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三是创新创业“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和201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35年经济呈现出一种发展态势，在这之后的20—30年可能是另一种态势。所以当前我们正处在转折之中。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关于增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趋势性的，是有内在原因的，并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关于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经济增长潜力的一般规律首先，经济增长存在各国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资源制约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只是先后的问题，由于穷国可以有追赶效应，所以最终各国经济水平会趋同。当然在现实中，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经济增速并不快，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

人均GDP水平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GDP分成5个阶段，即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那么从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潜在增长率的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有8%以上的潜在高增长率，低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6%～7%的潜在中高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5%～6%的潜在中等增长率，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着4%～5%的潜在中低增长率，发达国家对应的是只有3%左右的潜在低增长率。

中国目前属于低中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间，所以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是6%～7%。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人均GDP是多少，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2014年还有两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一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0%，二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5%。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借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缺乏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但从短期来看，单从就业方面来考虑，劳动人口的下降减少了眼前的就业压力。因此，一方面，长期和短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仍有很大的结构调整潜力，因为我们仍然有2.4亿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但是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或者服务业，并不那么容易。

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希望调整能够更快些。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在逐年上升。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6.1%，经过第三次经济普查后调整为46.9%。事实上每次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会上升，因为服务业容易被低估。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8.2%，很快就会超过50%。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9.2%，30%的劳动力只产生了9.2%的GDP。1/3的生产力对应的收入当然也只有1/3。因此，第一产业的问题是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报酬就无法提升。

需求结构调整。从GDP支出分解来看，消费、投资、进出口这三架拉动经济需求的马车也在调整。2007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9%，非常之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降到了3%以下，已经属于正常范围。此外，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消费有可能被低估。因此，需求的结构也在调整中。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基本上逐年下降，2014年降到0.469。尽管这个数字还比较高，但是确实是在逐年下降。这些年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有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而这个上涨跟前面所述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吻合的。劳动供给在减少，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因此工资就会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上涨是使基尼系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世界经济“新常态”

1.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2013年11月，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预测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率时用到一个词——“secularstagnation”，中文翻译为“长期停滞”。他认为原来预期美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为3%，但现在看来，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是2%。一个证据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远远低于预期，没有出现4%~5%的反弹。同时，经济学家普遍预测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会低于美国，而日本会低于欧洲。假定这些预测成立的话，那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增长环境就会与过去10—20年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是自己一国的事，而是与世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我们考虑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要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因素考虑进去。

造成发达国家进入这种经济增速“新常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类是萨默斯强调的需求方面原因。他认为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欠缺，但是因为政治问题、环境问题、体制问题等种种原因很难解决。另外就是工资增长停滞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美国过去20年的中位数工资基本上没有提高，而美国60%~70%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消费又占了70%~80%，因此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将导致消费增长缓慢或停滞，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增长缓慢。

第二类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所提出的供给方面原因。他预测美国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2%，主要原因是供给问题，其中有人口、教育、债务、全球化、环境、收入分配等几大问题，这些制约因素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在他的预测中，他假定美国在未来30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与过去30年持平，既不多，也不少。

2.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

2014年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份。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和美国的相对经济总量发生了变化。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14年，美国GDP总量是17.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2.5%，而中国GDP总量则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4%。如果按照IMF公布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美国GDP总量仍为17.4万亿，占全球16.1%，而中国GDP总量则变成了17.6万亿，比美国还稍多一点。因此，如果按照IMF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3.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再来看人均GDP。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照名义汇率计算是7,589美元，为美国的13.9%。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GDP是12,880美元，为美国的23.6%，大约为1/4。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人均GDP从是美国1/10以下上升到接近美国的1/4，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把发达国家的G7、亚洲的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放在一起比较，用IMF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DP。

首先，我们看G7，这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七个国家。如果把美国的人均GDP作为100%，那么德国和加拿大都超过美国的80%，法国和英国超过美国的70%，日本和意大利超过美国的60%。所以，进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要求人均GDP达到美国的60%以上。其次，我们来看亚洲四小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中国香港正好同美国相等。当然这两个地方比较特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是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与德国的人均GDP一样，而韩国与意大利的人均GDP一样。韩国已经与日本非常接近，日本是美国的68%，韩国是美国的65%。

再次，我们来看金砖四国。俄罗斯是美国的45%，巴西是美国的29%，中国是美国的24%，印度则是美国的11%。因为世界平均水平是美国的28%，所以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对应前面所说的，人均GDP达到美国60%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所以韩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俄罗斯人均GDP为美国的45%，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巴西人均为美国的2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中低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如果中国到2020年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就是很了不起。中国的体量很大，当中国增长的时候，世界平均水平也跟着往上走，所以这并不容易。

4.中国经济未来20年

因为70除以20是3.5，所以根据“70法则”，3.5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得经济每20年翻一番。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伏，中国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相差为3.5个百分点，那么20年后，到203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就会在目前是美国的24%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8%，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实现两国增速之差是3.5个百分点的可能情况是：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5%，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6%；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5.5%。这是有可能的。

（三）创新创业“新常态”

从供给来看，经济增长有两类原因，一类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增加资源的使用，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这类增长中，后进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学习新技术，并不需要自己开发。第二类就是发明新的技术，即创新。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很高，没有剩余劳动力（除非有大量移民），因此只能靠创新驱动增长。另一方面，贫穷国家则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它们离世界技术前沿还很远，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中国目前正是处于这个阶段。所以，当中国与美国相比的时候，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我们还不够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24%，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是同中国自己的过去相比，潜在增长率下降了，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从0~1和从1~N。美国企业家和投资人蒂尔（Peter Thiel）出版了一本书叫《从0到1》，中文版在中国销售了100万册。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时机非常好，正好赶上今年“两会”结束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但是这本书没有讲N的力量，没有讲从1~N。在中国，市场的规模N是非常大的，这是中国的优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快的等公司，它们使用的技术应该说都不是从0~1。阿里巴巴之前有亚马逊，腾讯之前有ICQ，百度前面有Yahoo和Google，滴滴快的之前有Uber。微信之前有韩国的Kakao Talk，但韩国只有5000万人，而中国有13亿人，所以微信远比Kakao Talk成功，这就是因为N的不同，是N的力量。不能说只有从0~1才是创新，从1~N只是简单的照抄。事实上，从1到N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创新，因为要使外来的原始技术适合中国文化、适合中国市场。在中国，N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不能忽视。在中国，从1到N大有可为。

创新创业新模式中国这一轮的创业热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创新创业与全球特别是美国的创新创业正在直接地、快速地融合。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研发的初级阶段放在美国，比如放在硅谷。美国的创业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人才的集中地。这就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创业模式：在硅谷做最初研发，之后在中国进行进一步开发，并充分利用中国市场N的力量。在网络中有个梅卡菲定律（Metcalfe’s Law），即网络效应的平方法则：网络价值=N的平方。因此在互联网时代，N的力量不是N的线性关系，而是N的平方关系，这就把N的力量更加放大了。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创业聚集地有哪些突出的地区？在美国有三大主要地区：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与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媒体中心相关的创新创业，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将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