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朱安东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入选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第二批“四个一批”人才，曾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高校优秀德育工作者。

清华大学西大操场北侧，蝉鸣透过法桐的浓荫，声声入耳。一栋古典红砖小楼内，铜塑卡尔·马克思的目光凝重辽远。“70后”学者朱安东常驻足于此。作为中央“马工程”专家中的新生代，朱安东活跃于报刊、网络和微信，用知识和思想的长矛，批驳“历史终结论”的虚妄、刺破新自由主义的雾霭。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朱安东总是以澎湃的激情，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彻底的理论”，引领学子完成着家国之思和价值重塑。

相遇

四川乐山，群山环抱。1990年，少年朱安东从大山深处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安东加入了清华大学学生求是学会。在这里，一批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青年学子，以“读书、实践、争鸣、战斗”为口号，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分析国际形势、社会思潮。探求的目光、激情的辩论，让他沉醉复沉思：马克思主义的光芒为何能在100多年后依然灼烁？同时，一个思考也在他的脑海隐隐浮现：人生之路、学术之路该如何走？

春去秋来，日升月落，思考伴随着朱安东清华园的生活。1995年，本科毕业的朱安东免试推荐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的人生和学术规划也日渐清晰。三年后，他将硕士毕业论文题目选定为《我国国有企业重组的若干问题研究》。

1998年，奔腾的人生河流打了个“漩涡”。硕士毕业后，朱安东没能按预想到大洋彼岸留学，而是到北京城建集团下属公司当了一名助理工程师。与现实的短兵相接，让朱安东感知了生活的粗粝，也让他发现生活的浩瀚——这里藏着人群的苦乐悲欢，透着时代的风生水起，也提供着社会紧要问题的破解之道。多年以后，这段经历常在朱安东的脑海闪回。“到现实的洪流中获取实感，是做大学问和真学问的不二法门。”对此，朱安东深信不疑。

翌年，朱安东如愿以偿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攻读博士学位。那里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重镇，汇聚了一批活跃在学术前沿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而一段几十年前学科初建的往事，让人不由唏嘘感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国际资本主义进入新一轮经济危机。这一背景下，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鲍尔斯等一批美国学者，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荒原上，啃读原典、自学自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受到原所在学校排挤的萨缪尔·鲍尔斯等5人集体辗转来到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在这里，他们整体改造培养方案、吸引师资，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不断壮大。用朱安东的话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几乎断了茬，又自己长了出来”。“还有什么更能说明这种历绝境而不息的学科生命力呢？！”

在马克思主义者大卫·科茨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罗伯特·波林的指导下，朱安东完成了博士论文《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增长与贫富分化的影响》。他收集了60多个国家30多年的数据，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各国国有企业部门总体是赢利的，国有企业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富分化有正面作用。这一认识，也锚定了朱安东日后基本的学术倾向和价值立场。

直面

2005年，博士毕业的朱安东重回清华园，执起教鞭。是在数字和模型建构的楼阁中吟风赏月，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在直面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磨砺中淬炼真知？朱安东选择了后者。

2012年，朱安东一行来到神华集团。三天的调研，他们到一线参观，和基层干部职工交谈，管理的先进、技术的创新、生产的高效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印证了此前朱安东对国企效率和作用的判断。针对“改革的成功来自公有制的崩溃”的论调，朱安东用学理和事实进行旗帜鲜明的反击。

如果深究就会发现，国企私有化的吹鼓手们大多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即新自由主义。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华盛顿共识”出笼，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政策纲领的新自由主义迅速向全球蔓延。面对无知者、偏见者、人云亦云者和别有用心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加冕”，朱安东不遗余力地用事实祛魅。他在文章中揭露新自由主义代表“芝加哥弟子”和“伯克利黑帮”在拉美国家和印尼的斑斑劣迹，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施行于欧美、拉美、苏东及俄罗斯、亚洲等国和地区的重要时期（1981—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并由此导致了严重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用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并非“救世良方”，而是“经济毒药”。

当西方热衷于对他国鼓唇摇舌之时，自己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在利用大量数据分析1870年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积累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朱安东早在2004年就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将进入一个危机与动荡的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朱安东又敏锐指出，金融垄断资本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逐步掌控了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并在危机爆发后通过政府及时“救市”挽救了自己并更加壮大。在这种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将更加尖锐”。2010年，由谢富胜、李安、朱安东共同完成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通过对西方经济学模型运用和美国相关部门数据的分析，揭示出美国经济中利润率的波动及其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证明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传薪

在今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现场的朱安东心绪难平——当代中国实践正是新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可能超越前辈、超越西方的现实根基，也是坚定信念、扎根本土的时代源泉。

如今担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朱安东，面对的是“90后”和更年轻的一代学子。他们的外部世界五光十色、喧嚣纷扰，马克思主义的灯塔还能在他们心中屹立吗？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他们超越前辈、超越西方的力量源泉吗？朱安东坚信：“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正是彻底的理论。”

他在学术研究中发现，“某些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不了，有些解释不清或者解释不透，不仅新古典经济学是这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是这样，而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个理论或概念却能很好地对那些现象进行分析。一次次下来，很难不让人佩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历史穿透力。”

要让彻底的理论真正进入学子的精神世界并打动他们，朱安东认为，还必须讲究传播的艺术。朱安东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高级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成为学生们沉浸其中的精神享受。“入脑、入情、入心”，博士生张牧云这样评价朱安东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朱老师台下备课非常‘学术’，但上了讲台却又很随和，好像在和你拉家常。既有一些历史书里边边角角但又启人深思的小桥段，也有他有趣的人生阅历。”

在学术方法选择上，朱安东引导学生“眼睛向外”。他鼓励学生到经济系等系所选课，以熟悉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工具和话语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西方‘非马’‘反马’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要与西方对话和交锋，就必须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也要学会用对方的学术工具和话语体系反驳对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执教清华，朱安东深感“吾道不孤”。在他周围，一大批信念忠贞、人格高洁、淡泊自守的领导和老师关注和支持着他，陪伴他一路前行。清华大学原副教务长邢家鲤的一段话，朱安东几乎口能成诵：“说教师像蜡烛，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不说是共产主义的篝火呢？一块块劈柴投入了，火光熊熊。你能说那不尽的熊熊大火中，哪一块劈柴烧完了呢？”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这栋红砖小楼里，朱安东正以内在的丰沛执守、实践着这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