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疫情中不觉时间过得飞快，转瞬间就是钱绍武先生去世的周年忌日（6月9日）了，在这一年间，在传媒、报刊、追思会报道上看到了大量回忆和纪念先生的文字，有同事、同行、学生、亲友、记者以至为他的作品所感动的人们，大家推崇先生的作品、书品、画品以至人品。在这段时间里，我也经常回忆我和钱先生多年的交往，我们认识已有三十余年，在整理我为他拍的照片，研究有关他的论文、年谱及相关纪念文章之后，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个建筑师对钱先生的崇敬之情。

钱绍武先生像（2014年8月）

钱绍武先生（1928~2021）是著名的雕塑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理论家、书画家。按照国内雕塑界区分三代雕塑家的提法，第一代雕塑家是以刘开渠、萧传玖、滑田友等先生为代表，第二代雕塑家以钱绍武、潘鹤等先生为代表，而第三代则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雕塑家。我对于钱先生的初次认识了解偶然，那时中央美院校园还在北京东城区的帅府园，学院大门马路对面的一条胡同口的电线杆上立着一块木牌子，上面横写着“帅府（？）胡同居民委员会”，但这块牌子的与众不同之处是由书法家写的，后来知道就是钱绍武先生的手笔。

真正遇到钱先生则是在我们1985年承担了亚运会北郊体育中心工程建设以后，因为是我国第一次承办这种大型洲际运动会，所以上上下下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视。与过去不同的是雕塑界从工程之初就早早介入了，工程指挥部专门为雕塑创作准备了专款，并特别强调专款专用。因此在首都城雕办公室的支持下，从1986年11月雕塑家们就到指挥部来了解规划设计情况，与我们设计方进行交流，也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我得以认识了包括钱先生在内的一批雕塑家。此外当时《中国美术报》也正在进行有关环境艺术的讨论，记得1987年2月的首次“环境艺术讨论会”的会上建筑师、雕塑家、园艺家、评论家们出席，就有钱先生、王克庆、奚小彭、张绮曼、杨鸿勋、肖默、布正伟等近三十人出席。在会上还通过了“创立我国现代的环境艺术体系”的纪要，记得钱先生在会上发言时特别提到：环境艺术必须要有全局观念，眼耳鼻舌身意等方面都必须考虑周全。那年钱先生59岁，红光满面、幽默开朗、笑声不断、平易近人，被人称为“笑仙”，加上很重的江苏口音，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988年8月起开始了亚运雕塑方案的征集，记得当年11月，1989年2月进行了三轮，在数百个方案中经几轮评审，审定了一批方案。当时的征稿要求也十分宽松：“题材不限，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可以与体育有关，也可以与体育无直接关联系，也不要局限于第十一届亚运会的题材；雕塑应具有时代感和中国风格，应该有鲜明的个性，并有丰富的内涵。”所以最后审定的方案十分多样化，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宽松而包容的局面。1990年1月起各方案陆续定下放大稿，并且与我们一起多次到现场看地，决定雕塑的安放地点、安放方式、环境绿化的配合等问题。

在北郊体育中心里并没有钱先生的作品，他那时好像刚从系主任的位子退下不久，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对系里年轻雕塑家的关心和支持，对提携后进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在私下叮嘱我，对年轻雕塑家的几个探索性的作品，一定要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实现。其中的一个作品就是隋建国的作品“源”。当时隋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他被选中的两件作品之一就是“源”，我们把这件作品安放在游泳馆南侧的一个下沉广场中，广场的尺寸为70×15m，这是一件很难在室内展厅中展出的大型雕塑作品，我们设计组专门派了胡越建筑师在环境设计上予以配合，在广场中设计了一条蜿蜒如黄河形状的大卵石铺就的“枯山水”河流，隋建国回忆：“为使这江河大地更形象，我的构思是沿河放几组岩石，作为山岳，同时河流配上源头以及最后奔流入海的‘海眼’，让这一象征寓意更加完整和意味深长。”

雕塑“源”

又如展望和张德峰创作的“人行道”，是在体育中心步行东入口宽20米的列柱群中，在150米长的空间内安放了五组老、中、青、少人像，他们分处不同位置，动作表情各异，但在空间上又彼此顾盼呼应。

雕塑“人行道”

这两组雕塑一组是抽象的，一组是超写实的，完成以后反响很大。作品完成以后我也更加理解钱先生私下嘱托的深意，这是他作为系主任对学生、对年轻人所表现出的全力扶持之心。后来这几位年轻雕塑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国际雕塑界也很有影响。当然另外一点我体会利用这次亚运会为契机，也是雕塑艺术的普及和传播的极好机会，尤其是雕塑和室外公共环境紧密结合，使之作为公共艺术的特色更加突出，可能也是钱先生的深意。

不想到了几年后的1995年，我又有机会和钱先生等一众雕塑家们合作。当时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宛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宛平城的南面建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这是一次重温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历史，激励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的极好机会。当时由我们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规划及环境设计，中央美院雕塑系承担雕塑创作，那时雕塑系主任已经是隋建国教授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全景

我们在宛平城南一块三角形用地上，提出了若干方案设想，经过有关领导、艺术家的评审后，很快确定了以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主题，在规划手法上，其中碑林矩阵式的自由布局方案很快得到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支持，钱先生在评价方案时提出：“历时8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涵无比广阔，无比生动和丰富，因此用一个单体的传统式的纪念碑，是远远不够的。当建筑家马国馨提出环境规划方案时，我们多次研讨后达成共识：一种平面的、多体的环境布局规划被确定，并进一步确定为38座群雄柱体集中矗立于宛平城外的纪念地中。这种布局有序而多变，可以形成壮阔肃穆的气氛，既打破了欧洲一般性纪念碑的框框，突出了我们东方文化的特色，又能充分体现中国抗日战争规模的辽阔与壮烈。”

钱先生在介绍抗日战争群雕（1996年2月）

38尊雕塑的创作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对这种政治性极强的工程各方面都很重视，中办、中宣部、北京市委先后开过多次会议讨论审查，提出修改和改进意见，仅我参加过的会议就有几十次之多，钱先生也多次参加，因此我也有机会拍了一些他在审查现场的照片。当时钱先生已年届古稀，仍在雕塑园“日寇侵凌”、“奋起救亡”、“抗战烽火”和“正义必胜”四大板块的38尊雕塑中承担了“正义必胜”板块中的“破袭风暴”和“雪地英雄”两尊。“破袭风暴”一尊表现我军战士发动破袭战，捣毁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线，夺取敌军物资，充实我军后方，使日军处于被动的场面；而“雪地英雄”一尊则是表现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赵一曼等抗日英雄的事迹，重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艰苦悲壮写照。

“破袭风暴”

“雪地英雄”

这组雕塑群历经数年时间，在包括钱先生在内的美院老中青22位雕塑家的努力下，雕塑园在2000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155周年时举行了落成典礼，贾庆林同志发表了讲话。

钱先生和隋建国（右二）（1996年）

钱先生后来回顾这次从创作时总结了创作的六个特点：

1.不是以某个历史中心人物来表现；

2.叙事性与纪念性相结合；

3.绘画性与雕塑性的统一；

4.柱体四面与一面的统一；

5.总体气氛与细部情节的统一；

6.空间和时间的统一。

当然在这种政治性很强的集体创作中，每位雕塑家的创作既要基于个人又要超越个人，而服从于群体的整体艺术秩序。正如评论家徐恩存指出的：“雕塑家们在总体和谐氛围中，自觉行使了个人话语权力，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把中心意识形态与公众情感表达，融入具体的话语空间，为主体经验和情绪感觉重新定位，这是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从反映、表现至创造的飞跃。”“它不仅复归了个人话语，而且过渡到对新艺术话语空间的营建，这是一种重建‘新传统’的努力。”

钱先生陪中宣部徐光春（右一）、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右二）看方案

在和雕塑家钱先生合作的过程中，也加强了我对雕塑艺术的了解和认识。雕塑是一种在三维空间，通过各种加工形式，把硬质或可塑材料创作成艺术品的美学表现方式，它有着自己专用的雕塑语言。即便如此，雕塑作品仍有很大的可思维空间，允许不同的受众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尽管好的作品会形成受众的共同感受，但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应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事情，钱先生一生创作雕塑作品无数，我看到的和接触过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但也想通过自己的感受做一点解读，自然可能主观臆测的成分不少。钱先生的作品基本都是在具象范畴里或以具象造型为出发点，达到表现性的艺术效果。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人物形象的创造，这里面又有古人和今人不同的创作难度。对于现代人物来说，由于他们的形象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对受众来讲首先都要问像不像的问题，同时这些作品又常是命题作文，对雕塑家的要求和限制也比较多。而古人题材则可根据文献和资料，加上雕塑家个人的理解，作品有较大的发挥自由度。如何处理个性与共性、传统与创新，尤其是如何处理形象和意象之间的关系，正是钱先生的作品着力与高明之处。从改革开放以后到钱先生古稀之间的二十多年时间内的作品集中表现了他的最高成就。

现代人物雕像的创作我最早接触到的是1986年在闻一多先生（1899~1946）去世40周年时，在清华西区校园大礼堂西侧，闻亭之下的闻一多先生全身坐像。手持烟斗身着长衫的形象早已为大家所熟悉，钱先生在材料的运用上采用了红色花岗石，用沉思的表情表现作为诗人和学者“像园内的苍松一般工作”，表现闻一多先生的学识、才气及深藏的激情，表现“诗人的心，学者的魂”，最后钱先生还用自己奔放的书法题写了“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再现雕塑家在创作时与诗人的交流与沟通。这个作品在清华园中的位置和表现都十分突出和醒目。当然作为建筑师对于红色雕像后面黑色石墙面的处理认为并不太理想，由于墙面太高，比例未必合适，阻断了后面的山树环境，同时也使雕塑的欣赏观看角度受到了一定限制。

闻一多纪念像（1986年）

1989年钱先生为唐山李大钊公园创作的“李大钊先生（1889~1927）纪念像”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钱先生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城市雕塑的经典。我只是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纪念像的照片，就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先生方正的脸型，伸展的肩膀，表现了革命家“铁肩扛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沉稳刚直情怀，也可以看出钱先生在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石刻造像的滋养中，形意结合而又特别追求意境的理想。只是从照片看，雕像后面的常绿树高度不够，也没有修剪整理形成规整的背景，加上后来远处露出的高层建筑物也减弱了雕像的庄严仪式感。另外没有看到过雕像的侧面和背面的照片，应该说这些位置的处理对雕塑家可能会是更大的挑战。

李大钊纪念像（1991年）

2008年去现代文学馆参观时，看到了钱先生创作于1999年的“冰心像”，冰心是出生于1900年的现代女作家，23岁去美国留学时陆续和发表题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所以钱先生选用了冰心在美国时手托下巴的形象，以白色大理石暗含笔名之隐喻，而雕像基座下面放置了冰心和她丈夫吴文藻的骨灰盒，其纪念意义就更为突出了。

冰心像（1999年）

以上三组雕塑都是放于室外的，突出了作为公共艺术的价值，也是钱先生在创作中探索如何把自己的雕像作品融入生活，强调在公共空间的雕塑与当代人们的精神和现实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这些公共艺术作品必定会提升城市和建筑文化品格的追求。

在2011年参观钱先生名为《高山流水》的作品展时，他在1984年创作的“江丰头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平时人们在观赏钱先生人物作品时，这件朴实简洁的作品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当了解了主人公江丰（1910~1982）的生平经历后，就会对这件作品产生更为丰富的想象和感受。江丰是美术家、理论家、教育家、革命木刻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曾任延安鲁艺美术系主任，新中国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55年院长徐悲鸿去世后任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他坚持革命文艺，坚持现实主义美术。提倡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主张有信仰，坚持自己。但因对待中国画处理上的简单做法以及其个人性格，在1957年被定为美院“江丰反党集团”的头子，并在美院这个不到300人的单位里竟有70余人被划为右派。他于1979年重新任美院院长、文化部顾问、全国美协主席等职，在1982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面对这样一位有着传奇经历、跌宕起伏历史的美术家和老干部，我想钱先生与之是心心相通的，因为钱先生是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1989年离休的老干部（刘开渠先生还是钱先生介绍入党的），当然钱先生在文革也受到冲击，我想他对江丰的个性和遭遇肯定是有他的考虑的。所以在江丰去世后就很快创作了他的头像，在70cm高的雕像上，用朴素而敦实的手法，举重若轻，精心的创造了一位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的形象。就像钱先生所讲的：“江丰的脑袋跟石头一样，就是打不开”，使观众从中可以引起更多的联想和思考。与我拍的一张钱先生自己的照片相比，可以看出二者有十分相像之处，先生把自己都注入到作品之中了。

江丰像（1984年）

钱先生的头像（2014年8月）

2011年钱先生将他的1000件作品及财产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并在美术学院举办了题为《高山流水》的作品展，我才有机会除了前述的现代人物作品外，看到了更多的他创作的一系列古代人物。众所周知，钱先生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无锡钱氏一脉曾出了钱穆、钱锺书、钱伟长等众多名人。在中国工程院也有一位钱绍钧院士是原子实验物理学家、国家科委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我们都叫他“钱司令”，也是南方人。钱先生去世后，我问他，你们二位都姓钱，是不同辈和本家？他说不是，“这是两支钱家，他们是江苏无锡，我是浙江平湖。”深厚的学养，国学的功底等使钱先生在古代人物的创作上更为挥洒自如，得心应手。

我看到他最早的古代人物作品是1980年后创作的“杜甫像”，那是刚刚改革开放之后不久，钱先生逐步走向创作高潮的发轫之作。杜甫是盛唐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尤其是“三吏”“三别”等乐府诗，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名篇，七律“登高”被明代学者胡应麟评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他评价此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我理解钱先生正是从这点出发，抓住了“诗圣”晚年对时政痛心疾首的那种沉郁心情而进行创作的。

杜甫像（1984年）

1995年的曹雪芹肖像则采取了与杜甫像不相同的处理手法。作为《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的作者，早年锦衣玉食，雍正年间获罪抄家，居京“举家食粥酒常赊”，穷困潦倒，友人劝他“不如著书黄叶村”，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完成了巨著，约48岁时去世。钱先生自述是受到弘一法师“尽在书生倦眼中”的“倦眼”二字的启发，着重刻画饱含泪水闭起的眼睛而其他地方均处于朦胧状态。钱先生在这件作品上，明显地表现出吸取中国传统雕塑，尤其是秦汉雕刻循石造型，随形就势，不拘泥于物象的精细刻画，而着意表现其精神气质的风格和手法，从而体现圆浑厚朴之中的深邃。让人感觉与十年前的“江丰像”相比更为老到成熟并更具现代感。

曹雪芹像（1995年）

另外2000年1月在清华召开过一次由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工程的研讨，在设计介绍中，看到大厅正中安放了“孔子言志”的群雕，这也是钱先生应邀为吴先生的工程命题而做。《论语》“公冶长第五”中的“盍各言而志”的故事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钱先生在这里除了着重刻画2.5m高的孔子的形象，表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形象外，同时塑造了“暴虎冯河”、“与朋友共”的子路形象，和“贤哉回也”“愿无伐善，无施劳”的颜回形象。师生间互相问答、顾盼成趣的瞬间，成为孔子研究院这栋建筑的点睛破题之作。钱、吴二位先生的珠联璧合密切合作也由此可见。

陈子昂像（2001年）

枫桥夜泊（2004年）

钱先生对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和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1898~1986）都是十分推崇并有很深研究的。雕塑界普遍认为19世纪时，罗丹打开了通往现代雕塑艺术之门，而摩尔在20世纪则把新的雕塑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钱先生在求学时期就已研读过罗丹的《艺术论》，后来研究摩尔的创作和理论，翻译过他的文章。1986年钱先生在《文艺研究》杂志发表了“亨利·摩尔的创作方法初探”一文，我想也是他在多年研讨摩尔作品的基础上，为纪念摩尔去世而撰写的文章，钱先生认为：“亨利·摩尔的‘抽象’方法与‘纯抽象’大不相同，其实只是一种分解和综合的方法。”“他从来不搞‘纯抽象’‘冷抽象’，总是强调要传达感情和暖意，要求具有心理的、人性的因素。”我觉得摩尔1926年的“女人头像”，1922和1929年的“面具”几个作品的手法对钱先生的几座头像如“江丰像”“曹雪芹像”创作的影响痕迹明显可见，1987年创作的“女人体”表现更为突出。我们建筑界的人士对亨利·摩尔的作品大多是十分欣赏的，直到2000年10月，我们才在北海公园的室外得以欣赏到亨利·摩尔作品的真迹，记得同年11月4日还在王府井国际艺苑酒店召开了“亨利·摩尔的启示”的学术研讨会，雕塑家盛杨和评论家邵大箴等都到场主持或发言，我也以摩尔雕塑与环境的关系、与建筑的比较为内容发了言。

女人体（1987年）

钱绍武先生的书法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番的。我就是如前所述通过书法作品才知道钱先生的，而更有幸的是在和中央美院合作“宛平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工程时，多次到中央美院在大山子的临时校区开会或审稿。1996年3月23日陪港澳政协委员去中央美院审查雕塑时，正好到了钱先生的工作室，先生一把把我拉到边上一间小屋，在他的小屋中当场挥毫写了一个条幅赠我，并告诉我内容是苏轼的“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耳”，引首章钤的是朱文的“一笑”，名章钤的是朱文的“钱绍武”。

钱先生书法

当中有一段时间这件作品不知放在哪里找不到了，到最近才又找出来，所以在我手中已26年还未去装裱。后来发现钱先生曾以此句书赠过多人，想来他是十分中意与喜爱这句话。“文”字同“纹”，意思指风吹过水面后，自然会形成各种波纹，《周易》《孟子》中都提到过此句，“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也正如苏轼所论：“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从中可见钱先生崇尚自然的审美观。

钱先生作为雕塑界的前辈，承担了许多全国和北京市雕塑界的社会工作，我因参与过几个涉及公共雕塑的工程，因此后来也忝列为首雕委的委员，有机会与钱先生在一起参加首雕委的一些会议，聆听受教。记得2006年4月12日在建筑文化中心召开2004年后的城雕作品评选，要在报送的近700件城雕作品中，评选出10名优胜奖，30名佳作奖，工作量还是很大的。中午在文化中心台阶边上的餐厅吃饭，那天钱先生兴致很高，还特地打电话把年轻的何玲夫人叫来一起吃饭，席间钱先生谈了许多书法上的窍诀和趣事，据说先生在自己的各项艺术作品之中，把书法排在第一，而画作和雕塑都要往后排。我想这可能也是缘于“书为心画”，与其他作品相比，书法是更个人化、个性化的创作，可以随心所欲，不受命题、环境、需求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先生爱使用长锋羊毫，在用笔上有许多心得。加上他对碑学很有研究，所以先生的书法自成一体“钱体”，其生动奔放挥洒的风格和特征让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在当代书法界，除毛泽东、舒同等人以外，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不多。也就是那一次吃饭时见到了相传许久的何玲夫人，后来他们一起在2011年把先生的作品都捐赠给了清华大学，一时传为佳话，再后就不去说了。

神农氏（1998年）

徐悲鸿像（2004年）

前面提到钱先生的作品、书品、画品和人品为人称道，正如乾、嘉年间的画家沈宗骞所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钱先生以他终生不倦的创作和育人，得到了人们的推崇和尊敬。而先生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以为主要缘于“会通古今中外”“会通道术艺技”。会通古今中外可从先生的经历中看出，他在求学过程中，1955年回国临摹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后来又调查中国传统雕塑的传人，走访全国各地的古代雕塑和石刻，从而能“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于国外的情况，我以为钱先生留苏五年多的经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他是新中国派往苏联学习雕塑的第一位留学生，此后陆续派出的也只有董祖诒、王克庆、曹春生、司徒兆光等四人。从钱先生自己的回忆中可知道他一年级师从沙克洛夫，之后的老师有凯尔金和阿尼库申。他在苏联学习的收获是掌握了欧洲雕塑造型的基本功夫：一是对三度空间的形体理解和掌握，二是创作方面对几何体的认知和运用，三是从艺术表达技巧上分析，学到了精到的观察方法。另外回忆了他对米开朗基罗等资料的临摹，去冬宫博物馆的多次反复学习。所以他体会在学艺过程中，先要经过正规的、系统的基本造型能力的学习培养。而要成为大师，还需进一步到高水平的博物馆研习，好、坏、高、低全摆在眼前，只要细心体会、反复比较就能大大提高艺术素养，懂得窍要所在。对当时的苏联雕塑家，他只提到过穆希娜（1889-1953）和武切契奇（1908-1974），涉及苏联雕塑界的全面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则着墨极少，我以为这里面也可能是因当时的时代背景所致。

在钱先生去苏留学的时候，苏联雕塑界已经走过了曲折起伏的40年。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任命卢那察尔斯基主管文艺工作，建成了一批历史人物的纪念像。据统计在短短三年间，在全国新建起了约40座纪念碑（其中莫斯科25座，彼得格勒13座），卢那察尔斯基当时采取自由开放的政策，对此前的前卫艺术思潮如立体派、野兽派、印象派以至构成主义、至上主义等都较包容，使塔特林、马列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等前卫艺术家都能多元共存。到1932年苏共中央通过《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后，前卫艺术告一段落，前卫艺术家多出国，此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也出现了一批新的雕塑家。二战以后虽然日丹诺夫的教条主义束缚了艺术家们的手脚，但出于对卫国战争的纪念和歌颂，仍出现了许多雕塑家如托姆斯基、穆希娜、马尼泽尔、武切契奇、阿尼库申等人的成熟作品。而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的上台，创作环境又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包括对西方艺术和前卫艺术的重新思考，即便是在“现实主义”的口号之下，也出现了多样化的探索和变化。苏联这些方向和政策上的变化和调整，不但对中国的艺术界，甚至对建筑界都有很大影响。钱先生他们更是身处其中，耳闻目睹，这些见闻和经历对他后来认定现实主义创作方向，而又兼收并蓄，中西互补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只是由于此后的中苏交恶，可能容不得多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了。

孙中山像（2002年）

瞎子阿炳像（2004年）

至于“会通道术艺技”之论是指钱先生把“道”“术”“艺”“技”之间处理得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主次分明。“道”指道路、道理，指社会和人的价值标准，“朝闻道，夕死可矣”；“艺”指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真善美的追求，是对“道”的揭示。这些基本理念关乎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未来；而“术”和“技”则表示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表达、认知、创造和领悟，通过特定的语言、概念、符号和结构来加以实现和统一。钱先生正是本着“老老实实学习中西之最，堂堂正正立一家之言”走出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与此同时他十分注重艺术各门类之间的交流、吸取和贯通，他是一位全面、全能的艺术家，除雕塑、书画外，对诗词、吟诵都有研究，注重作品的音乐感、建筑感、美术感，他曾说：“书法就是具有建筑空间感的雕塑，而雕塑则是具有节奏和韵律的书法。”我在和先生合作的过程中也感受到建筑和雕塑都是表现三维空间的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都要和特定的环境发生关系，要用相似的方法来达到相同的目的，而同时这种对作品的认知和理解过程，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主观性。但作为公共空间中的雕塑艺术和公共环境的创造，先生一直在探索之中，对建筑师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后来见到钱先生已是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在大会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部分参会人员，钱先生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坐在被接见人员的第一排，我为他拍了照片，但因急于其他拍照而和他未来得及交谈，那年先生是83岁。

钱先生在人民大会堂（2011年4月）

2014年8月30日，吴良镛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人居环境艺术展，钱先生参加了开幕式，我因从延庆赶回迟到了，只能在远处人群外为先生拍了照片，不想却是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钱先生那年是86岁。

2006年，93岁的黄苗子先生曾为钱先生书法集的出版赠钱先生“鹧鸪天”词一首：

文彩风流老笑仙，锡山人物数今钱，雕龙练石真神力，戏海游天法自然。

非醉素，非张颠，我凭我手拨心弦，当其下笔擎风雨，霹雳横空欲破天。

这不仅是对钱先生的书法，同时也是对他的画作、雕塑等艺术成就的十分精准的概括，刻画了钱先生“以手写心，以气表神”的终生追求，所以这篇纪念钱先生的文字就以“我凭我手拨心弦”作为标题了。

2022年5月31日一稿

6月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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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馨：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现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会长。2002年获第二届梁思成建筑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国家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