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15《柳叶刀》人类健康与气候变化委员会（the 2015 Lancet Commissionon the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的成立旨在指出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及必要的应对策略，尽最大努力保护全世界人类健康。这个委员会具有国际化、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在来自欧洲和中国众多学术机构的大力协作下完成相关研究。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作为《柳叶刀》人类健康与计划变化委员会的主要参与单位，与《柳叶刀》编辑部联合发布了《健康与气候变化：保护公众健康的应对政策》。以下节选、摘录部分内容。

宫鹏，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非常明显，预估显示未来气候变化会对人类健康构成灾难性的潜在风险

气候变化对全球90亿人口产生的后果将可能威胁、抵消人类过去50年社会发展和全球健康取得的成果。其中，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包括不断增加的热胁迫、洪水、干旱和越来越频繁的强风暴。另外，气候变化也能通过更严重的空气污染、病媒生物的扩散、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失业和心理健康问题间接地威胁人类健康。

为实现将全球平均温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从而避免一些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人类需要在本世纪末将人为排放二氧化碳（CO2）的量限制在29000亿吨以下。然而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2011年间，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已经略微超过控制目标的一半。按照当前趋势，人类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在未来15—30年内超过29000亿吨的控制目标。在高端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2.6—4.8℃，并且伴随着局地的升温放大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是21世纪全球人类健康的最重要机会

鉴于气候变化可能抵消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健康成果以及可持续经济产生的健康共同效益，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本世纪最大的全球健康机会。许多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是“无悔”选择，这些应对措施能够直接减少疾病负担，增强社区恢复力，减少贫穷和全球不平等。这样可以带来的效益包括能确保国家不受气候变化的牵制，让人民更健康幸福地生活等。这些应对策略也可以减少国家卫生预算的压力，实现大量潜在成本节约，从而能够投资建设更强大、更有恢复力的卫生系统。

未来5年，政府需要做到：

● 投资与气候变化及公众健康相关的研究、监督和监测手段，保证更好地从地方和国家层面了解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产生的潜在公众健康共同效益。

● 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财政投入力度，建设恢复力强的卫生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资助国有责任支持能够削弱气候变化对人类福祉不利影响的措施以及适应对策。同时，必须加强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卫生系统（的稳定性），减少卫生保健对环境的影响。

● 应当迅速将煤炭从全球能源结构中淘汰，从而保护人类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健康。目前，全球大约有1200家待建燃煤发电厂，如果不改用更健康、清洁的能源，会造成人类健康的巨大损失。天然气或将成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能源。为减少来自交通运输、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大气污染，降低有害颗粒物（尤其是PM2.5）和短期气候污染物带来的疾病负担，淘汰煤炭必须成为一种早期的决定性的政策，从而迅速产生社会效益。

● 鼓励城市向支持、促进对个人和地球都有利的健康生活方式转型。具体措施包括建设高能源利用率的建筑，提倡低碳绿色出行和增加城市绿地空间。这些措施能够提高适应能力，同时减少城市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肥胖、糖尿病、心理问题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

实现去碳化的全球经济以及确保其提供的公共健康利益已不再主要是一个技术、经济问题——现在这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

重大技术进步已经使建筑和交通工具更有效率，也降低了可再生能源成本。全球有充足的财政资源，然而，大部分仍然提供给矿石能源工业。大胆的政治承诺可以确保避免进一步显著气候变化的专业知识、技术和资金随时可用，不会成为行动的阻碍。

未来5年，政府需要做到：

● 建立能承载和支撑一个强有力的、可预测的、国际的碳价格机制的框架。

● 迅速扩展中低收入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可利用通道，进而为社区和健康设施提供可靠的电力；放开巨大的经济获益；促进健康平等。一个不能实现这样的扩展的全球发展道路将会对公共健康造成损害，最终也不能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 需要准确地衡量由于实施气候变化减缓所避免的疾病负担、减少的医疗保健开支和增加的经济生产力。当结合足够的当地能力和政治支持来发展低碳健康能源的选择时，这样就能够取得最大的效益。

健康卫生领域在加速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健康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努力与如烟草相关疾病、艾滋病、小儿麻痹症这些健康威胁做斗争过程中，他们的兴趣也进入了那些相应的领域。同样,他们必须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健康威胁的领军人物。公共健康的视角可以聚集一项共同事业下各行各业的潜力——这个共同事业就是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健康福祉。这些概念比排放多少吨二氧化碳更可感知，更发自肺腑和扣人心弦，而且不论文化背景和发展状态，各族人民都会把它们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减少国内、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对于增加气候变化恢复力和提升全球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如果决定健康的关键因子不能可持续地发展，以上两点（气候变化恢复力和全球健康）都无法实现。这些决定健康的关键因子包括：能够得到安全的用水和洁净的空气，食品安全，完善、便民的医疗保健系统，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减少等。因此，全球健康优先考虑的主体应该把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放到前沿和中心位置。

未来5年，政府需要做到：

● 建立促进加强卫生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机制，增大给健康卫生领域专业人员的授权，并保证健康和气候两方面的考虑充分纳入政府战略决策制定中。孤立地单方面保护人类健康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承认和强调其他全球环境变化问题（比如森林消失、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海洋酸化等）也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并会减小（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

● 通过并执行一个支持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国际协议。尽管国际气候谈判很复杂，他们的目标却很简单:在有雄心可执行的全球减排目标，保护各国可持续发展权利的适应资金，以及保证这些措施的政策和机制等方面达成协议。为了这个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责任是各国共同分担的：不论国界，减少排放和促进公共健康的干预都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

应对气候变化也可以成为21世纪最大的全球健康机会。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寻找能够保护人类健康的气候变化对策。

全球变暖的客观科学基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已描述了不同选择下不同的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基础。简单地说，太阳短波辐射透过地球大气加热地面，而地面发射长波（红外）辐射。大气中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 GHGs）吸收这种长波辐射并再次发射，进而加热大气的其它成分及地表下垫面。如果没有这种温室效应，地表温度将比现如今的地表温度低30℃。

其中的一种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CO2）,主要由燃烧化石燃料（比如石油、煤和天然气）产生。甲烷（CH4）和一氧化二氮（N2O）等其他温室气体则是通过化石燃料的使用和人类农业活动产生。温室气体的排放自工业革命以来稳步上升。CO2在大气中停留时间很长，有一部分会存在上千年或更长。因此，温室气体浓度在工业时代迅速飙升。

IPCC2014年的报告确认了全球变暖这个事实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的作用毋庸置疑。近年来海洋已经吸收了很大一部分（90%或更多）的净余热，于是海表温度也有了上升。而地表温度也有上升，近30年里每10年都比前一个10年暖，且暖于自1850来的任一年代。201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地球（全球平均陆地海洋表面温度）在1880—2012年间增暖了约0.85℃。北冰洋的海冰正在以每年50000km²的速度消失，南极冰盖现在每年减少1590亿吨的冰盖，海平面也在势不可挡地上升。

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图

很大一部分过去的历史排放还停留在大气里，且还会继续使全球增暖。大气里的温室气体浓度正在以与“将接下来的35年（即到2050年）的升温控制在2℃”这一目标不相符的速率上升，并且超过了IPCC的“最坏的排放情景”。如果现在的排放情况不变，我们将在未来85年使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前上升4℃，那时全球温度将会以约每十年增加0.7℃的增速继续上升。增温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所谓的“极区放大效应”可能使北极地区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温度增加11℃。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

气候变化以多种交互方式给人类健康和生存带来多种威胁。其影响包括直接的（如热浪，极端天气事件比如风暴，森林火灾，洪水或干旱），或通过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如农业损失，疾病形态改变等）、经济和社会结构（如迁移和冲突等）而起的间接作用。仅仅0.85℃的增温，很多预期的威胁已经成为现实。

因为现存的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或是文化习俗，或是自身生理因素，有些人群特别容易遭受气候变化在健康方面的影响。这包括女性、儿童、老人、有健康问题或残疾的人群，或是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群体。这些不平等通常也和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有关联：女性和儿童都遭受最多的由烹饪炉灶和煤油灯不完全燃烧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所带来的不良健康影响。因此一些减缓措施可以减少这类现存的健康方面的不平等。

非线性，相互作用，及未知的不确定

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大小和性质很难精准预测；但有一点很清楚，即这种影响无处不在且反映着对决定健康的关键因素的影响，包括可用的食物来源。当排放和全球温度都上升时，这种效应的风险有可能变得非线性。首先，气候模式和影响评估中没有包括对气候系统的大规模破坏。如果我们让温度到本世纪末迅速增长4℃，超过阈值达到引爆点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将对进一步的变暖和海平面加剧上升造成威胁。第二，小的风险可以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比预期更大的灾难性结果，特别是如果他们相互关联。

这样的影响（及他们的相互作用）足以中断人类进程。尽管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最先受影响，气候系统、生态系统及全球社会的相互关联性意味着没有一个群体可以免受影响。以现今的排放路径，接下来85年的温度增长可能会与有组织的全球社会所不相容。

减排带来的健康协同利益

采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明显可以减少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直接和间接影响。而它也能以完全独立于通过减少气候风险这一途径的方式有益于人类健康：这就是所谓的减缓行动的健康协同利益（health cobenefits of mitigation）。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原因和结果之间有复杂的相互作用。生态过程，例如对生物多样性与病媒变化以及社会动态的影响，会放大这些风险。社会响应也会通过适应措施来降低一些风险

排放（比如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的减少可以减少室内污染和呼吸系统疾病，而采用更安全的主动型的交通方式可以减少交通事故，还可以减少肥胖、糖尿病、冠心病和中风的发病率。这些只是众多健康协同获益的几个例子，很多健康协同获益都是通过健康的社会和环境决定因子的多重因果关系实现的。保护生态系统可以带来由自然及其多样性产生的福利。

能够支付的可再生能源也会给较为贫困的群体带来好处。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在11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有26%的医疗设备没有电力驱动，而仅仅有33%的医院有“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这个所谓的“可靠电力供应”的标准是在过去的一星期里，断电不超过2小时。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可以代替煤油灯和柴油发电机。清洁的炉灶和燃料不仅减少了黑炭的排放还有利于气候问题（黑炭是一种短生命期的气候污染物），而且还能减少由室内污染导致的死亡（室内污染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致死因素）。隔离、加热效率和抵御极端天气事件方面设计得较好的房屋建筑可以减缓对寒冷和炎热的暴露，降低感染霉菌和过敏原导致的疾病的风险，也减少了传染性疾病。

也有很多其他共同获益存在于不同行业中，从农业到正式的医疗系统。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实现健康协同利益，能潜在地节约很大一部分开支。在医疗保健开支相对全球政府总开支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节省下来的健康回报应该折算入减排和适应开支的经济评估中。最贫困的人群也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全球发展的开支将会增大，且难以实现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向全球低碳经济的转变需要有政治意愿、可行的计划以及必不可少的财政资金的支持。减缓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减少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年际的温室气体排放。提早减排可以推迟气候破坏，降低减排总成本，以及临时抱佛脚的行动。及时行动能够提供更为广泛的技术选择，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学习前景，并且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减排成本。同时，进化的、革命性的新技术的开发、商业化和推广应用的机会窗口也会更长时间地敞开。

常被提到的主要缓解技术及其效益

缓解技术和效果之间的红色箭头表示技术会增加效果，绿色箭头则表示相反的趋势

2015 《柳叶刀》健康和气候变化委员会将构建一个新的独立的“2030倒计时：全球健康与气候行动纲领”，其目的是为执行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公共健康政策提供专业知识，并监测今后15年的进步。“倒计时”过程也会使健康和科学界能够针对这一严峻的人口健康领域的挑战充分发声并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