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眼前是一张发了黄的旧报纸的一角，这是1954年8月15日当时的《东北日报》的一角，这是全东北地区当年高考的录取名单——关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的录取名单。北大不全，还缺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中文系、外语系。如今整整是70年了，但我的记忆仍然是那么清浙晣。

一、1954年，东北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在高考时面临的新局面

1954年夏天，我正在东北师大附中高中三年级即将毕业，和东北地区所有的高中毕业生一样正面临空前的变化，我们措手不及，必须重新做出选择。

第一，从1954年开始报考要分文理科，不能既报文科又报理科；第二，当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不招生；第三，北京的清华、北大、北师大三校可以报考。这一下是很多的高中毕业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首先，对一些文科不错、理科也可以的考生，原来是准备在文科理科当中选择某一个学校，会既报文科又报理科，考上什么就念什么，现在不行了，必须二者选一。第二，对于选择工科的学生，东北学生的首选是哈工大，现在哈工大不招生怎么办？下一个就是大连工学院，但很多人又觉得去大连工学院亏了点。第三，既然可以报考北京的北大、清华、北师大，等于新开了一扇窗，但是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水有多深，谁也不知道，你敢报吗？我也是一样感到很为难。这时有一个同伴好友和我商量一起报清华。开始我也不敢，后来经不起他一再动员，我的胆子也壮了起来，就决定一起报考清华。他原来就打算报机械系学汽车制造，我可是对工科一点想法也没有，打算跟他一起报机械类。他劝我不要挤在一起。后来想来想去，想起了列宁的一句话——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又想起一部苏联电影是建设水电站的。突然灵机一动，我就报水利系学水力发电专业。就这样，在五月份的时候，大家按要求，把志愿报了上去。过了一周左右，学校突然召开了团员大会。团总支书记邹老师在会上说：注意了，大家所报的志愿，不少人甚至报了北京的清华、北大、北师大等大学，现在学校郑重地告诉你们——这三所大学在东北招生，是第一次，招多少？录取分数是多少？学校一概不知。你们报这些学校风险非常大。学校奉劝你们，还是请你们实事求是地考虑。如果这三个学校考不上，也可能整个落榜。现在学校把志愿再发给你们，允许你们再做修改，希望你们慎重考虑。这一下，不少人慌了神，我也在其中，感觉有点悬，就和这位同学商量是否我们也改了吧？他就在纸条上写了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了以后，我也没再说什么，就把原来志愿又报了上去。

高考是在七月中旬。大约考三天，考了七八门。考试就在我们师大附中教室，所以觉得不太紧张。考过以后觉得考得不是十分满意，但也只好就那样了。本来说好8月15日《东北日报》刊登录取名单，可是在8月10号，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信很厚，信封上印着一行红字：华北地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急忙打开一看，原来我是被清华大学建筑与市政工程类录取了。除了录取通知书，还有报到证、报到须知、新生手册，还有申请助学金的表格，等等。接着我就听说也有同学被北大、北师大录取的消息，又听说我初中时的同学、毕业于长春市高中的阎石同学也被清华录取了。马上和他取得联系，相约一起到清华报到。

二、《东北日报》刊登了录取名单

1954年8月15日的《东北日报》用几个版篇幅刊登了整个东北地区三个省即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1954年高考的录取人员名单，而在名单最后一角恰恰是大家所关心的地方，这就是当年北大、清华、北师大首次在东北录取学生的情况。也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角。其中北大不全，这次三校在东北共录取130人——北大50人、清华49人、北京师范大学30人。其中还有一名，被天津大学纺织工程系录取，叫崔连凤。后来听说。此人是一名劳动模范，保送上天津大学读纺织。因此，清华核减一人，才由50人变成49人。此事不知真假，无从考察。但是，清华49人，比北大少了一人。看到当天的报纸以后大家都知道，除了我一人考上清华之外，我班的马博群同学考上了北师大的历史系，那也很有意思。北大50人中我们师大附中获得了大丰收，共有五人考入，其中有数学系王树桂、物理系霍裕平、化学系王槐义、气象系曹东原、外语系李春亮。所以原来反对我们报考北京三校的老师也感到十分高兴。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也笑着说，看来，明年可以鼓励大家多报。本来我们东北师大附中1950年才从长春市解放后刚刚成立的长春市三中改为师大附中，还属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中学，这一下子就有7人考入北京的三校，占总数130人的百分之5.3。如果单从北大算，50人中占5人，妥妥的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能不教老师们高兴呢？果然，从此东北师大附中不负众望，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逐年攀升，成为北大、清华等名校重要生源地。当然这是后话了。

后来有人开玩笑地给当年一百多人考入北京这件事写了三句话：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势不可挡。说的是开始大家对北京的三校并不了解，只能说一知半解，但却觉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是指考试前什么也不知道，包括录取人数，录取标准，分数线……用现在的话说属于信息盲区，纯属一个大盲盒，但仍然有那么多人敢报，最终还是录取了那么多人，因此出了第三句话，势不可挡。说明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东北学生冲出东北走向北京，走向全国，今天已走向世界，势不可挡。

因此可以说，1954年第一批考入北京的那些人，未必是东北中学生中学习最好的，但肯定是胆子最大的那一批人。

补充两句，1954年8月15号的《东北日报》刊登了东北地区高考录取名单之后，又过了16天，在8月31号停刋。9月1号，新的《辽宁日报》创刋，这标志着东北行政区的结束。我们这一批人。就成了东北行政区最后一批高中毕业生。

三、清华49人

1954年9月6日早晨7点06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开出长春站。我和同学阎石并排坐在车上，走向远方。从此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故乡长春，开启了我们人生新的旅途。

到了学校以后，我俩分别被分在给九二班和企九二班。开始对周围的环境不太熟悉，还没有融入到新的班集体，所以每到周六我就跑到他们班，找阎石和他们班的东北老乡聊天。很巧，他们班一共有四名来自东北的同学，其中有来自大连市的吕砚山，来自吉林市的王次昌，还有来自长春市的孙耀昌。据说当年长春市共有4人考入清华，但那个人一直没有碰到过。后来我慢慢悟出来原来录取名单是从辽宁省开始的，而辽宁省又从大连市开始，然后到吉林省则从长春市开始，接着吉林市，最后录取到黑龙江省。比如考入我们同一个建筑与市政工程类的张鹤礼同学名字就排在最后，他毕业于哈尔滨的一所重点高中，被分配到建零班，因为建筑系当时是六年制，而其他系却都是五年制。这一点从电机电器制造类录取名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排在第一个的是李诵雪同学，她也是大连考来的，她也常常过去与我们聊天，后来成了吕砚山同学的夫人。可惜这两位早已去世了！其实我们给九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同学属于这49人之中，不过他们都分到给九一班。其中聂桂生同学来自大连，周庆贤同学来自沈阳。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认识了更多的来自东北的同学。由于大家都来自那片黑土地，来自那同一张榜单，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很容易成为朋友，所以后来许多人都熟悉了。可是，这样的情况到了1957年那个夏天就戛然而止了。

一入学之后，我们中由于各方面表现不错，不少人都当了班上的学生干部，比如，班长、支部委员、总干事等。当时号召帮助党整风，不少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因此后来成为右派分子，不少人受到处分。到底有多少人成为右派，我不清楚。但经常看到各班的大字报，什么《我班又揪出右派分子xxx》，一看名字是认识的，就不敢再看了。后来才知道，我们从东北来的这些同学，大部分都是在对苏关系上说错话才摔了跟头。当时中苏关系很重要，作家丁玲有一句话：“你爱祖国吗？看你爱不爱苏联？”所以反过来，不爱苏联就是不爱祖国。但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东北的孩子来讲，我们都有亲身体验。日本人曾经扶植的傀儡满洲国，第一个承认的是日本，第二个就是苏联。在长春市，当时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市，就有苏联大使馆。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表现也令人感到遗憾……这些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学，都经历了曲折的、痛苦的道路……过了20年后，他们都得到了平反，在后来的岁月中为国家和人民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当年算是年纪比较小的，和阎石同学一样都是刚满十七岁，七十年岁月悠悠，我们如今已经是八十七岁的高龄老人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至今我仍然与他保持着微信联系。他在清华园，我在武汉市，虽远在千里之外，但从初中一年开始的友谊如今已延续了七十五年了。想起1949年3月我们在长春市三中教室里首次见面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诞生呢！还有我班的另外两位来自东北的同学聂桂生和周庆贤都是我们“清华给九群”的群友。周庆贤同学仍然保持着当年那种笔耕不辍的劲头，经常给群里老同学提供各种精神食粮。聂桂生和他的夫人兰淑澄同学还常在网上、在群里展示他们在养老院演出节目的视频，为老同学们增添不少欢乐。

四、同榜的我的师大附中同学

和我一起来到北京的，除了阎石以外还有几位北大和北师大的同学。北大的同学，由于他们和清华园距离比较近，所以我们来往频繁，留下了不少难忘的时刻与深厚的友谊。七十多年过去了，此时，让我再一次想起他们。

当时考入北大的共五人，数学系的王树桂同学，是我中学最好的朋友，也可以说是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也是1949年初在长春市第三中学认识的，经历了学校改为师大附中，又经历了多次重新分班。但是我们在高中时一直在一班。高中一年叫高一六班。临毕业时是高三一班。他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是全校有名三好学生，不但各门功课成绩优秀，而且是校体操队的队员，无论是单双杠，还是跳箱、木马都玩得得心应手，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树棍”，形容他在做各种动作时身体直的时候成了一根棍。此外，他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在高中毕业前入了党。要知道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后来的附中校长吴老师还没有入党呢。可惜的是他的两眼严重的红绿色盲，不能留苏，后来就考上了北大数学系。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在1952年入团，也是得到他的很多的帮助。他是我政治上的领路人。在大学时，由于北大、清华距离很近，所以来往比较频繁。他也在各方面给我不少帮助。因为当时北大是四年制，他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了海军，就在北京西郊公主坟的海军司令部上班。1959年底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地址离他们单位很近，坐公交车不用换车就可以见面，接触就更多了。虽然几年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们都离开了北京，而且都同时随着单位集体转业，我在七机部，他在六机部，后来的岁月又随着单位和工作的变化，都分别走了不少地方，他是在南方转最后落脚昆明，我也到了武汉，不过大单位并没有变。他在中船总公司下面一个研究院，我在航天科工四院，都共同为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一生。2018年夏天，在他一再热情的邀请下，我和老伴带着女儿外孙到了昆明，受到他全家热情接待，我们一起回忆过去，畅叙友情，特别是他还陪我去参观了心中想念已久的西南联大旧址，满足了我此生一个愿望。在聊天中还提到他弟弟王树岩，他也是附中同学，1962年附中毕业也考入北大数学系，后来成为吉林大学数学系主任。有意思的是据他介绍，他们这个家族近年来已经有六、七个人考入北大数学系，真可以说是数学之家了。我不得不感慨遗传基因的厉害了。但是，比我大两岁的王同学终于没有躲过那年的疫情，由于他患有多种慢性病身体抵抗力本来就差，在2022年12月溘然长逝。

考入北大化学系的王槐义同学也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尽管高中毕业时不在一个班，但是在附中也是多次同班，他还当过我班的班长。他在北大时也常常过来找我玩，我也常去北大找他。他对我也非常关心、照顾，我学习上或生活上遇到困难也愿找他帮助。我们班上的同学还以为他真的是我的兄长呢。1958年毕业时，因为他学的是放射化学，毕业后直接到了二机部西北一个保密厂，从此再无音讯。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间？

当年考入物理系的叫霍裕平，他是从外校考入附中的。他在北大与我接触不多，因为在学校就不熟悉，又是南方人，很少见面，只知道他1959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合肥中科院合肥分院。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他作为年轻科学家的代表参加。据说，在理论物理和核裂变技术方面取得不少突出的成就。1993年被选为中科院院士，是我们东北师大附中第一个被选为院士的人。2000年，东北师大附中建校50周年的聚会上老同学们见了面，他才和我聊起，说他其实本应该考清华的，但是当时清华没有物理系。他的父亲叫霍秉权，早在西南联大时就在联大的物理系任教。所以他开玩笑地说，我们是附中的校友，你还是我父亲的校友。后来听说他辞去合肥分院的工作，到了他父亲创立的郑州大学的理论物理学院继续为培养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做出贡献。

还有一位同学叫曹东原，在这张旧报纸的右下角可以隐约看到他的名字，他也是从别的学校考入附中的，在附中时不太熟悉，上大学后也没有交往。他从北大毕业后听说分配到气象系统工作，以后再无消息。

还有一经位考入北大外语系的，叫李春亮。本来想学法语，结果被分配到德语专业。北大毕业后分配到驻民主德国大使馆负责新闻工作，多年后才回国，在外交学院任教。后来听说因病去世。

除了北大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考上了北师大的历史系，他是我同一个小班的马伯群。他父亲是一个老中医，他和我也比较熟悉。有时到他家里去玩。到北京以后，因为北师大在城里，距离比较远，因此见面的机会不太多。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分到长春，在吉林省教育研究院工作。听说也做出了不少成绩。退休以后，我每次回长春老家，他听说后经常热情地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喝酒，每喝必醉。他的热情和友谊令我感动，但是我真有点怕和他喝酒！后来他和老伴到了大连，住在女儿家，就只能打打电话了。听说他已在多年前去世。是不是和喝酒有关系？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七十年仿佛一瞬间，回首这段往事，真是感慨万分。附中的老同学给我转来一个信息，说是今年附中有62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其中，北大30人、清华32人，这真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和70年前比较，真是不可想象。愿我们的后辈茁壮成长，为共和国大厦撑起一片蓝天。

啰嗦得差不多了，写一首小诗吧——

一别故园70年，少年进关^①老未还。

历尽劫波雄心在，各自为国尽薄棉。

人生自古谁无老，半成耄耋半成仙。

喜看校园出新秀，绘出祖国好蓝天！

注①：指山海关，东北人当时指离开东北到关内，称进关。

写于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