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序

孙哲（1970届工物）

《我的求学路》是一篇带有史料性质的回忆录，讲述了一个家境贫寒的学子求学奋斗的故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人生就像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起来是回忆。 一滴水虽小，但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一个人并不孤独，因为他的命运聚焦着那个时代的缩影。”

故事所处的年代是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初期的约20个年头，那个年代，国家一穷二白，但民风淳朴，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国家面貌日新月异。文章朴实无华，忠实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状况。作者叙述了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求学过程，用大量笔墨记录了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大学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工农出身的大学生成为大学生的主流。作者在求学路上经历家境的贫寒、亲人的关爱、自身的努力、生活的节俭、党和政府的关怀和资助，成为那个时期清华大部分学生的典型经历。困难时期吃不饱饭，大学生受到国家的特别照顾，同学间互相帮助，精神状态健康向上，充满阳光和自信。读者可以从这篇文章受到启迪，那个时代的同龄人读后会感同身受，后来的年轻人读后会受到激励，增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动力。

我和杨俊林在清华读书时有交集。他1960年入学清华汽车系，本应1966年毕业，但由于文革拖到1968年才离校。我于1964年考入清华工物系，197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至1968年我和他在清华园共同生活了四年，虽不相识，但共同见证了清华园的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以及清华大学的这段发展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恢复了校友工作，2007年，我从学校管理岗位退下，调任《清华校友通讯》主编，杨俊林也成为清华校友工作的积极分子，在校友活动中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他多次为《清华校友通讯》赐稿，比如为清华百年校庆撰写的《情系清华园》和回忆同学友情的《我与王敬的相似人生路》，都是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杨俊林是师兄，我是师弟，师弟为师兄的华章作序不敢当。师兄恳切，不好推脱，就权当是我的读后感吧。

前言

人生就像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起来是回忆。

一滴水虽小，但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一个人并不孤独，因为他的命运聚焦着那个时代的缩影。

我老家是河南林县，因为父亲早逝，我和妈妈哥哥住在姥姥家，姥姥孤身一人，家里没有劳动力，妈妈无奈改嫁，我和我哥哥被迫要饭。哥哥十四岁离家当工人，我是十三岁时姥姥带我到太原投靠到姨妈家才开始上小学。要不是姥姥带我走出穷山村，要不是姨妈收留我，要不是哥哥十四岁当工人供我上学，要不是清华录取并培育我，要不是大学期间国家给我助学金，我不可能成为清华学子。所以我要感谢姥姥，感谢哥哥，感谢姨妈，更要感谢清华，感谢党和政府。

一、老君庙上小学校 ，连奔带跳三年了

在林县老家时，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家里不可能供养我上学。但是小时候看到别人的孩子在上学，非常羡慕，于是就向他们借小学课本，跟着他们学习。课本上“天亮了，鸡叫了”之类的话还记忆犹新。家里没钱买笔墨，就花一分钱买一小块墨水晶，把它放墨水瓶里化开当墨水。没有笔，就花一分钱买一个蘸水笔尖，把它绑在高粱杆上，就可以沾墨水写字了。有时候边拾柴边在地上学写字，到我1952年13岁离开林县时，我估计也能认识简单的上百个字。

上小学的我，摄于1953年前后

带红领巾的我，摄于1954年前后

白家庄小学在白家庄一个山坡上，从大姨家住的七号院到小学要爬一个山坡，穿越几条钢丝拉的煤罐车，然后再下一个陡坡，到达白家庄沟底后再上一个山坡才到老君庙。一天来回四趟很辛苦，而且还有危险，特别是穿越那几条钢丝绳，弄不好就会被卷进去。学校里一个女同学，就是在穿越钢丝绳时头发被卷进去被绞死了。从林县到了太原白家庄以后，是我三表姐方秀娥带我去报名上学的。那年表弟方文海刚好七岁，三表姐带我们俩到了白家庄老君庙的小学，接待我们的是崔莹老师。崔老师考了我几个字，我记得简单的几个字都认识，当问我“亲”字时我不认识了，于是崔老师就让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读。那时候刚解放，很多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解放了有条件了才开始上学，所以班上我虽然是13岁，但是还不算是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十七八岁，已经结婚成家。班上最小的八九岁，与最大的差了十来岁。我在班上学习一直很好，我记得我的作文被老师经常在课堂上作为范文介绍。有一次老师出的题目是“学校运动会”，我选了班级的拔河比赛，作文的第一句话是“下面就开始拔河比赛了”，老师作为开门见山的写作范例介绍给大家。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秀，所以连连跳级，二年级读完读四年级，四年级读完读六年级。到了1955年，我用三年的时间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小学毕业前几天，学校要选一个人参加太原市小学毕业生大会。选举的那一天早上，校门口有一棵手指粗干死的小树苗，我把一个小石子放在树杆上往后扳，利用树杆的弹力将小石子弹出去，这个调皮的动作，刚好被教导主任看到了，他把我批评了一顿。早上八点，全校毕业生集合到操场上，准备选举参加毕业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家提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其他班的一个女生班长，另外一个人是我。主持选举的教导主任一看有我，就拼命的让大家选举那个女生，但是大家说我学习好，字写得又好又快，所以一致选举我。教导主任看这个架势已无法改变，只好默认了。能够以一个15岁的小学毕业生到太原市参加小学毕业生大会，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会议在人民公园里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开了三天会，管吃管住，让我记住了这一个历史时刻。

小学毕业以后，一部分同学考了初中，一部分同学参加了工作。我同桌的一个女同学住八号院，叫二丫（大名韩碧贞后又改名韩敏），她就到机修厂当了工人。上学时，她和我二表哥谈恋爱，我经常为他们传递情书，但是后来没有结果。二丫长得很漂亮，听说后来嫁给机修厂一个领导，生了四个儿子。但是“文化大革命”因为她不小心摔碎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而遭到批判，弄得神智颠倒，疯疯傻傻。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和三表姐去白家庄她家看过她，她竟然还能记得我。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热情地给我烧水，用一个大茶壶里边放了很多糖烧了一大壶水，我看到既心酸又好笑，听说家里没有一样好东西，什么床啊椅子啊全部让她用锯子锯坏了。多好的二丫呀，就这样被“文化大革命”毁了。

二、孔子庙里上初中，收听敌台受处分

小学毕业以后就继续考初中，那时候全市只有15所中学，白家庄没有中学，只能考太原市的中学。市里安排，白家庄小学毕业生只能考位于太原郊区晋源县的太原二中，市里主要考虑，因为你们是从郊区来上学的，反正要住校，那就还到郊区去上学吧。太原二中位于晋源县东街的一个庙里，当时不知道叫什么庙，近期到恢复修建的晋源古城参观才知道这个庙叫文庙，即孔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白家庄到晋源县要先坐汽车到汾河西，然后再换乘到晋祠方向的公交车在晋源下来，从晋源城西门进城再走到东街的中段就到了二中。报到那天，哥哥背着行李陪我去二中报到，路上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汽车票共八毛钱。从上初中那天开始，哥哥就每个月给我15元生活费，其中9元是伙食费，还有6元是我的书本和生活费。到二中住校以后，我每个月回家一次，但是为了省那八毛钱汽车费，每次都是约好几个同学一起爬山回家。每到周六吃过中午饭后，我们从二中出发，经过义井、小虎峪、大虎峪，爬过两三个山脉，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到了白家庄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在大姨家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吃过中午饭，再沿着那条山路走回二中。

太原二中二十四班毕业照，第二排左六是我（1958.7.18）

进了二中的校门，就看到一个个的古庙，庙前古柏参天，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几个庙的后面盖有两排平房，这就是二中的教室，二中只有初中没有高中，我们那届有七八个班，我在24班。进校门的几个庙分别是校长办公室和教研组以及工会团委办公室。我们住在后面的一个庙里，庙里有两排铺板，三四十个人就一个挨一个睡在里边。说来有点儿丢人，我十五六岁了，不知道为什么晚上还经常尿床，碍于面子，第二天把铺盖一卷，别人也不知道，晚上铺好再接着睡，身体慢慢的把褥子暖干，可是，过不了一两天又尿湿了，丢人吧！不过人家说尿床的人聪明，自我安慰吧 ！

在太原二中上课的照片，第二排左一是我

我们二十四班部分同学在太原二中校门口合影，第一排左二是我

那时候二中还没有电，晚上上自习是用一个气灯作照明。气灯是用煤油作燃料，每天晚上7点至9点上自习，上自习的时候就把气灯加满油打足气点亮。你别说，一个气灯就能够把整个教室照得通亮。教室旁边有一个大操场，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全校师生到大操场做早操，那时候全国人做的都是第一套广播体操。因为没有电，没有广播音乐播送，学校里有一个乐队，每天早上做早操时就由这个乐队奏响广播体操的音乐。三顿饭都由学生食堂做好，然后由每个班分组用脸盆领回去再分发给大家。每天的生活很平静，也很有规律，可以说波澜不惊。

原太原二中已恢复为孔庙，我在孔庙门前留影（2021.5.9.）

当然也不是风平浪静的，1957年全国“反右”运动开始，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位于太原郊区农村的二中也躲不掉，以至于连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初中生也都受到冲击。运动开始时号召师生对党和领导提意见，到后来就鼓励互相揭发。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同学，是一起从小学考入二中的同班同学，有一天晚上我们俩在工会打开收音机，好奇地拨到了短波波段，听到了美国之音的广播。哪知道这个同学竟然在班上揭发我收听美国之音，然后班上组织全班同学对我进行铺天盖地的猛烈批斗，言词之激厉，场面之紧张难以形容。有同学甚至上纲上线到说我与台湾派来的特务有联系，等等。因为我是团员，最后团委给了我一个严重警告处分，档案里保存着这个处分资料，这个莫名其妙的包袱让我背了一辈子，心中受到很大伤害。幸运的是考高中和大学还没受到太大的影响。

三、两年高中在十中，考取清华拔头名

1958年秋季，我初中毕业了，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学校里保送我上高中。那个年代是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大跃进，就连教育也大跃进，有的学校把高中三年制改为两年制。当时太原市有15所中学，最好的中学算太原五中，我就报考了太原五中两年制高中。因为1957年哥哥已经结婚成家，嫂子还在林县老家，虽然还没有小孩儿，但是哥哥的负担毕竟重了。哥哥希望我能够考一个师范或者技校，因为这类学校不需要交学费，还管伙食费。我跟哥哥说，人家保送我上高中，而且高中只有两年，哥哥心软，只好同意我上高中了。那时候各个学校都在抢优秀生源，我的档案到了教育局以后，被太原十中抢去了。太原十中在太原市15所中学中只能排在十三四名，我拿到通知后很不高兴，立即去找太原市教育局交涉。教育局说，只要十中同意放人，我们就给你调到五中。于是我又跑到十中教导处交涉。他们说，我们都已安排好，不可能放你走，看来想调到五中的可能性没有了。我当时报的是二年制理科班，可是十中又把我分到了文科班，其实我文科很好，但是我想文科是可以自学的，而理科自学就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报了理科。我又找十中的教导主任要求把我调到理科班，教导主任说，可能是因为你的考试成绩不太好，所以分到了文科班。我问主任说，你知道我考多少分吗？他回答我说，当然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是保送来的，他只好写了一个条子：同意杨俊林从文科班调到理科班。于是我便到了十中的高十班开始了两年制的高中学习。哥哥继续每个月给我十五元生活费，九块钱交伙食费，六元作为书本费和生活零花钱。

十中位于解放路，对面就是省政府，旁边是人民市场，北面不远处有一个解放电影院，比较繁华。但是十中对学生管理很严，除了星期三、六下午和礼拜天以外是不允许学生出校门的。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然后到街上进行长跑，出校门以后，沿着解放路跑到大南门往东，再从五一路沿柳巷跑回学校。上午和下午的课排得也很满，四点半以后就到操场锻炼。吃过晚饭以后七点至九点钟上晚自习，走读的同学也必须到学校上晚自习。晚上九点半熄灯睡觉，班主任经常到九点半以后，看到哪个寝室没有熄灯还在讲话，他就在外边喊：睡觉啦！不许讲话啦！

住校的同学都在食堂吃饭，每到开饭时，各班分组值日的同学就会拿脸盆端一盆菜一盆饭到大饭厅，十个人一组围在一起分配到每个人吃饭。伙食虽然并不好，但是都能吃饱，学生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着。三年的高中课程要压缩到两年上完，可想而知学习压力是比较重的，因此一年以后，有一些学生成绩就跟不上了，学校决定淘汰一部分人转到三年制高中学习。原来两年制高中文理科各有两个班，即原来文科的八、九班和理科的十、十一班，经调整合并为文理各一个班，即八、九班。另外两个班改成三年制高中。我仍然在二年制理科高九班。

课程的安排是紧张的，每周六天，语文、政治、数理化，俄语，一节课接着一节课，每天的课都安排得满满的。但是即使这样，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也躲不过。毛主席号召大炼钢铁，“为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争取15年超过英国，50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响彻云霄。学校的大操场支起了高炉，各家把锅拿来砸碎丢进碳火燃烧的高炉，砸碎的铁锅融化了，但是出来的是一堆废铁，人力物力财力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毛主席的号召，谁都不敢抗拒，重在参与嘛！就算是交学费了。那时候粮食短缺，老师和学生就搞小球藻，但是也是一事无成，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

为了让大家走红专道路，学校为每一个班级配备了从外面聘请来的工人、干部当红专班主任，他们只管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什么课也不上。我学习很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但是并不让班主任待见，他们喜欢那些学习并不好但听话的团支部书记等。

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1960年就要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以后是参加工作还是考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按我的学习成绩考一个大学是没问题，但是经济上的负担必须面对，因为哥哥已负担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按照哥哥的意见，希望我能够参加工作减少他的负担，但是我又不甘心放弃考一个大学的机会。我跟哥哥保证，我一定要考一个有名的大学，名牌大学助学金肯定高，可以减少哥哥的经济负担，如果考不上，我就参加工作。我虽然学习一直不错，考一般的大学肯定没问题，但是让我保证能考上名牌大学，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面对现实，只能一搏了。

我报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当时允许报五个志愿，而且必须报一个师范类学校。以下四个志愿我分别报了北京钢铁学院、哈工大、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班主任说，北京师范大学不算师范类学校，我跟他说，明明是师范大学怎么不算呢！他没有办法只好默认。其实我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只是觉得只要出省到北京就好，而且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在山西招的名额有限，只有十个名额。招生的专业也有限，因为那时候有一部中苏合拍的电影《风从东方来》，受这部电影中水利工程师形象的影响，我就填报了清华水利系。但是班主任后来私下给我改了志愿，改成了清华大学农机学院汽车拖拉机专业。那年高考分三类报考，分别是理工、文史和农医。我们高中是理科班，当然报的都是理工类专业。班上也有的同学报农医的，但是因为我们高中理科班不学生物，所以他们在毕业之后又自学了生物，有几个同学都考了医学院。

1960年是个大跃进的招生年，录取率很高，达到了110% 以上，仅次于1958年的120%。也就是说，当年的毕业生全部报考录取还不够，还要录取部分往年的毕业生，所以班上报考的全部同学，不管是大学还是大专，好赖都有学上。但是到了第二年的1961年，录取比例急剧下降到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就很难考了。

7月中旬，考试结束了，一共六门功课，分别是语文、数理化、俄语和政治。我自我感觉考的不错。语文只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大跃进中的新事物》，作文是我的强项，而且我是事先作了猜题写作练习，题目被我猜中，得分一定很高。数理化也是我的强项，我感到答题很轻松。政治也应该没问题。俄语只算一半的成绩，成绩多少影响不大，所以我觉得考上一个已报志愿的大学没问题。

太原十中高九班毕业照，第三排右六是我

距收到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我选择了打工，工作是拉板车，每天从位于大南门的迎泽公园地方拉黄土到北门外，行程大概有20里路，拉一车给五块钱，我每天只能拉一趟，一个月下来差不多挣了150多块。

到了8月中旬，班上其他同学都拿到了各种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我仍然没有看到通知书的踪迹，心里十分烦闷，每天在宿舍里蒙头睡大觉，实际上也睡不着。到了8月18日，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同学罗忠义，拿着厚厚的一个通知书信封跑到宿舍高兴地喊我，“大个儿（在班上我个子高，他叫我大个儿 ），清华大学的通知书来了。”我蹭地一下从被窝里跳下床，打开那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有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新生欢迎书、行李标签、新生报到注意事项等资料，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要知道，这是太原十中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那时候对清华的录取，十中学校并没有过多的反应，要放到现在，十中早就把我捧上天了。

太原十中自我破天荒地考上清华以后，这个落后的学校就开始发达了，差不多每年都有同学考上重点院校，慢慢地追赶上太原最好的太原五中。太原十中也受到省市的重视，上世纪80年代，校名改为“山西省实验中学”，原校址改为初中部，在新开发的小店区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山西省实验中学”，2012年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该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受到了礼宾式的待遇。

我和王敬（左）应邀参加山西省实验中学建校六十周年校庆（2012.9.）

太原十中，重建改为山西省实验中学初中部（2021.5.）

清华录取通知书拿到了，我开始准备到北京上学了。首先用打工的钱花50元购买了一个大的帆布箱放所有的衣物及生活用品，另外卷了一个铺盖，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分别贴上了录取通知书内的行李标签，并按照报到日期花12元购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9月1日左右，我到了北京站，一出站就看到广场上“清华大学新生接待站”一幅醒目的大横幅。我快步走向前去，几个工作人员看了我的报到证，热情地把我的行李接过来，带我一起进了校车。一个小时以后清华大学的校门映在眼帘，别提我的心情有多么激动了！我的梦想实现了，从此我的人生路将被改变。

四、清华八年多磨难，四清文革来纠缠

进了清华园以后，我申请了助学金，批给我每月17.5元的助学金，最高是19.5，我拿的是二等，对我来说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那个年代是不需要交学费的，只要考上了大学，基本都能上得起学。1960年之前，每个大学生的伙食费规定是12.5元，毛主席亲自关心，把大学生的伙食费提高到了15.5元。平常也就是每个月再花几块钱生活费，然后再买些书和文具，也花不了几块钱。从考入清华以后，哥哥每个月只要给我五块钱就可以了，大大地减轻了他的负担。

那个年代，一般大学是五年制，个别的有四年的，只有清华是六年制，我读小学和中学加起来才八年，读大学却要六年，学校是想让我们多学点儿知识，心里不高兴，但是还是能接受的。后来因文革的影响，在清华呆了八年，在如今，硕士博士都毕业了，这就是当年争考清华的好处！

走进清华园开心得不得了，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名由毛主席亲自题写，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徽挂在胸前很是荣耀，有点趾高气扬的样子。不像有些差的大学，校徽发下来学生都不好意思戴。学校面积很大，刚进校那几天我和同学到校园里转游，走到校西南的森林一带，竟然找不到回去的路。从南校门进来路东有很大一片空地，空荡荡的，还有的农户就住在路边，因为这片原来都是农田。原来清华园东边有一条从北京通往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因为限制了清华向东扩展，周总理亲自批准将铁路东移两公里，使校园的面积增加了很多。为了一个学校的发展，总理亲自批示让铁路改道这还是很少有的事。面积扩大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发，所以从南校门进来看到一片荒地和农户就不稀奇了。以至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工宣队进校以后发现这里还有300多亩没开发的荒地，于是说太浪费了，就让学生在这里种起了麦子。学校面积扩大了，但是又没有钱开发，包括东区的中央主楼也只盖了一大半停下来了。这个主楼规模很大，很壮观，我们进校时只有东西主楼建成使用，中央主搂盖了十层，因没有资金就停下来了，文革时期这里成了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接待站。整个校园显得空空荡荡，有点儿杂乱，所以当时形容清华园是一大二脏。不像现在，清华园已经被评为世界14所最美校园之一，亚洲仅此一所 。

1960考入清华以后，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物资极度贫乏，买什么东西都要票，买布要布票，买粮油肉蛋糖更要票。买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等工业品要工业券，所有的东西都定量供应，而且数量很少。例如布每个人每年六尺，只够做一条裤子；油每个人每月二两，肉每个月每人半斤，糖每个人每月半斤，连豆腐、豆腐干都要票。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这样规定的，每100斤三个人分，到了班上就要按男同学女同学和饭量大小进行分配。一般女同学都是每人每月30斤，男同学从32—36斤不等，我因为个子比较高，所以给我36斤。我们在食堂吃饭，学校怕每个人吃饭控制不住，避免前半个月吃得多，后半月没饭吃，就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定量表，每天早晨二两、中午晚上各四两，保证每天都有饭吃饿不死，想多吃也不行。那时候粗粮多细粮少，一般是90%是粗粮，都是些玉米面和红薯面窝窝头。特别是红薯面窝窝头，二两一个又黑又小，我们叫它“小二黑”。白面大米算细粮，大米每人每个月才有两斤，到有大米的时候我能够吃六两，但是到吃窝头的时候就只能吃四两。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因为参加了文工团军乐队，住到了文工团。文工团有自己的专用食堂，学校对文工团和体育代表队特别照顾，文工团每个人每个月还有四元伙食补贴，体育代表队每人每月有5至11元的伙食补贴，相比之下，生活好多了。

报考清华大学志愿时，班主任把我改成了农机学院。所谓的农机学院其实只有一个汽车拖拉机专业，这个专业最早是属于机械系，后来又归属于动力机械系。1960年，学校为了响应毛主席大办农业机械化的号召，把这个专业拎出来，专门成立了农机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专业，连成为一个系的资格都不够，根本不够成立学院的资格。所以，过了不到一年，又改成农机系，但还是跟动力系在一起合署办公。这个系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改成了汽车系，近几年又改成了车辆与运载学院。清华是一个紧跟时代和政治的学校，跟着时代跑吧！

走进学校，第一堂课就来到了平谷县参加农业劳动，这里还在办人民公社大食堂，粮食很少，每天三顿饭就是吃红薯，一斤粮食换五斤红薯，可想而知是吃不饱的。从平谷劳动两个多月回来以后，接着又到延庆县的八达岭下面植树，那个地方是清华的一个别墅，离八达岭长城很近，但是那个时候只顾着上山植树，累得要死，哪有欣赏万里长城的心思。在那里植树一个星期左右，回学校开始上课，什么小球藻啊，土壤的结构啊，都不是什么正经课，可见学校对新建的农机学院没有什么准备，这一学期差不多就这样混过去了。

汽六一班1960年12月在八达岭植树时合影，当时住在八达岭脚下的清华别墅（现在叫三堡基地）

真正的课程是从大一下学期开始的，先是学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微积分、画法几何，以及俄语、政治经济学等基础课，接着又学了电工基础、材料力学、理论力学、机械制图、机械零件、机械零件制造、机械原理等专业基础课。后来又学了水力学、热力学、传热学、汽车拖拉机构造、发动机原理、汽化器等专业课。上课分大课和小课，大课是几个相近专业的班200人左右一起上，由教授或讲师上；小课是分一个小班约30人左右上，由助教辅导做练习和答疑。一直到1965年上学期总共学了五十六门课。课程是繁重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有个别人因跟不上而留级的。

清华大学每个班都没有专门的教室，也没有班主任，所以每天背个书包满校园跑，东区到西区教室离得很远，课间二十分钟上厕所都来不及。每个星期周一至周六白天上课，晚上上晚自习。上晚自习有的到教室，有的到图书馆，有的就在宿舍，全都靠自己，你不去上课也不去上晚自习也没人管，只要你考试能通过就行。期末课程考试一般分考试和考核两种，补考也不及格者可能会留级。所以星期天图书馆早上门口也有很多人排队去抢座位自习，因为这里学习环境很好，庞大的图书馆鸦雀无声，好像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到。

1961年的五一，我在二校门前留影，那时正值困难时期，1米8的个子只有110斤

除了在学校上课外，学校还根据课程的需要安排做一些实验和课程设计及实习。有一些实习是在学校里进行的，例如金工、焊接、驾驶实习等。有一些实习是要到工厂去的。

1964 年我们班到洛阳拖拉机厂实习，实习结束后我和王敬一起回太原，回家路上我们路过华山决定爬华山。一路上陪伴我们的唯一行李是一张单人破草席。走到哪儿，往地上一铺就是我们的床铺。爬华山了，总不能还背着它吧。看到华山火车站前面有晒衣服的铁丝，有了，我灵机一动，就把草席往上一晒，既不会丢，又把草席晒干了。王敬直夸是个好主意。

1964 年 7 月，汽六一班洛阳拖拉机厂实习时与师傅合影（后排右五是我）

华山又陡又险，十分难爬。但那时我们毕竟年轻，爬起来并不费劲。路上碰到一个60多岁的老道士背着三四十斤粮食很轻快地就超过了我们，他说他每天都要背一趟，我们听了十分惊讶，脚下也暗暗地紧跟老道士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就发现有一大石壁上篆刻“回心石”三个大字。为什么起名“回心石”呢？原来，这里距山门口已五公里之多，虽然一直走在峪道，但坡陡路长，人却很累，到这里才算真正开始上山，况且眼前就是又陡又长、又窄的千尺幢，百尺峡，势如刀削，天开一线。不少人爬到这里就累得气喘吁吁，到此常常畏险不前，因而原道返回，因而取名“回心”。果然在前面有两个少年坐在那儿想放弃继续爬山了。过去一问，原来就是山脚下的华山中学学生。我上去对他们说，小伙子，起来，一起爬。两个中学生一看我们身上的校徽，兴奋地叫起来，你们是清华大学的啊，走，我们跟你们爬。就这样，前面是老道士，我们四个在后边紧跟，说说笑笑不一会儿就到了北峰了。1964年7月19日，我俩在北峰留下了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与王敬（左）在华山北峰合影

北峰是华山最矮的一座峰，接着我们四个人又一起爬了东峰、西峰和中峰。爬完这三座峰已是下午三点多，从早上六点到现在还没吃一点东西，肚子饿得咕咕叫。两个中学生约我俩今晚住到他们学校去。我俩求之不得，高兴得三步并作两步走，四个人一起向山下奔去。

到了，眼前就是他们的华山中学，在华山脚下几间平房构成的一个很简陋的山村中学。醒目地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在教室和宿舍窗台上都放满了窝窝头和玉米面饼，有的已经发霉。不用问，我俩已知道他们每天在吃什么。中学生告诉我们，他们离家二十几里路，每周回去背一次干粮，吃的时候到锅炉房蒸一下，再喝点盐开水。天天如此。听到此，我俩的心都酸了，语哽……

他们领我们到了他们宿舍，这天是星期天，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了，他们叫我俩睡在他俩的床上先休息，然后就出去弄吃的了。真神，不一会他们俩端进来热腾腾的小米稀饭和烙饼让我俩吃，他俩却掉头走了。饿了，吃吧，真是狼吞虎咽。吃饱了又美美地睡了一觉。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是沾了清华这块牌子的光。要知道全国的中学生对清华是何等的向往和崇拜啊！也没问这两个中学生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考上清华，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愿他们一生平安。

一觉醒来已是大天亮，依依惜别了两个中学生我们继续上路。在华山车站上车，顺便又带上那张仍晒在站前铁丝上的破草席。几个小时后，我们俩在临汾下车，去看一个大专毕业后分到这里的叫孟庆瑞的同学。不凑巧，那位同学不在，我们又无钱住旅店。晚上把席子一铺，就在临汾街上一个电影院门前的台阶上呼呼睡起来。到了后半夜，当我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两个警察把我们叫醒了。警察问我们为什么睡这里，我们说没钱。他看我们是两个大学生，就苦笑了一下，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就走了。我俩继续做各自的美梦……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五年过去了，最后一年是毕业设计。班上的同学分成不同的课题参加毕业设计，有的到北京齿轮厂，有的到洛阳拖拉机厂，我和马永山、王敬两位同学一起，毕业设计的题目是国防科工委下达的：设计一个单人飞行器，要求飞行器背在身上飞到敌后去执行侦查任务，两个小时后返回。这个课题有点悬，因为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飞行器，直到五十年后的近两年才看到有这种飞行器的报道。但是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教我们发动机原理的蔡祖京老师指导下，我们三个人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的去北京各大图书馆找资料，有的到工厂科研所调研，像模像样地干起来了。

毕业设计搞了两个月纸上谈兵，正当我们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接学校通知，所有大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下乡去搞“四清”，所以我们仓促结束了毕业设计，来到了北京延庆县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我是和文工团一起参加“四清”的，我被分配到永宁公社和平街大队当副队长。和平街大队位于永宁镇，学校文工团来参加“四清”的同学都在永宁镇大队。这里的条件相比其他农村要好一些，文工团在永宁镇设有食堂，下到各个大队农户中吃派饭的队员在农民家经常吃不饱，就可以到食堂去改善一下伙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书记是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是延庆县“四清”工作团团长，他也住在永宁镇招待所。一次我回北京外调，他让我给他带两斤茄子和两斤西红柿，因为是冬季，当时西红柿和茄子的价格都是每斤八毛钱，一般人是吃不起的。

队员是轮流到农户家吃派饭，每天交给农户三毛钱一斤粮票，吃住在农户家。吃的很差，每天都是稀饭加玉米面饼，这还是对工作队员照顾的，老乡们吃的更差，因此经常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农户家的小孩儿就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给他留点儿吃的。看起来三毛钱不多，但是对于农民没有什么收入的情况下，有这三毛钱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高兴的，所以他们很喜欢我们到他家吃派饭。晚上就住在农户家的土炕上，冬天太冷，睡觉前就在土炕下面烧点儿柴火，让炕稍微暖和些。由于几个月在农户家住不洗澡，每个人的内衣内裤上全部长满了虱子。

在农村搞“四清”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是要发动一场运动，打掉农村干部多吃多占的风气，所以在全国发起了这么一场运动。我们下乡以后，就按照上面的部署，让所有大队的干部全部上楼“洗澡”，就是让他们交代问题，要社员们对他们进行揭发，所以队员们很忙，白天要跟农户们一起下地劳动，晚上还要开阶级斗争会。“四清”运动没日没夜地进行，大队干部书记、队长、会计整天在交代问题，接受村民们的批判，弄得他们灰溜溜的，谁也不愿意再干这个大队干部。我们从1965年十月底到农村，现在已经到了1966年5月底，时间已经过去了七个月，要知道我们是这一年的6月份毕业，“四清”运动还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正当我们还在犹豫“四清”运动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的批判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揭发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一夜之间已铺天盖地贴满全校，原有的学校体制已经全乱了。身在乡下“四清”的人们突然变了另一副模样，立即召开全大队村民大会，也不管大队干部的四清还是四不清了，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当大队干部了，由工作队乱点鸳鸯谱宣布了大队干部的组成人员，随后就上了返校的大客车，“四清”运动不结束也得结束了。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运行，大客车进了清华园在二校门停下来，从客车上就可以看到校园里到处都是揪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场面。一下车，我们四清工作队的一个队员立即抓住我们的正队长牛振东批斗起来，可谓是迫不及待。

学校在宿舍旁边的澡堂下面，支起炉灶，把直径近两米的大锅水烧开，让同学们用来烫长满虱子的内衣内裤。七个多月没洗澡了，洗个澡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校内的高音喇叭不断地响起“最高指示”的声音。大礼堂周围也搭起了大字报专栏，看大字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口号声、呼叫声不绝于耳，校园里已经没有平静的地方，你想好好休息是不可能的。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了百万红卫兵造反派，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掀起了全国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的高潮。清华园最典型的破四旧事件是推倒二校门。

1966年8月24日，12所中学为主的红卫兵杀气腾腾地开进清华大学将二校门夷为平地，鞭打着“黑帮分子”搬运清理，又蜂拥至教师住宅区去抄家批斗，校园里一片“红色恐怖”。1967年5月，在二校门原址树立起由副统帅题词的伟人塑像，引领了全国各地的大建领袖塑像的滚滚热潮。1991年清华校庆80周年之际，在清华校友捐助下，二校门得以原址重建。重建的二校门虽然仍然典雅庄重，但永远弥补不了清华人心中的伤痛。

我和汽六五的余志远（左）在二校门原址留影

与此同时，红卫兵开始进行全国性大串联。1966年8月29日，我拿到了一张开往广州的卧铺票，是学校红卫兵造反总部发的，我便初次投入到免费大串联的大军中去了。车上人挤人，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是人，过道上、车厢交接处水泄不通，我睡在中铺悠闲地目睹着从未见过的场景。正在得意之际，一个身穿半旧军服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拿着皮带指着我问，你是什么出身？我如实回答：贫农，他通过了，我继续在卧铺上享受。他转身又问另一个人睡在卧铺上的人什么出身？那个人看来也老实，回答说，中农。红卫兵对他说：下来，下来！他指着站他身边的一个人说，让这个贫农出身的人上去睡。就这样，那个中农下来了，贫农上去了。那个时代是说真话的时代，如果那个中农说我是贫农他就不会下来了。

从广州串联回来以后，接着又去了延安和云南个旧，到达云南边界的蒙自一带，直到上面通知停止串联才回来。在外面串联的时候，不愁吃不愁穿，每个地方都有红卫兵接待站，管饭吃，天冷了可以借衣服，我就在个旧借了一件棉袄，还有几斤粮票，后来回学校收到通知还给人家了。

我们是1966年的毕业生，直到1967年仍然没有被分配的意思，大家实在憋不住了向上面反映，最后国务院决定从1967年7月1日给我们发工资。当时在北京地区大学生第一年的实习工资是46元，一直拿到1968年初毕业分配时，在学校就拿工资恐怕在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事。

“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着，而且越演越烈。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上台了，接着是414红卫兵又登场了，两派斗的很激烈，谁也不肯让谁。这中间发生过一次半夜揪斗王光美的事件……还有一次是在主楼前面的广场上正式批斗王光美，这次批斗场面非常大，估计有两万人以上。蒯大富他们把王光美打扮成王光美五十年代随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的装束：身穿旗袍，带着墨镜和遮阳帽，脖子上挂着用乒乓球做成的大项链，批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周总理非常关心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经常出现在校园的活动中。有一天晚上，周总理来到清华园，东大操场集聚了两万人欢迎周总理的到来。周总理在检阅台上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场面十分活跃。这时候下起了小雨，有人拿来雨伞给他打，他用手推开说，要经得起大风大雨的考验嘛！当时学校的领导权已掌握在蒯大富的红卫兵手中，一次阿尔巴尼亚总统由周总理陪同来到清华访问，是蒯大富接待的，当他们走在大礼堂左边靠二教的小路上时我正好在旁边，距离周总理不到两米，这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周总理。看到周总理的脸被刮得铁青的。人家说周总理的胡子一天要刮两次，看来这是真的。

到了1967年底，毕业证书还没有任何消息，学校的各种班子都已破坏，没人关心这个事。在大家的要求下，上面同意制作“毕业证书”，于是造反派的班子里有热心人开始办这个事，为了简单省钱，他们在教务处找到了大量六五年毕业证书塑料封面，然后再印了一个内页，毕业证书就做成了。毕业证书符合文革时期的特点，有毛主席像和语录，有清华大学印章，但没有蒋南翔校长的签名和印章。

毕业证书外页

毕业证书内页，证书上的照片是1965年元旦在照澜院清华照相馆照的，一直到1967年底才用上

时间到了1968年2月，总算盼来了毕业分配的日子。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分成了两派，负责分配的系里老师也由两派各出一名负责。文革期间，各地区各单位都很混乱，因此报上来的分配指标都很差，大部分都是三线建设和边远地区，大城市、科研单位和政府机关名额寥寥无几。分配指标到了学校，显然，哪个老师的势力强，他掌握的分配指标就好。

负责我们分配工作的老师叫李以盛，他是属于414派的，人比较温和，他掌握的分配指标就比较差，但是他对我还是不错的。他开始把我分配到包头一个坦克厂，因有别的原因，我要求分配到陕西汽车厂。因为陕西汽车厂是一个新建的汽车厂，当时还没有选定厂址，所以报到地点是北京新都暖气机械厂，也就是说至少在北京还要等待三年。北京新都暖气机械厂是一个劳改厂，这个厂生产乌拉尔载重车，计划是把这个车型交给陕西汽车厂生产，但是陕汽是个三线厂，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建设的三线厂之一，后来确定的厂址是宝鸡附近的蔡家坡一个山沟里。当然这样一个厂，是不允许让劳改厂搬过去的，可以用它的产品，但是劳改人员要另外处理。所以最后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而是选择了杭州发动机厂负责包建陕汽的发动机车间，总厂和其他车间由北京汽车厂负责包建。于是我们被分到陕汽的学生全部都先到济南汽车制造厂实习。当我拿到毕业分配报到证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老家的电报，说是母亲去世，我不得不向学校请假延期去报到，回河南林县老家去处理母亲的丧事。处理了妈妈的丧事，又处理了弟兄们的分家，一个多月以后，我拿了行李离开清华园，带上《报到证》准备奔赴工作岗位。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报到证》，因为它承载了当时那个年代很多的印记。

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都有一份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报到证》，这份《报到证》报到后就交给单位保存。我已经退休十几年了，但是我的毕业分配《报到证》仍保存在我自己手里。奇怪不！这种奇怪的现象，只有在文革动乱的年代才有。但是，当年毕业的大专生有几十万人，《报到证》没有交给报到单位，能够留在自己手里并且保存下来估计是独一无二的。这份《报到证》一直保存在我手里50年，直到2018年校庆时我才把它捐赠给清华大学档案馆，以便它能够长久保存 。

透过这份《报到证》可以折射出那个年代的许多色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份《报到证》的内容——

高等学校统一分配工作《报到证》正面

高等学校统一分配工作《报到证》背面

没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有些内容很难理解。下面我们来逐条进行说明。

1.关于“报到地址”的说明：我被分配的工作单位是“陕西汽车厂”，那年清华分到该厂的有十多名。这是一个准备新建的三线厂，当时厂址仍未确定。原来计划是把“北京新都暖气机械厂”的产品“太脱拉”汽车搬到三线去，所以报到证上写的报到地址是“北京新都暖气机械厂”。

2.关于“材料”另转的说明。“材料”是指个人档案，由学校直接转到单位。那个年代的个人档案就像人的生命一样重要。

3.关于“报到证有效期限”的说明：“文化大革命”之前，大专毕业生统一由国家分配工作，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这一份统一分配工作《报到证》就基本决定了你一辈子的工作单位。我是1966届汽车拖拉机专业毕业生，1966年6月到了毕业分配时间，由于文革，耽误了近两年才分配，所以我们看到《报到证》上写的报到日期是1968年4月8日（本来写2月10日，这时突遇我母亲病逝而延迟至4月8日）。

4.关于几个“备注”的说明：

（1）关于“三月工资已发”：本来在1966年六月份毕业的学生因文革动乱无法分配工作，没工作就没有工资，生活遇到了困难。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国家才从1967年7月1日开始给尚未分配的66届毕业生发工资，这就是你看到的为什么会有“三月工资已发”这一项备注。在学校就拿工资这一奇特现象只有在文革期间才会出现。

（2）关于“本市购物券发至12月份”的说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国家处于困难时期，除了粮、油、布及副食品定量供应以外，大部分工业日用品也都要凭票购买，每人每月发放两张购物券就是来买工业日用品的。

（3）关于“派遣费己发，请财务部门凭据结算”的说明：派遣费是用来报到时托运行李和路途费，凭单据到单位报销结算。

（4）关于北京市高等教育局（盖章）的说明：1968年正值文革动乱时期，各级党政机关都已瘫痪，逐步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所以你看到此处盖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招生就业分配领导小组大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章，另一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委员会”的章。

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馆展示的我的学籍卡，照片就是高中毕业高考准考证上的照片

1967年底的我，手里拿的是在校时装的半导体收音机，这是离开清华园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拿着行李和《报到证》走出校门，我回头深情地又望了望在这里生活学习八年的清华园，真是感慨万千！我为纪念汽六一班毕业五十周年而作的一首自由体诗能够表达我当年的心情——

汽六一，我的家园

——为纪念汽六一班毕业五十周年而作

情系清华园，圆梦汽六一；

一班同窗读，读懂同学情。

清华，这座工程师的摇篮将我们三十一颗心凝聚。

清华园，这个美丽的校园给了我们“汽六一”这个温馨的家。

清华大学，这座高等学府让我们插上智慧与自信的翅膀。

汽六一家园，来自祖国各地的三十一个家庭成员在这里共同成长。

小伙子们都住二号楼，新斋住着五朵金花。

六年的同窗不算短，文革又让我们续两年。

本科读了近八年，如今硕士博士全拿下。

好端端的清华园，好端端的汽六一班，全被文革来打乱……

记得你，手拿丁字尺肩上背着书包，西区下课来不及方便就往东区跑。

记得你，星期天一早就去图书馆等开门，生怕去晚了位置没有空。

记得你，每天起早到大操场跑几圈，下午还要去体操馆练两下。

那年头，《永远跟着党》的歌声最嘹亮，党的话儿记心上。

那年头，“为祖国健康的工作五十年”口号鼓人心，校长的话儿当座右铭。

那年头，“又红又专”是方向，“阶级斗争”不能忘。

忘不了，我们八达岭长城脚下流过汗，万棵松树成林防风沙。

忘不了，平谷乡下锄地手上磨出泡，一日三餐五斤红薯吃不饱。

忘不了，延庆四清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浑身长满虱子挠痒都没空。

曾记得，《九评》《斗私批修》我们红过脸，《白专》《红专》来激辩。

曾记得，文革两派队伍我们分开站，吹胡子瞪眼把脸翻。

曾记得，分配离别时我们沮丧着脸，六亲不认成了告别宴。

再回首，一眨眼，五十年，世道变。

忆往事，涌眼前，同学情，难割断。

天也变，地也变，唯有同学情谊没有变。

天也新，地也新，故友情谊才最真。

同学的情谊就像一坛陈年老酒，越久越香醇。

为了这坛香醇的老酒，为了这段世纪缘，真想再活五百年。

五十年人生弹指一挥间，

举杯共庆清华园再团圆；

祝母校日新月异奏凯歌，

愿清华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谱新篇。

今日痛饮团圆酒，一醉方休话在先：

五百年后我们再相聚，

还进这个园，还进这个家，

让清华园再次拥抱咱们三十一个小伙伴。

2016年校庆时汽六一班毕业五十周年合影，后排左四是我

杨俊林 2022年5月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