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晨，出门去办公室的路上，冷风袭面，寒气逼人。进了办公室，看到了花盆中的绿植，它们很幸运，不必受到寒冷的侵袭。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它们却经历了最艰难的日子。去年四月和今年六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约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大家被迫封锁在家里处理工作，原本被精心养护的植物，滴水未浇，虽然我心有牵挂，但却无能为力。

当我重新推开办公室门时，植物已经奄奄一息。由于长期无人看管，它们都严重脱水，有的甚至完全失去了生命的气息，我不由感到一阵惋惜。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失去了往日的呵护，这些植物是多么的孤独和无助啊。所幸，它们当中一些生命力较强的，在我们的照料下又由黄转绿，起死回生；但另一些则没有那么幸运，彻底枯萎了。

时间回到二十五年前的1996年。那一年我背井离乡，到中国留学。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助，就像封城期间办公室花盆里一天天变黄的植物。在天津大学学习汉语与专业课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段难以忘却的波折。1997年，我抓住一次机会，年底转学到北京清华大学学习环境工程。

到清华后，我被安顿到留学生宿舍。宿舍是双人间，那些大一就入读清华的留学生都有自己的室友。我是半路出家，大一下学期才到清华，所以只能和自己作伴。每个留学生配置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柜和一个衣柜，当整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有一半家具就闲置了。看到了这些家具，我产生了强烈的空虚和孤独感。

当时环境工程系没有其他留学生，所以留学生中无人和我同专业。大家学习压力都很大，自顾自地埋头苦读，无暇顾及别人。另外由于语言、文化等背景差异，与中国同学的来往也不多。

我本来就是个偏内向的人，留学第一年的那段痛苦经历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于是变得更加内向了，总觉得跟其他留学生和中国同学之间没有什么交集。在留学生宿舍和班上，我都被认为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

进入二年级，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学习计算机科学的一年级留学生和我成为室友，他的家人是几代人前移居印尼的华侨。他也比较内向，而且我们学习的专业又不同，除了偶尔说两句话外，我们之间交流甚少。不过有时候早上我们会结伴出去晨跑。

在清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宿舍里还没有通网，直到第二年底，才有了电话和网络。所以闲暇之余，除了在教室和宿舍自习，在校园里逛一逛，总比闷在屋子里好，独处的感觉毕竟让人觉得沉重。

清华的校园很美，也很热闹。学生们来往于教室、图书馆、食堂，尤其是在下课后，满眼都是穿梭的自行车。有时候到学校东操和与西操看其他同学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也是一件趣事。

我们的宿舍在学校西边一角。三层的学生宿舍和学校的气象塔楼近在咫尺。我时常从宿舍走到教室，再到照澜院，再沿着生物系和图书馆南边一条穿越校区的小河（万泉河）前行，经过大礼堂，就看到我们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然后走到十食堂所在的十字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第五教室楼。漫步河边，感受着河水带来的平静，目光所及，垂柳依依，芳草萋萋，偶尔踏到掉落的枯枝发出清脆的断裂声，美妙的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

我打发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是去图书馆读书。从新图书馆一楼往南走，右边有一间英文阅览屋，再向南是文学书籍阅览室。我可以挑选喜欢的英文书阅读，但我不太敢碰中文书，因为我对自己的中文水平还没有把握。不过，我还是读了许多相对简单的中文书或中文译作，其中包括传记类型的。

在图书馆三楼西角也可以读到英文杂志和期刊，阅读的学生相对较少，当然偶尔也有人来光顾。透过那里的窗户，学校西大操场一览无余。傍晚时分，看着下课以后锻炼的学生，感到青春在涌动。通往体育场东侧的道路上，车来人往，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会在人群中发现自己熟悉的老师或同学，便想远远地打个招呼，哪怕他们多半听不到。在图书馆那方僻静的角落，我就这样倚窗而立。窗外，红墙映斜阳，烟柳飘飞絮。此情此景，永远凝固在我的记忆中。

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我的印尼室友搬到另一个房间和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了，我又回到孤零零的状态。

第三年（1999年）初，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清华合并，宿舍来了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学习陶瓷艺术的留学生。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完成一年的汉语课程后，他开始学习美术。当时他也是班上唯一的留学生。

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爱交朋友的人。在他入住期间，他的同学和朋友经常光顾我们的宿舍。由于我俩都是南亚人，很多生活习惯相仿，有时我们会在宿舍厨房一起做饭吃。在我们相处的一年里，宿舍终于不再冷清。第三年结束后，暑假他搬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老校区，开始了美术二年级的学习。开学以后，我又再次孑然一身。

四年级的（2000年）上学期，宿舍里转来了学美术的斯里兰卡留学生。他也是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了一年汉语后，来到清华学习美术。他有着相对自我的生活方式，空闲时间，他会去北京的其他学校找自己国家的留学生。

大约一年后，这个斯里兰卡留学生也搬到了中央美术学院老校区。在四年级即将结束时，又搬来一位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到学校没多久，他就结识了许多来自前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朋友。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不过我和他沟通不多——当然我和之前的斯里兰卡留学生交流也不多。很遗憾，我竟然已经忘记了他们两位的名字了。

在清华期间，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虽然印尼尊崇伊斯兰教，但印尼室友并不信教。孟加拉国室友是穆斯林人，斯里兰卡室友是佛教徒，俄罗斯室友是基督徒，而我是印度教徒。当我们住在一起时，虽然背景各不相同，但是我们选择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平共处，这让我和每个人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至今我和印尼还有孟加拉国的室友仍然通过互联网保持联系，几年前还见到了来尼泊尔旅游的孟加拉国室友。

我在清华学习期间，每年都迎来送往不同的室友，只有宿舍里放着的一盆文竹和一盆吊兰，始终陪伴左右。

1999年，结束了大二的课程，暑假开始了。

由于暑假时间较长，大部分中国学生都回家了。校园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安宁，学校的路上虽然依旧人来人往，但自行车的铃声和上下课的铃声毕竟少了许多。炎炎夏日，酷暑难耐，我们几个留学生便到清西餐厅附近的地方买西瓜消暑。

在暑假的这段时间里，一个人独处，我发现自己愈发空虚、沉闷和孤独。

养花和种果树是我从小的爱好。在到中国之前，我家种了很多花和果树，有时我会想象它们长大、开花结果的样子。后来，我读了中学，在学校里也养了许多花。

到了清华以后，我又萌生了在宿舍养花的想法。我注意到大礼堂以及学校其他一些地方会放鲜花点缀，于是四下打听哪里能买花。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生物系老馆的西侧（校医院东侧）的一个托儿所附近的苗圃可以买花。

苗圃里有各种季节性的花卉和一些常绿植物，季节性花卉的开花的时候很美，但花期一般都不超过一个季度。如果买这类植物，花期结束后就只剩下光杆了，看着很别扭，不像常绿植物，始终能够给房间带来生机。于是我决定从苗圃里买文竹和吊兰两种常绿植物。我把它们放在自行车筐里，带回了宿舍。

我骑的是一辆蓝色的自行车，这是同年级水利系的一个老挝同学帮我搞到手的。清华校园太大了，自行车是人人必备的校园交通工具。到了清华后，那位老挝同学说，他的一个老乡有一辆多余的自行车，可以给我。我当然求之不得，——尽管那是辆女式车。那辆自行车我骑了很久，可以算得上是亲密伙伴了。不过到了大四，自行车弄丢了，没法找回来。当时有一种失去朋友的伤感。

把那两盆植物带进宿舍，我仿佛多了两个室友，驱走了一丝空虚与寂寞。我把花盆放在窗台上，晚上给植物浇水，精心侍弄着它们，这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次下课回来，打开房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窗台上的文竹和吊兰，让我感觉仿佛有人在微笑着迎接我。

它们渐渐长出了新叶，叶子越来越密，越来越大。伴随着叶子的生长，绿色也日益浓郁。看着这些叶子一天天的变化，我的心中升起了一种希望，也产生出喜悦之感。老的叶子会枯掉，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发出的新叶，我认为这种小小的快乐和新奇，有时候可能对于生活有很大的意义。

和孟加拉国的室友住在一起时，他的朋友曾经来过我们的宿舍。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指着花盆问道：“如果种一些能够开花的植物而不只是绿叶植物，不是更好吗？”

我还没回答，孟加拉室友就抢着说：“我学的是美术，喜欢色彩，喜欢五颜六色的花朵。”然后，他指着我调侃道：“他是环境工程专业的，天生就喜欢绿色和绿色的植物。”我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算是点头默认。

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独处又懒得看书的时候，有时候会躺在床上盯着花盆发呆。我心里想：这些离开苗圃来到我房间的植物会不会想念苗圃里的伙伴和苗圃里的时光呢？它们会不会因为失去了苗圃的庇护，却又不能享受屋外的阳光、清风和雨露而遗憾？它们会不会因为我几天不在房间而感到孤独和寂寞？

当然，植物是没有自己的语言可以和我们交流的，但没有语言就意味着没有情感吗？如此说来，刚到中国的我，不会说汉语，和这些默默无语的植物岂不一样？

其实，我们都被一种寂寥所占领。而我，为了消除这种寂寥，把它们带到了身边。

我们与人交朋友，旅游，亲近大自然，养宠物，散步，培养许多爱好，以填补人生的孤独。也许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花在如何认识孤独以及如何处理孤独上。我们的人生也许是由我们理解和定义的孤独来定义的。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利用这种孤独，但有时孤独也可能会变得可怕。

我把这些植物带到宿舍，为房间里增加些许生机。我不知道它们来到我的房间后，是否和在苗圃一样快乐。但我希望那些植物可以对我说：因为来到你的屋子后让你更快乐一些，我们也因你的快乐而快乐。

当然，我和这些植物没法真正交流，只是头脑中的幻想而已。

在我们三层宿舍楼的南侧有一个自行车停放处。下课回到宿舍停车时，偶尔抬头的时候，我会看见窗台上的花盆。因为它们，我能轻易辨认自己的住处，这让我回忆起小时候乡村生活的场景。

农民家庭的父母会把年幼的孩子留在家里，到田里干一整天活。小家伙们会坐在窗边或屋前的门廊上，整天盯着通往农田的路，盼着父母回家。晚上，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他们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当我锁好自行车，看到窗台上的植物时，我觉得它们就像那些整天在村子里等父母的小孩一样等着我。看到我，它们的脸上顿时绽放出笑容。

冬天，室内的温暖让它们免于遭受寒冷的侵袭。不过到了春天，却没那么好运。有一次，在北京的一场春季沙尘暴中，几盆植物被从窗户缝隙挤进来的飘尘蒙上了厚厚一层灰，我不得不用心清理着叶子。其实，我并不能确定，这些植物究竟喜欢顺应自然，栉风沐雨，冷暖自知，还是愿意成为温室里的宠儿，享受主人的嘘寒问暖。

在我宿舍的窗外，正对着一棵柳树。一年四季，迥乎不同。春天，嫩芽初吐，新燕翩翩；夏天，绿阴四合，蝉鸣如嘶；秋天，柳叶飘零，莺声渐老；冬天，霜条婆娑，惊起寒鸥双双。一人一窗，四时风景，如诗如画，真是妙不可言。

相比之下，窗台上那几盆绿叶植物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我不由得想：

“它们是如何感受四季的变化的？”

“看到柳树经冬复历春，时而在霜雪中苦苦支撑，时而在阳光下尽显婀娜，它们是会怜悯，还是嫉妒？”

“与柳树相比，它们更愿意选择备受呵护带来的安全感与愉悦感吗？”

我们的成长就像这些盆栽植物。父母和老师，如苗圃园丁般努力养护着植物的幼苗。我们长大后，也不一定有机会在父母身边生活。

有一次，我和一位从事教育行业的、曾经的中学学长聊天。他说：“苗圃里的幼苗不会永远留在苗圃里，长大后它们会被移出苗圃，成为别人家里、花园或者公共场所的点缀，为环境创造美。学生们毕业后，也会离开学校，并像鲜花般努力在社会中传递他们的芬芳。园丁对花朵所能产生的芬芳比拥有花朵本身更有兴趣，同样老师也希望教过的学生能够进入社会，服务社会。他们的影响越大，老师也越感到高兴。”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宿舍里那盆文竹和吊兰的样子。我没有保存过它们的照片，在网上能够搜索到比它们更漂亮的文竹和吊兰，但是却不能唤起它们当年带给我的温馨感和亲切感。

网上找到的文竹和吊兰植物的图片

我突然发现，自己竟已记不起当年所住的房号。我只能根据住在同一留学生楼的其他同学在网上发布的宿舍生活旧照片和房间号，推测自己的房号是3211，——但不能完全确定。不过还好，我仍记得房间的电话号码。

也许，人们只记得他们想要记住的事情，而且他们想记住多少就有可能记住多少。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也会突回忆起本已淡忘的东西。

对未来的想象，于我而言就像画布上还没画的画，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涂鸦。对过去的记忆，却像挂在墙上的已经完成的画，我们可以欣赏，但却无法改变。

当我回忆起在尼泊尔之外居住得最久的那段日子和那个房间时，每每想到那两盆一进房门就能看见的植物，脸上就会情不自禁地泛起快乐的微笑。

即使是在寒冬腊月的日子，在这两盆文竹和吊兰植物的陪伴下，也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我感受到温暖与亲切。

它们就在那里，

不喜，不悲；

无论我关注与否，

它们就在那里，

寂静，陪伴；

直到分别，

它们也未曾告诉我，

即使在冬天也能留住绿色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