受梁先生嘱托，特地上门看望程老师两次。知道程喜欢集邮，梁先生细心地让我将他搜集到的外国邮票带去给他。梁先生的关心和惠赠令困境中的程老师深受感动，一再嘱我回谢梁公。

梁先生对清华在“反右”运动中落难的教授们也很同情。钱伟长1950年代初曾在苏联《星火》杂志上发表过有关中国建筑的科普文章，当时系里有人讽刺钱为“万能博士”，对他“跨界”有非议。我和梁先生谈起此事，他反问：“大家都来关心中国建筑是值得高兴的，钱先生跨界有什么不好？”当我告诉他前几天看到钱伟长在教工食堂帮厨卖啤酒，以及听到在“除四害运动”中右派孟昭英教授上树打麻雀时，他沉默了很久。

梁先生对当时南京工学院的童寯、刘敦桢、杨廷宝、三位同辈大家怀有极高的敬意。我从他那里也听到一些有关往事。

在东北大学办建筑系时，梁先生曾与童寯先生默契合作，自己离开沈阳任职营造学社后，曾请童先生代理系务。日本侵占东北后，童先生带学生入关去上海完成学业，梁先生也曾给予支持。解放军刚进清华园，北京尚未解放时，梁先生就函邀童先生赴京共事，一起建设新北京。

杨廷宝先生和梁先生在美国宾大就读时就是同门师兄弟，说杨当时是“内韧外秀”的模范生，是他钦佩的学长。梁先生归国时，杨先生推荐他任东北大学建筑系首任主任。

刘敦桢先生和梁先生是营造学社文献部和法式部的两员主帅，关系融洽。抗战后期，刘老离开李庄去重庆任职，分手前两人促膝谈心到深夜，临别时两人抱头痛哭，依依不舍，后来每次去重庆“化缘”筹钱，都会去看望甚至住在刘家。清华学生因此也都尊称刘敦桢先生为“大刘公”^[4]。

伉俪情深

梁先生也深爱着林徽因先生。有一天晚上我去 12 公寓，他正低头在抄写林先生的诗作。我开玩笑说：“梁先生想林先生了？”他说：“是啊，如果她听医生的话还可以多活几年。”他说林先生是性情中人，重病在身本该卧床休息，但她固执，一旦有了灵感和创作冲动，不管多晚都会披衣而起秉灯疾书，一口气写完，甚至通宵达旦。说林先生写诗不完全为了发表，而是一种情感宣泄。

那天他从《诗经》谈到古诗和新诗的异同，举“椽桷之端，悉垂铃佩”，动情地背诵林老师生前的诗作《宝塔风铃》。“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诗情画意尽在朗朗声中，还说储藏室里还堆着许多林先生的手稿，自己没有精力，也没有人帮忙整理。

当时我很想自告奋勇帮梁先生，只是进修任务太重，实在没有时间，现在想来真是遗憾，其实整理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那天他还讲了很多林先生的趣事，说他在朋友中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使她赢得了众多朋友的喜爱。他说：“你别看我话多，在林先生面前我没有说话的机会，她反应之快让人无法插嘴。”他还夸林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静如淑女，动若狡兔”。当年野外调查时，男生不敢爬的梁架她都敢爬，“穿着旗袍就上去了”，任何有助于考证建筑物历史的线索遗迹，她都不会放过，再累、再险，她都不怕。1950年代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她会顶撞领导、舌战群儒。梁先生不无余悸地说：“如果林先生活到‘整风反右’，不知道能否扛得过去？”

梁师受批判时，林先生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久卧在床，但她还一直关心、同情并支持梁先生，使他能够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温暖。令梁先生难以释怀的是，林先生临终的前夜，曾要护士请梁先生到她病房，她有话说，护士因为怕影响梁先生休息，建议次日安排，不幸的是次日凌晨林先生就溘然长逝。梁先生不知林先生最后还有何牵挂或嘱咐，为此自责不已。

跨国友谊

和梁先生在一起偶尔会提到费正清夫妇，谈的最多的是 1930 年代他和林先生想去山西考察古建筑的过程。山西自古是通往塞外的交通要道，气候干燥，受战争破坏少，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所以要找古建筑只有到山西偏僻的地方去找，他们那时计划去汾阳县峪道河一带调查，恰好暑假,费正清和费慰梅在北京计划安排度假，邀梁林夫妇一起去山西度假看水磨坊^[5]，当费慰梅得知梁林考察计划后，颇为心动，和费正清商量后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先四人一起去山西暂短度假，然后跟着梁林去寻古。

▲我在帮慰梅翻译来函

▲吴良镛先生访美时我陪他去看望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

那时交通十分不便，田野考察异常幸苦。但在梁先生的讲述中，这些经历都是非常有趣的人生体验，如坐马拉大车、吃山西莜面，古庙屋檐下睡觉，和地方军阀打交道，与林先生和费正清夫妇一起爬屋顶、吸灰尘。那次山西的探古之旅，不仅给他们到来了不少古建筑新发现，也激发了慰梅对中国建筑考古的兴趣，并学会了测量方法，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梁、费两家持久的友谊。

抗战时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于武汉、长沙、昆明，一路躲避日机轰炸，历经千辛万苦，最后落脚于四川宜宾李庄。梁先生和刘敦桢先生在李庄带领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一批年轻人坚持古建筑研究。梁先生说当时的李庄只是一个人口三千的偏远小镇，一下子去了中央研究院等各单位一万多人，给李庄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当地百姓提出“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口号，克服了种种困难，养活了这么多人，为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学社当时已断了经费来源，没钱发工资，梁先生不得不经常跑重庆筹款和申请经费。在这样困苦的条件下，营造学社一直坚持调查研究，完成了李庄旋螺殿等建筑的调查报告，以及一些建筑史图片的绘制整理，甚至还靠石印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正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费正清夫妇先后从美国到重庆使馆任职，利用机会赶到李庄去看望他们，送去维生素和奶粉等。

费正清 1942 年第二次来华时，报到之前先到昆明看望清华老友，随后又经陆路和水路赶到李庄看望梁、林。费正清一路艰辛，到李庄时已精疲力尽，病倒了，只能在梁家卧床休养。梁先生说那时他累的不行，一个人要照顾两位卧床病人，要给林先生打静脉注射，还要为费正清寻医找药。

正如古诗所谓“最难风雨故人来”，他和林先生都为费正清的远道来访感到由衷欣喜和感念。刘敦桢先生甚至把家里养的唯一一只老母鸡宰了，煮了一锅鸡汤让费先生滋补身体，梁先生说费先生大病初愈胃口奇大，居然一口气把整只鸡连汤带肉都吞下肚。费先生人爱吃肉，他常去买当地著名的“李庄白肉”招待。在梁家这几天，费正清了解到当时李庄缺医少药的情况，建议林先生去美国养病，等战局稳定了再回来，被林先生婉言谢绝。

抗战胜利后，1946 年夏天梁先生代表中国参加纽约联合国大厦设计，之后去波士顿看望老友，也在剑桥费家住了几天。当时耶鲁大学邀请梁先生讲学，也有学校征求他留美执教的意愿，但他心系成立不久的清华建筑系，留美讲学的目的是为清华搜集资料，所以都婉言谢绝了。

▲梁公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时摄

解放前夕，他对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发行金圆券后的物价飞涨非常痛恨！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时费正清为好友担心，写信劝他全家赴美避难，再次被他谢绝，他要迎接新政权的诞生，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解放后不久就发生了朝鲜战争，国内开展大规模的反美运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当时国内舆论说费正清是“美国第一号特务”，从此他们断了音讯。

我 1981 年去美国时，费老告诉我，在和梁、林暂停来往的那段时间，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中国人认为他是“美国头号特务”，在美国他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认为他“亲共”而被调查，他两边都不是人。直到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1972 年费老受邀重返中国时，林先生早已谢世，梁先生一个月之前刚刚逝世，没能和挚友见上一面，成为他这次访华的最大遗憾。

拉拉“警报”

有一段时间我注意到梁先生心事重重，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和吴光祖参加一个少数人参加的生活会，听梁先生检讨和大家“帮助”梁先生在1959 年入了党，最后校党委副书记胡健总结。我因不了解情况，没吱声。结束后我不放心，陪他走回家，一路上心情沉重，不知该说什么。

过了两天我去他家，他的情绪平定下来，谈起那天的会，我说，“挖根源”时有没有必要把家庭根源讲得这么细？梁先生说，他的检查是认真的，“挖根源”就必然要涉及大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会涉及一些事。为了安慰他，我告诉他，我也犯过错误，“鸣放反右”时因为右倾，也被处分过，撤去我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谈到“鸣放反右”，他很快接过话题谈到 1957 年他也差一点“卷进去”，是市委领导及时警告了他，知道即将“反右”，所以在“鸣放”时就非常谨慎。

回忆当时，每天晚饭后，明斋东入口设有鸣放论坛，许多教授和学生都参加，人很多。距离我住的新斋很近，一天晚上跑过去看，梁先生正在台上发言，我就挤进去听，只听到他讲自己拥护党的领导，“我就是旦丁派，我就是歌德派”。所以我趁机问他，当年怎么想到要去参加这个鸣放论坛？为什么自称是旦丁、歌德？他说，自从得到预警后，他开始替那些年轻人担心，于是决心去论坛拉拉“警报”。

我曾经看过他在“反右”时，写批判钱伟长的文章。他说当年市委书记要他投入“反右”。反钱伟长是学校定下来的任务，要求教授们写批判文章和钱划清界限，当时写文章都是形势所逼。

以前我和梁师很少谈政治，这次坦率交流，使我们师生感情更加密切。有一次他感慨地跟我说：“人这一生不可能都顺，总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人要遭过罪才懂得珍惜，倒下去也就完了。”他又说“人有两只耳朵和两只眼睛，但只有一张嘴，意味着做人要多看、多听、多想、少讲。”这大概是他要与我分享的一生的感悟和教训吧。梁先生这些话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党和政府对梁先生一直是非常关心和保护的，他自己也知道，也非常感恩。无论哪次批判，他都会认真检讨自己，尽管有时会“过头”，但基本上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他始终是这个态度。细想起来，当年我自己受批判时，心态也一样，狠批自己以求过关。

关于“大屋顶”

在讨论现代中国建筑史时，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当年和他有关的“批判大屋顶运动”。

解放后，梁先生欢欣鼓舞、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思想，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和美国划清界线，主动交代了自己和费正清的关系。那时国家提倡“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他也都真心拥护。

学习文件时读到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倡导“民族文化”“中国气派”“中国特性”，“老大哥”苏联当时也在提倡“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梁先生自己长期从事中国建筑研究，对传统建筑有一种天然的偏好，对此特别拥护，认为新中国的建筑也应提倡“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实现党中央的“民族化”的要求。

当时刚刚解放，作为主管北京规划建设负责人的他，意气风发，信心满满，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想有所作为，工作非常主动，积极建言献策，为北京旧城被破坏的现象焦虑，在大小会上提出呼吁保护。他以为在积极履行党和政府赋予自己的职责。

思想改造运动后，国内又开始了对知识分子在科学、艺术、文学等方面开展批判运动，改造知识分子。

恰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工作者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建筑上的形式主义，批“尖塔”和“假古典”。我国建设部副部长周荣鑫参加了这个会，回国后配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建筑界开展了“反复古、反形式主义”的运动。

1954 年 11 月作为全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内容之一，中宣部已经开始部署，准备从经济和学术两方面批梁，次年 2 月 18 日，彭真在一次大会上不点名地批了梁先生，3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

早在此之前，从 1950 年开始，梁先生就不断和苏联专家在规划问题上发生冲突，苏联专家建议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设在旧城中心，甚至有人主张拆故宫建中央办公楼，当时他和林先生为此和彭真争，和吴晗吵，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他和海归专家陈占祥^[6]认为要采用大都市圈区域规划的观念，疏散人口，整体保护旧城，把政府中心区建到北京西侧。两人为此起草了书面的建议书——“梁陈方案”。梁先生自掏腰包印了一百多份分送政府各有关部门及首长，还给当年在团城争议中^[7]支持梁先生的周总理写了信，希望能得到总理的再度支持。

出乎他们的意料，不合时宜的“梁陈方案”虽然得到了一些专家和清华建筑系许多教师的赞同，但因为受多方因素的影响，一出台就撞到“枪口”上，遭到了抵制和批判。不明底细的梁先生开始还想抗辩，鼓励陈占祥要“继续向前走”。清华也有教师上书市委批评拆三座门。

北京市长彭真于是专门在市委召开会议，要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蒋南翔和系总支书记刘小石以及建筑系的骨干党员参加，目的是统一思想，结果教师党员黄报青^[8]首先发言唱反调，认为梁先生提倡“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没有错，彭真很生气，批评蒋南翔领导的建筑系“站到了蒋介石反动派的立场上去了”。

1954 年 11 月彭真正式提出“对建筑方面的反人民、反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作严厉的批判”，中宣部随后发出“批梁”指示，于是全国掀起了反浪费，批“大屋顶”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运动。认为梁是提倡大屋顶、搞复古、搞形式主义的“元凶”。

在严厉的批判下，梁先生负责的首都规划委员会被撤销，不再让他参与首都规划，要他接受批判。开始他想不通，想解释，后来有口莫辩，在压力下他被迫作了检讨，他说：“当时不检讨也不行，但感到很委屈，民族文化和民族形式也不是我梁某首创，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提倡过。”他还说：“当时我想不通的是北京解放前夕党派人来清华找我，说要保护好北京古城不毁于战火，怎么现在自己要拆故宫了？”

我曾问他，在1957年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承认“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的说法是自己真实的意思吗？梁先生沉默片刻说：“发言稿是我自己写的，是出自于自己的真实思想”，他解释了当时的复杂过程。

1954和1955年开始的批判都是些大道理，说他是“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代表”。当时他认为“屋顶只是一种形式，只有运用好坏，本身能有什么罪？提倡建筑的民族形式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复古主义，戴这么大一顶帽子我承受不起，虽然我作检讨，但心里是不服的”，他说当时有一种“有理说不清，无处去说理”的无奈。

彭真曾找过梁先生，给他看了一些统计资料，说明“大屋顶”在全国造成的惊人浪费，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后来在每天的读报中，看到了胡风、梁漱敏的下场。那段时间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自己成为第二个“胡风”。

后来彭真约他去家里谈话，告诉他中央已定性他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并把没让发表的批判文章给他看，他因此非常感动，觉得党还是爱护他，并没有抛弃他，他向彭真表示，毛主席挽救了他，今后要以戴罪之身，永远跟党走。

1956 年 2 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的检讨发言，历数自己的不是。第二年7月他又进一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的自污性检讨，称“自己想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要搞一个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

梁先生坦承，自己一方面要放下身段批判自己，以求得到宽恕和谅解，另一方面又说“我只是提出民族形式的设计原则，从来没有说过民族形式就一定要盖大屋顶，实际上我也不喜欢苏联生搬硬套古典的那套，我也一直反对新建筑穿西装戴瓜皮帽”，这些反映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

到了困难时期，中央作了很大的政策调整。在宽松的政治氛围下，梁先生才敢对我说出一些内心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了解大难临头时，他的真实思想。根据多次谈话记录，归纳起来，梁先生在运动中有两个认错、两个想不通和两个坚持：

两个认错：

首先由于他的唯美主义思想，过分强调了建筑的艺术性，忽略了经济性。他的主张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浪费，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浪费的原因固然许多，但他承认自己起了坏作用。

其次是自己的非政治倾向，过分强调保护，忽视了利用和政治需要。他承认自己“没有摆正和党的关系，认为党不懂建筑又要来指挥建筑，因而产生不满。党是技术发展方向的掌舵者，应该听党的”。

两个想不通：

“我一直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为什么说我要把它赶出北京？还有人说我借复古之名复辟封建，走保皇的路，我想不通”。

其次是不能把全国建筑设计上的缺点都怪罪到他身上，他说：“那是设计人员修养不够，民族形式不等同形式主义，我也从未说过民族形式就是大屋顶之类的话。”

两个坚持：

首先认为北京古城是国家重要的物质遗存，可以改造利用，但绝不能拆，拆了就是犯罪。他说过，“批判我可以，缄默不等于认同，后人会问，可以原谅不懂建筑的人，但你是研究建筑的，怎么也会点头同意？让我怎么向祖宗交代？向子孙交代？”

其次，他认为城市规划是科学，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苏联的规划要研究，西方在二战后出现的许多规划理论也应该重视。不能都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否定。

1955—1957年是梁先生一生中磨难最多、检讨最多的一段时间，他的检讨自污得厉害。但从他点点滴滴的回述中，给我的感觉，他当时的检讨并没有反映他真实的内心世界。

在梁先生历次检讨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从严解剖自己的同时，从不牵连他人。他曾说过，许多受批判的文稿内容都不是他写的，是林徽因老师加上去的^[9]。在检讨“梁陈方案”时，他也没有委过于陈，运动中他一直担心系里年轻教师受他影响而遭批判，他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故在发言中特意加上一句“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避免祸及他人。

永别

清华进修即将结束，系里曾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留在清华。开始我犹豫，因为进修的目的是为了回去开课，留下有点说不过去，况且新学校才有发展的机会。当我把这些考虑告诉梁先生时，他表示支持我回到内蒙古，说：“呼和浩特离北京不远，有机会去看你。”梁先生在我临走之前向我交代了一个课题，说呼和浩特和北京之间有个山西大同，一度是北魏首都，要我安排时间去云岗石窟研究一下希腊、印度、波斯等外来文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影响。

“文革”前期，我一直关注梁先生的情况，得知他被批斗甚至戴高帽、游街……想到他那瘦小的身躯，身上的铁马甲，怎能经得起这种折磨？我心中十分焦虑和不安，后来知道他遭难的时候，多亏林洙老师一旁照顾，为此我和费氏夫妇一样对林洙老师是充满感激的。

1972 年 1 月 9 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知道恩师谢世已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悲痛难忍，写下了以下小诗以兹纪念：

鸿著传万代，泪血诉千声。

引我青春路，今日恸恩师。

注释：

[1] 小黄鱼是指金条，抗战时通往重庆的卡车司机顺路载客，赚取外快。

[2]张啸虎作曲家，曾任清华大学音乐室主任。

[3] 1982 年《中国旅邸考》——南工学报；1982 年《中国古代的旅馆建筑》——建筑学报。

[4] “二刘公”为清华刘致平教授。

[5] 水磨坊是利用水位差带动磨盘磨粉，是山西当地节省能源的一种古老传统磨面工具。

[6] 陈占祥，中国城市规划专家，1950 年他和梁思成提出的“梁陈方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

[7] 1954 年北京在改建北海大桥方案中，在是否要保留古老团城问题上发生争执，梁思成坚持要保留北京重要建筑文物北海团城，并且给周总理写信，请求出面干预，周总理现场考察后表示支持梁先生意见，团城得以保存至今。

[8] 黄报青，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学秘书。死于“文革”。

[9] 由梁先生当时的研究生吴光祖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