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原二二一厂一分厂102车间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当今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指原子弹）。”那颗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子弹正是由二二一厂研制生产的。我深感荣幸，能够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夕加入二二一厂这个大家庭，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我虽未取得显赫的成就，却亲身经历了我国原子弹、氢弹从无到有、从试验到定型，再到批量生产并交付部队的整个过程。可以自豪地说，在二二一厂研制生产的每一颗原子弹（第一颗除外）和氢弹上，都留下了我的指痕，那是属于我的一份贡献和记忆。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之际，不由我想要提笔简单回忆一下我与核事业密不可分的一生。

从放牛娃到清华学子

我原名“赵国挺”，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一岁时，母亲不幸离世，父亲则饱受血吸虫病的折磨。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小学，十二岁那年，不得不辍学回家，开始了放牛和种田的生活。1947年，十三岁的我离家到一家南北杂货店当学徒。当时约定，头三年白吃饭，满师后每月的工资为180斤的大米。那时，我每个月都会将这些粮食悉数交给父亲。

一直到1949年常州解放，我的生活有了转变。1951年，我加入了工会组织，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在那时，这是仅次于入党的荣耀。1952年，年满十八岁的我终于重新踏入初中的校门。尽管年龄偏大，但我还是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此后，我考入了常州最好的高中——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中毕业时，我满怀憧憬地将高考的第一志愿填为清华大学，而且幸运地被录取了。那时，我已经二十四岁了。

我在初中、高中和六年的大学生活期间，一直享受着国家提供的最高级别的助学金。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我没有小学毕业证书，不能考初中，所以我还在百丈中心小学象征性补习了几天课。校长王文荣怜悯我，给我填写毕业证书。他对我说：“如果不是解放了，以你的条件，你不可能重新读书。所以我建议将你的原名——‘赵国挺’改为‘赵甦’，‘甦’是死而复生的意思。是共产党、毛主席让你死而复生的，这一点你一定要终生不忘。”

是啊！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让我在失学六年之后还能重返校园，并在那里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誓作核武人

1964年，我三十岁从清华大学毕业,，我所在的工程物理系反应堆材料专业共毕业二十八人。

在毕业分配方案中，青海西宁五人、内蒙古二人、湖北武汉二人、上海五人、其余全留北京。为了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我放弃了留在北京或前往上海的机会，服从组织的分配，决心前往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因此，当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230教研组的负责人找我谈话时，他们告诉我：“按照你的条件，让你去离你老家最近的上海是有可能的，但现在有一个单位特意点名要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有人想去，但条件不够，人家不要。”顿时我感到既惊讶又荣幸，竟然有单位如此看重我。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二二一厂。

1977年，赵甦在无损探伤办公室

清华大学发给我的报到证上标注的单位并非二二一厂，而是第九研究设计院。报到的地点是西宁大厦的232房间。

当我报到时，我将报到证和休假条一并交给了工作人员，并特别指出清华给予我的三十七天假期中，有七天是婚假。然而，对方甚至没有看一眼，就将休假条扔进了废纸篓，并告诉我：“你就是在家休了三个月再来报到，我们也欢迎你。来了就是好样的。”

很快我被安排到一分厂102车间无损探伤组。这是二二一厂保密级别最高的车间，重核材料部件的精加工，轻材料的压制、烧结、成型及其机加工，点火中子源小球的加工制造，原子弹、氢弹的部分装配等重要工序都在102车间完成。102车间还是二二一厂清华学子最集中的地方。1970年之前的102车间无损探伤组共有十三人，四个中专生, 九个大学生，而这九个中有五个是清华的。

无损探伤技术含量虽然不高，但在原子弹、氢弹研制生产过程中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序，因为它涉及到产品质量的判定，容不得半点马虎。在这个岗位上，我们曾遇到过诸多难题。例如在第一颗氢弹研制生产过程中，需要测定某个零件的密度均匀性。大家都知道，一个零件的整体密度，只需测出它的质量（通过称重）和体积，然后两数相除就可得出。这是中学生都明白的知识。可是，要测定一个零件各部分的密度是否均匀，差别大不大，那就比较麻烦了，但是，全组同志经过长达半年的不懈努力，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102车间四号大厅旧址已成为弘扬“两弹一星”精神重要场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完成这两项伟大壮举，我们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比美国、前苏联和英国所用的时间都要短。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付出的代价着实不小。

在二二一厂建厂初期，我们曾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1959年6月，苏联突然撤走了所有在华的专家，并且拒绝继续提供核技术援助。这一事件给我们的核武器研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可以说，二二一厂对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发，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得以实现的。

举例来说，在一份曾经有苏联专家参与讨论的文件中提到了“碳化硼”。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中，原本也包含了这一组件。但经过我国专家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原子弹中并不需要碳化硼。所以，从第二颗原子弹开始，我们排除了这一部件，随后的爆炸试验也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了铭记这段历史，中国将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定为“596”，这个数字象征着苏联撤走专家的年份和月份，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岁月。

因为二二一厂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重要基地。所以它在当时是一个绝密单位，职工对自己的工作必须守口如瓶，即使是对父母和配偶，也不能透露半点信息。

我们102车间有一位行政副主任赵家业，是共产党员，从上海调到二二一厂。1965年春节，当时全国物资供应依旧紧张，他的妻子去邮局给他寄一些肉类。邮局的工作人员一看邮寄地址是青海矿区的某个信箱，就告诉她劳改犯不能接收包裹，他的妻子急得哭了起来。但她确实不知道他在“矿区”具体做什么工作。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劳改犯大部分都被送往青海劳改。

在这种环境下，二二一厂的同志们承担着惊天动地的使命，却始终保持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姿态。

一分厂102车间107工号旧址

我在二二一厂工作，而我的妻子则在家乡常州上班。我们夫妻两地分居长达十四年之久。有一次，当我从二二一厂返回常州探亲时，刚到家门口，我那三岁的儿子看到了我。他反应非常敏捷，转身就跑回家，边跑边喊：“妈妈，有亲戚来了！”听到这话，我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内疚之情——我的儿子竟然把久别未归的父亲误认为是远方来的亲戚了。

1969年下半年，二二一厂一分为二。102车间无损探伤组大部分同志都被调往了902厂，我也不例外。户口、粮油供应和工资等也随之转移到了902厂。

当时，我正在常州老家探亲。假期结束时，又恰逢我的爱人因为派性问题需要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原本是一名小学教师，学校的工宣队要求我去做她的思想工作，并将她安全送到农村，我才能返厂。这样一来，我又耽误了二十多天。当我回到厂，准备收拾行李前往902厂时，“二赵”带着工作队进厂了。就这样，我没能去到902厂，在二二一厂一直工作到退休。

二分厂和三分厂也有无损探伤工作。当他们遇到技术上或工作上的问题时，常常让我去帮忙，甚至连矿区医院一台进口X光机的安装也需要我的协助。那时，我似乎成了二二一厂无损探伤领域的权威。但实际上，我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罢了。

1985年，二二一厂准备退役。加上政策上允许提前退休，并且能够享受与正常退休相同的待遇。而我得家庭也确实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于是我想退休了。由于还有最后一个批生产任务，领导再三挽留，我还是留下来了。直到1986年夏天，我才正式离开了二二一厂，回到常州。

“小车不倒只管推”

2010年，赵甦在家中学习

退休之后，我在社区居委会党总支部担任委员，同时还兼任一个党支部书记一职，长达十八年之久。后来，因身患癌症，我不得不辞去这些职务。在社区的那些日子里，我积极宣传“两弹”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伟大的奉献精神。近来，中学邀请我去进行宣讲，区里也对我进行了采访，这让我深感荣幸，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传播“两弹”精神的决心。

2024年，赵甦与中学生交流

退休已三十八年了，然而往事却依旧历历在目。我从未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放弃留在北京或前往上海的机会，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毅然投身于核事业。我还要坚定地说，如果还有来世，我依然会选择来到青海的金银滩草原，哪怕只能成为草原上的一棵小草，我也会感到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