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

近日，《文汇讲堂》公众号整理刊发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不久前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六十周年院庆活动上的演讲：《承认什么，何种政治——关于“文化与公共性”问题的再思考》。汪晖曾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共享2013年度“卢卡·帕西奥利奖”，其思想学术总能引起思想界热烈讨论和社会广泛关注，此次讲座现场也空前火热。

汪晖提及自己接到演讲任务时正在欧洲，巴黎、慕尼黑的枪声和难民给德国带来的尴尬让他回想起1990年代美国人文学术界关于“全球化可以荡平差异化”的乐观共识，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文化混合的深入，并没有出现文化共存、多种多样、荡平差异的结果，冲突仍在持续，现阶段对全球化的认知态度从积极乐观逐渐向相对悲观过渡。

他指出，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在千禧年出版的《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曾对全球化的时代做出了“文化共生世纪”的判断。霍布斯鲍姆认为当时的全球化造就了休闲旅游、自愿或被迫的移民（如出国留学潮和难民潮）以及全球化生产和消费带来的移民这三种类型的人口流动模式，并抱有“每一个人可以生活在三重世界中，自己的、移居的，全球的世界”的信心。但16年后的今天，移民问题却使文化的、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领域的困境在各国同时爆发，民族、宗教冲突不断。

汪晖认为，文化多样性和区域间人员的流动性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是大大加强了其密度、速度、规模，致使“非领土化”（由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首次提出，指涉文化体验与时空定位的脱离）过程中产生的认同问题成为关键。移民对原住民传统意义上的认同的改变，以及移民群体在居住地新文化下的自我认同问题，都是流动性条件下产生的关于自我认同的现代困惑，导致社会自我认知上的统一性出现了大危机。

但是，在汪晖看来，导致文明、民族冲突的并非差异因素本身，而是因强烈的人为界定因素形成的单一身份认同。他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多面性，并以他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的亲身感受为例，指出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由于文化、宗教和族裔上的联系都对境外以各自族群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存在亲近感，但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没有认同。

这种多元的认同事实上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和矛盾，但在现实操作中往往会产生促使多元认同向单一认同转变的力量，体现在把宗教认同、民族身份认同视为唯一的身份标记，产生认为界定差异。而当高度流动性令“共存与混杂”成为现实，单一化身份认同就等同于与另一民族身份的对立。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差异实现平等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主要问题。

汪晖认为，解决差异和平等的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实现：一是要将平等与差异综合至同一个进程中，能够同时承认差异与独特性的平等才不会是纯粹形式的；二是要通过批判民族主义和族群主义的政治重新将平等置入一个大的框架之中。以平等为前提尊重多样性，同时又将尊重多样性作为平等的内涵，进而将两者综合在一种制度性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