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近日在国际金融博物馆举行了资中筠的新书《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公益事业百年发展及其启示》的首发式，由任志强主持，张维迎为对谈嘉宾。以下是资中筠在会上的讲话和回应张维迎讲话及听众问题的综合记录，作者审阅后略有改动。

《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资中筠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9月第一版

我尽量简单地把写这本书的过程和想法，跟大家交代一下。

正如刘苏里先生给概括的，这本书十二年来，有了三个书名（前两个书名是《散财之道》《财富的归宿》），书名确实是代表了我对这个领域认识的深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不是从公益慈善的角度出发，也不是为了给我们国家引进这方面的经验，当时的出发点是研究20世纪的美国。在这个过程里，我发现有一个领域是我们都不大注意的，就是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从20世纪初期开始发达起来，对这个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另外一个角度，我本来是想研究美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992年我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查档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发现关于中国部分材料多得不得了。除了众所周知的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外，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有教育文化事业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子。我们的第一代的院士在研究工作的关键时期都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使我大吃一惊。但是，中国部分只是其工作的一小部分，于是我发现这个基金会非常了不起。再进一步发现，美国远不止这一个大基金会。这样，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

在这个题目上，我的收集资料和思考成熟的过程大约有十年，从1992年开始，到2003年才出书。当然这十年里，我还干了好多别的事，不是专门做这一件事，但这十年我对这个领域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

2003年初版叫《散财之道》，主要是说聚财有道，散财也应该有道。成为巨富以后，花钱是个问题，如何能最好地把钱花出去，对社会有益。这是美国的这些基金会做出的榜样。我没想到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对国内的公益慈善界产生影响，正好是当时国内的公益基金会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刚刚任志强先生讲阿拉善基金会，确实我发现阿拉善第一次开会就拿着我这本书，我当时感觉很高兴，居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后来我们国内这方面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到2005年出第二版，我又换了一个名字叫《财富的归宿》，我的想法是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整个财富的积累不管是通过什么，企业也好，或其它的途径，应该回馈社会。回馈社会的途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就是公益基金会。第三版又作了增订，主要是在中国部分，还叫这个名字。

在这之后，我就想搁笔了。因为做这样大规模的实证性的研究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对于我这样一个衰朽的人说起来，精力和时间都够不上了。所以我就想有待来者。因为我们国家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领域，确实有些专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没有我想象的对于最新的发展的系统著作。

去年，正好乐平基金会去美国考察，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怕太累，有点犹豫，后来还是去了。两星期走了四个城市，每天四场座谈，确实很累。但是，对我来说大开眼界，启发很大。对于现在的所谓新公益是怎么回事，我开始有了认识，主要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凭我多年观察世界的敏感性，我意识到实际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以美国为代表，但绝不仅是美国，包括欧洲很多国家）正在发生比较深刻变化。上一个时期的重大变化是一百多年以前，在欧洲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开始，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改良思潮开始起来的时候。在美国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20世纪初，形成“进步主义”运动。我在《20世纪的美国》这本书里对此有专门章节论述。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改革，美国不可能有整个20世纪的社会基本稳定和繁荣富强。在这个大的改革里，有一部分是资本家拿出钱来做公益，大财团引领了我称之为“捐赠文化”的风气。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出台一些可以规范经济的法律，包括反垄断、保护劳工和消费者的法律，等等。

我现在感觉到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又发生了很多矛盾。我们常常讲美国兴衰的问题，关于美国衰落了，或正在衰落的说法一直都存在。我过去曾经讲过，美国是不是衰落，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世界优秀人才的自然流向是不是仍然首选是美国，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不管它的经济有多么困难或者发生什么曲折，它不会衰落。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经过20多年来证明它又进入了信息时代，并没有衰落。现在美国衰落论又兴起了，而且我看到很多专家的文章，好像把美国一定要衰落已经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认为，中国就是会崛起取而代之。除了上面讲的指标——现在优秀的人才还是在往美国流动——我还想加一个指标，就是它的精英们能不能自我反省，认识到社会的弊病，不惜揭丑和提出切中弊病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它的纠错机制是不是还有效，能不能主动进行比较深刻的改良。那么，新公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良途径。

实际上这个新的思想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试错、慢慢的淘汰和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成熟，规模相当大了。什么叫做新公益？它是非常复杂的，概括起来讲，过去的公益是纯粹的无偿的捐赠，完全是非营利的。但是，现在针对目前的形势，很多人感到这种模式不能解决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所产生的巨大的需求，所以要用市场的机制把营利和非营利模式合在一起，以做企业的办法做公益事业。而且是各种部类的人联合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会管理的教给大家怎么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联合体。在实践中做法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到的，因此它的创新能力非常之强。

它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在原来的书里，我管20世纪兴起的基金会叫“现代”公益基金会，以别于传统的慈善，在现在这一版里我把它们叫做“传统”的基金会了，以别于新公益模式。原来古老的慈善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我原书中所称的现代公益基金会是大工业社会的产物，现在的新公益是信息化社会的产物，是后工业社会产生的新型的公益。具体的操作很复杂，短时间内讲不清楚，只有请大家看书，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是专门讲这个内容的。

总而言之，我现在要讲的是它对社会的意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书名“资本主义的演变”是借用他们自己用的词：叫做“evolution of capitalism”。还有一个词是“包容性的资本主义（inclusivecapitalism）”。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国家，如果你问什么力量最强大，我们一定回答是党和政府的力量最强大。但是在他们的社会，什么力量最强大？就是资本的力量，资本可以做很多很多好事，促进社会的繁荣。但是，资本如果不加规范的话，它也会肆虐，出现很多很大的问题：不正常的贫富悬殊、尖锐的社会矛盾、泡沫、危机。所以，他们自己意识到必须用比较好的办法驾驭资本。新公益的倡导者们意识到，当前贫富悬殊扩大的趋势已经难以为继，这样下去，金字塔尖1%的人也没好日子过，他们的好日子是行之不远的。因为社会整体的购买力没有了，不能靠少数富豪买奢侈品和豪宅来支撑市场。必须是大家都有购买力才能支撑起这个市场。所以要共富共荣。并不是有钱人拿出钱来救济穷人，就能共富。第一是要使穷人成为消费者，让他能够消费得起，买得起东西。第二，要把他变成创业者。什么叫包容性资本主义呢？就是把资本主义扩大，也就是把当资本家的门槛降低，让更广泛的人能够创业，都能够变成企业家，小企业变成中企业，中企业变成大企业。当然，它有很多途径和做法，新名词也很多，如“创投公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形式叫SVP，就是社会创业伙伴。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观念。

这个新事物深远的意义就是资本主义将要面临一次深刻的改造。这个改造的动力是什么呢？其实是全社会各阶层。第一次美国进步主义的时期的改革动力，最早是劳工运动，从底层罢工开始，其规模和频繁引起社会震动，然后是知识分子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然后是开明政客被选进议会以后出台一些法案、通过法律。还有包括像老罗斯福总统这样的力主改革的政治领袖。当然，还有在言论自由保护下的媒体的批判，最重要的是揭露社会弊病的舆论，等等，一起推动社会改革。

现在的动力是什么呢？也是上下结合的。但是更加体现在社会精英的觉悟上。我们看到，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底层的行动，就是表现一般老百姓的不满，这比以前的群众运动要弱得多，它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领导，没有真正的具体诉求，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使得那些既得利益的人意识到社会有这么多的不满，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他们自己再想办法进行改良。

我们常常认为既得利益阶层是不愿改良的。其实他们是最积极的，最深刻的意识到社会危机，而急切地认为需要改良的。正因为他们从这个社会得利，才最不希望这个社会衰败、甚至出现动乱。所以，他们在一起开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举几个名字就足以说明推动者是些什么人了：像英国的查尔斯王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比尔·盖茨、巴菲特、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拉加德夫人、金融世家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后代、新兴IT业的领军人士、哈佛、斯坦福等著名商学院的资深教授，还有像洛克菲勒等这样老牌基金会的领导人，等等，这些顶级精英人物在一起，深刻地批判现在这个社会，他们所揭露的弊病和批判的尖锐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国家那些最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发现我们说到的，他们都知道，而且有数据，有很科学的分析，专门出资组织调查研究报告，用图标、数字说明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利润高度向上集中，而普通员工所得份额直线下降，强烈表示这个社会如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们自己觉悟到必须改变游戏规则，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且他们相信可以运用他们所掌握的资本的力量进行改革。

这种改革是非常细致的，不是大而化之的，不是既赚钱又做慈善，没那么简单的好事。它是非常艰苦的细致的过程，还要一点点的促进现有法律的修改。比如英格兰银行的总裁提到英国现在正在修改《金融法》，就是对于一个银行的操作规程、总裁的职责都有改变，向着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金融业不能离实体经济太远。2008年的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是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失去了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一点，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再忽悠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规矩，要对普通人负责。他们定出很具体的一条一条规定，现在正在改。我对这个完全外行，应由专家去研究。另外《企业法》《公司法》也有改革的方面。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法治社会的机制进行。

为什么他们有改革的动力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公民，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出了问题，除了自己想办法以外，指望不了什么人。并不是向华盛顿提出意见，让奥巴马出台一个法令，就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这完全不必要，但是他们有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先做，然后在必要时影响政府决策，国会通过法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研究外国、研究美国的时候，不能眼睛专门看着华盛顿和华尔街。它的每一个州、每一个市，甚至一个居民区，实际上都各自为政，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实验。共同的方向是向着平等、向着共荣、向着更广大的阶层可以发财的方向来发展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启示。

这也不是从道德方面来讲大公无私。主要是有一批人很有远见，他们现在可以享受，生活都过得非常好，但以后怎么办？要考虑好几代人。所以他们还提出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代际公平”。就是说不能拼爹，不能让“富二代”一定享受特权。要有一个机制使得每代人都有同样的起点。他们还提出在财富分配方面相对平等，机会方面绝对平等的目标——财富分配绝对平等是不行的，会使社会失去活力，它一定是会有差距的，只是差距不能太大。而机会平等是一定要保证的，不能让“富二代”的机会一定比“穷二代”的机会高一大截，马太效应永远循环下去，一边是良性循环，另一边恶性循环，社会就要撕裂。他们要想改造社会，要改良的是这种机制。这体现在他们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新公益中。公益事业可以盈利，这是非常大的改革。但是，这里一定要有很多规矩，有明确的标准，还有权威机构的认证。并不是一句话，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做慈善，绝对不能这样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我最后勉为其难决定再写这一部分。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又看了大量的材料，幸亏现在从网上查资料比较方便，不像以前得一家一家的档案馆、图书馆的去查书。现在有很多材料可以从网上查得到，而且非常丰富。这本书里举出的案例也是挂一漏万的。国外这方面的新书也已出版不少。我特别希望有人能更深入的研究、利用现存的丰富材料写出更多的著作来。我这也仅仅是抛砖引玉。自己知道精力确实不够了。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不能否定无偿捐赠的公益事业，以为已经过时。现在还是完全必要的，传统和创新是有连续性的。因为新的公益模式中有一部分是靠无偿捐赠的，比如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可以投资到一个社会企业，三年不要还钱，或干脆就不要还钱。这个被投资的企业应该去赚钱，应该自己造血，达到自己循环，但是最初阶段不可能马上实现，开始的无偿捐赠还是必要的。在思想上以前的卡耐基、洛克菲勒这些先驱和现在的新公益推动者还是一以贯之的。

现在我们国家引进外国的东西相当快，我发现很多报刊都已经提到“创投公益”“创客室（Hub）”我在书中叫做“影响力工作坊”，有人投资搞一个房子，让一些愿意创业的青年到这里来实验、交流、创业，这些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有了。我害怕山寨的东西，就是没有按照严格的规范来做，只是赶时髦——你也叫创投公益，他也叫创投公益，但最后做的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之所以在美国可以大规模做起来，因为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有非常严格的法治，法律是非常规范的，冒名顶替不那么容易。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说做不成，也有人做成了，比如乐平基金会也在做社会企业，并且开始建立SVP。但是，这些都是挺艰难的，需要有坚定的理念，有克服困难的韧性，脚踏实地去做。

另外刚刚有人提到逼捐的问题。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其实是很愿意做公益的，他们也积累了很多财富。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公益事业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民间性，政府的不算。不能让私人把钱拿出来，又归回政府变成政府财政的一部分，这是倒过来了。常常听说你捐钱捐给政府吧，那个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第二是自愿性，无论他赚了多少钱，他不想捐，你不应该逼他，他有权利不捐。一般说起来，现在大多数人假如有很多财富，都还是愿意捐出来做一些公益之事的。他要是有理由不愿意捐，或者他就是一个吝啬鬼，或者他需要这些钱做其他的投资或什么，我觉得不应该逼他。任何群众和政府不应该逼捐。第三是自主性，捐出来的钱，我想做成什么，要看到它的效果。不能像很多情况那样，捐给好多官办基金会，包括红十字会，我不知道你拿着这些钱去干什么。那个时候李连杰挂靠在红十字基金会时，为了怕捐款流失，他要求看到受款人的手印。后来人家告诉他手印也可以是假的，根本没办法核实。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捐赠人要想做什么事情，要按照他的意愿来做，不能强行干涉，而且要有有效的途径，保证目标受惠者能真正得到。

这几点在我们国家比较难以做到。可是，我们的公众有这样习惯的思维。一个就是类似逼捐的心理，看到谁有钱，认为他必须捐出来，而且应该与他的财富比例相对应。至于怎么做法、通过什么途径，他们不管，反正你捐了就行了。一般多注意什么人捐出多少钱，不注意最终效果是什么。

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均贫富的观念。好像公益事业是一个均贫富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公益事业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和改良，能够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自力更生。我们比较熟悉的小额贷款，在我们国家已经比较普遍了，汤敏先生和茅于轼先生都是在我国搞小额贷款的先驱。穷人想借小额的钱，在大银行借不到款，从这里可以借到，然后去创业，并不是去消费掉，事实证明，有这点启动资金和没有是大不相同的。

还有一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大家饿着肚子，什么报酬都不要。公益事业的组织是很复杂的组织，跟一个公司或企业是一样的，它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从事公益事业的员工应该是有报酬的，是全职的工作人员，不是大家业余贡献几个钟头的事。在一场天灾之后的志愿者，那时临时性质的，又当别论。真正的公益组织是提供就业机会的。美国的NGO是很大一个就业场所。所以人们不要以为只要在NGO工作，就不要拿工资，或只要低工资。这是不对的。因此我们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里规定只有10%的资金可以用于行政开支，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其结果就是很多人用别的方法来报账，又是逼着人做手脚。以为公益组织不要发工资，或必须低工资，这个观念完全错误。我们国家，包括官与民，对公益组织的认识有很多误区，把公益看作是完全“大公无私”，谁有钱了就拿出来给大家分分，这绝对是错误的。

所以我希望这本书，无论是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新的部分从十三章开始），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纠正一些误区，更重要是认识到现在的外部社会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有长远意义的变化。而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几百万旅游者，但我们的很多主流观念还是非常封闭的，比如认为外国的基金会就是要“和平演变”我们。其实他们是要和平演变自己。而且对任何社会，和平演变都是好事，否则就要发生暴力，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还有各种各样陈腐的观念还很多。实际上外面正在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注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能脱离整个世界潮流而单独存在。不管有多少特色，必须汇到世界潮流的发展中去。新的公益事业并不是慈善公益而已，它是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向，而且是占领制高点的那些精英们的一种很深刻的觉悟。

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维迎老师是很有见解的，他的绝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只是想做一点补充。说资本主义本身和自由市场本身是创造财富的，我绝对同意。过去认为富人就一定是罪恶起家，这些都是错的。但是，有一点，在现实社会里，自由市场这个规律本身并不是像理想的几何学的点、线、面一样，比如线是绝对没有面积的，面是绝对没有体积的，以这个为前提推演出来的结论是可以预见的。但是现实中没有那么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经济。因为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人，人就不一定总是按理性行动，这就使市场不一定总是产生预期的结果。另外，在现实中，我刚刚说的“代际公平”常常是会被打破的。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比喻：一场接力赛的起点是一样的，但是某一组第一棒的人跑得特别快，接第二棒的人就占便宜了，虽然第二棒的人跑得慢，但第一棒跑得快，他的起点就和其他组的第二棒不一样。所以在现实社会里，常常过了几代以后出现了并不是由于公平竞争而产生的差距，这是需要补足的。

大部分人发财是由于他的努力、聪明和机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财富和贡献或聪明才智都是相称的。我经常引用巴菲特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精彩，他说：一个模范教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得到的报酬是家长的感谢信；一个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战友的士兵，他回来得到的报酬是一枚勋章。但有一个人从不同的证券定价中看出了毛病，却得到了好几百亿的财产（那就是他自己），他觉得这不公平。人家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就得到这么点回报，可是他只是灵机一动，忽然就得到这么多的财富。所以他把90%的钱都捐出来。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从非常公平的情况下应该得到的，一个投资者相比模范教师和士兵，到底谁的贡献大，这个很难说。这是巴菲特的良知。说明，并不是只要有了自由市场，所有的收入都一定是公平的。

另外，我也同意不能培养懒汉。现在中国就是有这样的风气，一个家族里有一个人特别有出息，发家致富了，所有那些好吃懒做甚至吃喝嫖赌败家的成员都来依靠他，觉得他理所应当的应该帮助自己。这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陋习。但是，并不是所有愿意努力和非常优秀的青年人都能够有机会找到合适的职业和创业机会，特别是在失业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并不能实现人尽其用。在这种情况下，公益事业提供帮助是必须的。

我比较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界的达尔文主义，前提是条件完全相同，一场暴风雨或水灾过去之后还能生存下来的物种就是适者生存。但是，在人类社会，一场暴风雨来了，有的人已经盖好房子了，有的人没房子，后果就不一样。生一场病，有人能看得起，有人看不起病，这又不一样。在人类社会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太能够站得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干预，政府适当的制定一些法律、规则还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社会发达到现在这个程度，纯粹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的经济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代替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为实践证明完全失败。改革是要完善市场经济，而不是要取消或限制。

我知道张老师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但我觉得以政府调节税收为手段的福利政策开始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缓和矛盾，改良社会，而不造成社会革命。那种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原来的制度，然后建立计划经济，这已经证明完全失败了。但是民主主义的福利社会在开始的时候还是起到好的作用的，不过现在已经弊端丛生。只有像瑞典、北欧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人的心态非常淡定，能行得通。但是像在法国这种国家，工会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使得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寸步难行。举个例子，法国邮电工会就不允许像我们这种快递出现，在这方面大家就很不方便，而且影响经济效率。

新公益的前提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是存在不公平的，不是说自然而然就一定永远公平下去。但是又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改革，而不是拆了重来。

我还要补充一点是：中国和美国的语境是非常不同的。我理解张老师强调市场的作用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中国的不平等主要与市场无关，是特权造成，恰恰是市场没有达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的结果。而美国的发展途径是相反的。它先是从完全不受监管的资本和放任自流的市场逐步改革到现在的。就像我一开头讲的，中国最大的力量是党和政府，美国最大的力量是资本，所以改革的内容不一样，强调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