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志民，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198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84—1990年留校任教，1990—1994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1994年到教育部工作，现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2016年2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制订“双一流”实施办法。应该说，“双一流”对我国高等学校下一阶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如何对高校发展和学科建设进行科学评价，即如何引导这个方向，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首先要认识到，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要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和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借鉴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成功经验，适度超前布局我们的高等教育。

我们还要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是模糊的。一流只是相对的，不能用部分专门从事大学排行榜的专家理解的所谓国际标准“尺子”来评价所有大学。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多个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对高校的特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形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目前各种大学排行榜的排名指标中，几乎都将论文数量、科研立项和经费数量作为评价大学的主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校对科研数量指标的畸形重视。

因为诚信文化，显性公平等多重因素，我国更重视定量评价，而非定性评价，比如对学生的分数评价。目前各种高校与专业的评价排名中，很明显更为倚重发表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的论文数量，进入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数据库前百分之一学科数量等相关数据，甚至只看这些数据。如此评价排名的弊病是非常明显的，它更有利于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大学，对以工程技术为主的大学就很不利，对以人文社科类为主的大学更加不公平。

我国高校因发展层次、类型不同，各类高校的基础条件和科研水平各不相同，这在客观上要求各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本校特色和发展条件，适度参考国际上同类大学先进的办学经验，在不同方向与不同学科专业上，以特色胜出，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不同类型的学校，承担着不同的职责，评价的尺子就应该不同。比如以基础科研为主的理科类大学，主要承担基础科学类研究和科技前沿探索，以知识创新为主，兼顾应用和开发研究。这一类的大学就是要靠在国际上发表高水平论文来提高国际影响力。发表的论文数量、论文被引数量、高水平学科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高被引作者数等都是衡量指标。

如果是以工程和技术科学为主的大学，则应该主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开展研究，以应用知识和技术创新为主，为了学科发展兼顾相应的基础研究，这一类大学的主要职责就是要解决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工程和技术需求，因此对这类大学的评价，肯定不能用以基础科研为主的尺子去衡量，而要以解决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重大工程与技术问题的数量，参与能力和实际贡献，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为核心进行评价。比如高铁、微信这类具有重大社会与经济意义的工程技术，应该成为评价的核心，而非论文。互联网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互联网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明，但因为是一个工程技术发明，最初阶段没有人能发表论文，不能获诺贝尔奖，甚至其发明人也是在 20 多年后才勉强获得图灵奖。如果只是拿基础科研的尺子去量，互联网就一定被埋没。

以人文社科类为主的大学，主要从事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理论研究工作，其重要职能是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与重大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和理论，做智库工作。对这类大学的评价，主要是在国家发展决策中起到的作用，如参与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修订、管理模式的创新、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领等，讲究的是其社会效益，这类学校更不能用论文数量来评价。

当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因而，对任何一类大学的评价，千万别忘了人才培养质量这一重要指标。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参考国际标准，根据不同类型与定位的大学，设定不同的尺子，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论文与社会效益相结合，进行综合评价，促进高校走特色发展之路。这样才能达到“双一流”的目标，全面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