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汪晖谈“二十世纪”的诞生

去年，汪晖教授出版了《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一书。本周，澎湃新闻发布了对汪晖教授的采访《“横向的”二十世纪的政治时刻（上／下）》。在其语境下，“二十世纪”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后的“作为短世纪的漫长的革命”。

汪晖教授

首先，汪晖指出，“二十世纪”的诞生让我们同时面对“十九世纪”的问题和“二十世纪”的任务。在帝国主义的全球体制的确立过程中，我们的历史叙事较之过去发生了重大断裂，我们理解历史、解释世界甚至宇宙的框架被替换了。“二十世纪”并非从中国自身历史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而是我们把其他世界纳入自己的历史里，同时也把自己的历史当作全部历史的一部分，第一次使历史变成了总体史，这是汪晖提出的“横向的”二十世纪。在他看来，中国“二十世纪”之前的前史并不存在，它存在于别人的历史中，所以我们思考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和全球问题，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十九世纪”问题。我们的“十九世纪”问题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来的、一系列现代化方案——军事、工业、教育、城市等待的现代化。于是，我们同时面对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处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工业化的问题、民族主义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连真正的工业基础和成熟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条件都不具备，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不完备。

其次，汪晖引出“替换”的概念，来解释二十世纪政治化的空间。我们试图用适用于欧洲近代变迁的范畴、概念和框架解释中国历史，如时代、古代、中古、近代、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萌芽、阶级、劳动、生产力、生产方式、剥削等等，这些范畴和概念重组了对历史的解释，并将这种解释直接地组织到当代斗争之中。作为总体史内部的中国，这些概念有一定相关性，但是中国内在的社会构造力量与西方世界又完全不一样，所以会发生概念内涵的“替换”。“替换”的首要基础就是社会条件，我们的社会条件与西方诞生出的概念发生了错位，比如中国社会的能动力量，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工人阶级，倒是王朝内部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是其他可能被召唤为能动力量的社会阶层。概念与社会条件的错位产生了一种激活效果、一种新的政治空间：“无产阶级”在中国不能简单化约为工人，农民替换了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而“无产阶级”作为广大农民获取的阶级意识则包含了一种能动的政治力量。“国家”也不能放置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对立构造中理解，整个二十世纪，国家始终处于形成之中，无论是追求民族独立，还是追求阶级解放，国家都是作为一个政治进程、一个持续争夺和斗争的空间而呈现自身。

其后，汪晖总结了二十世纪的作为二十世纪主导方向的几波政治化运动。第一波政治化是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前后，核心问题是“国家”，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和国家类型引发了精英知识分子大量的政治辩论，而其政治化过程是通过政治革命新的政治形式。在这一时期，企图解决的问题是“十九世纪”问题，这波政治化所意图打破的那个旧的王权制，而在排除人民参与的意义上，是去政治化的。第二波政治化的时期是从1915年到五四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文化”。这一波政治化发生的背景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国家建设过程出现了危机——我们师法的对象发生了冲突，我们此前师法的模式在中国也出现了危机。文化运动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对西方模式或者说“十九世纪”模式的反思，同时也开始探寻“中国该走什么路”。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通过语言问题、文学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个性解放问题、青年问题等，重新定义了政治。第三波政治化是此后到二十年代的北伐大革命、国共合作，核心问题又回到了国家框架下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而在汪晖看来，这一波政治化的独特性是土地革命——大规模人民战争发生、发展的历史时期，土地革命使得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卷入了政治化进程。第四波政治化过程是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毛泽东的《矛盾论》使旧的敌我关系或联盟关系发生变化，使政治不被化约在本质性的论述里，从而创造出一个不断变动的政治化过程：昔日的敌对力量成为了“人民”这个“我们”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这一时期的政治化也体现在文化上，围绕着土地革命和民族战争，各种传统的、民间的、民族的形式被调动起来，用来创造新的政治。二十世纪最后一波政治化是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中国的六十年代虽然以激烈的反资产阶级的方式发生，但同时也与苏联社会主义产生了疏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六十年代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和反苏联相呼应，共同导致了冷战的瓦解。汪晖强调，每次政治化的浪潮内部都包含着去政治化的趋势，二者相互纠缠。政治化不等同于一味的激烈化，国共合作和冷战瓦解也是政治化，而僵固对立的、两极化的思维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因为它使政治空间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六十年代”政治最后的失败在汪晖看来是去政治化的结果，是由激烈的两极化的展开方式造成的。

汪晖总结到，二十世纪发生这些事不存在外部问题，理解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需要放在总体史中寻找内在视野。“二十世纪”作为“异物”是对十九世纪的既定规范的扬弃，后者不能自洽了，不得不被挑战性地接受了。汪晖在采访的最后，强调了“中国革命”和“短二十世纪”两个概念的重叠和区分。“短二十世纪”是由十九世纪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反现代运动发展而来，并将这个运动从资本主义的“内线作战”模式转化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外线作战”模式；但“中国革命”则要处理所有的过程，其中包括了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计划等十九世纪现代化的使命。而今天还要讲“短二十世纪”，因为“短二十世纪”同时包含了对这个过程的质询。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制造了中国越来越多的抑郁症

“抑郁症”在近年来频繁出现在我们视野中，对这一病症的认知甚至经常被作为中国走向“文明”的标识。本周，公众号“天真的人类学家”发布了一篇《“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在微信朋友圈引起了广泛传播。作者萧易忻发现，目前对“抑郁症如何产生”这一问题得研究框架主要集中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忽略了对社会诸环境因素的细致解释，只是粗糙地将外因全部归于“压力”。作者企图将抑郁症置放于社会经济学框架和历史发展脉络之中。20世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将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经济组织中逐步制度化，中国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影响人们身处的各种环境，如导致制度、家庭结构、文化形态、工作形式、迁移状态、消费状态、个体化追求、医药发展等因素的变动，这些变动又会影响人们的心理情境、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及对疾病的建构等。这些特性影响着抑郁症的发生。作者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两个角度试图探寻抑郁症如何产生。

从社会结构角度讲，首先，全球化使人们的时空感受和工作形态发生了巨大转变。新的社会框架下，短期劳工合同逐渐取代稳定的职业生涯，人们的不确定感增强。空间的迁移成为常态，世界范围内的移民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和社会适应问题，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同样面临着种种危机：工作时间过长，工资与福利低于城市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流动的频繁经常带来家庭结构的改变，比如中国出现了大量夫妻两地分居、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强调的“竞争力”要求人的产能，因此，“害羞”“腼腆”等形容人格特质的词汇，逐渐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被定名且需要治疗的疾病，成为“社交恐惧症”／“逃避型人格障碍”等病症，甚至连不符合“效率”需求的“拖延”，也被病理化成为需要谴责与克服的行为。于是，在竞争与流动下耗尽精力的个体，若得了抑郁症，便成为“不想动的（失能）主体”，在新自由主义高度要求绩效的背景下，缺乏生产与积极进取的竞争力当然会被视为严重的偏差行为，这也使得抑郁症愈来愈引人注目。

其次，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人们逐渐脱离传统社会，趋于原子化。去传统化带给人们不受传统局限的开放机会，但同时也失去了依循传统的安全感；人们会计划未来，但也担忧未来。个人将具体危险加以计算以求控制，通过对专家、各类系统等所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反思筹划（打造自我认同、生涯规划等），但也因而使风险捉摸不定。个体被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及多重焦虑所困扰。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与社会的自恋文化潜质相配合，一旦自我筹划太过用心，万一失败，个体即对过去所爱的自我极端否定，失去意义感，患上抑郁症。

从社会建构角度讲，“抑郁症”这个名称的出现是晚近医疗发展细致化的结果，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提出。然而，抑郁症被广泛认知，绝不只是公共卫生系统的社会建构，产官学媒的社会建构才是此病名广泛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关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研发新药具有巨大的商机。为增强国内药企竞争力，官方常给予支持，引入学界研发，专利权、科研成果转化等机制助长了大学的企业化。媒体进一步将产官学在精神医疗产业的成果（包括病名、治疗药物的介绍等）传播到社会大众中，以获得自身的商业利益。当“抑郁症”这个疾病名称出现后，药企制药与营销、政府的社会控制、媒体的传播教育（观念、药物、食品，运动）、学术界的研究便随之而来，这为抑郁症的“医疗化”提供了社会条件，也逐渐规训了人们对（抗）抑郁症的观念。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精神疾病的分类受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影响，神经衰弱症、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三者并重，因此神经衰弱是经常被使用的医学病名。改革开放后，中国精神病学专家逐渐接受强调抑郁症的西方观点，仿效西方对抑郁症进行制度化建构，近年，精神医学通过病名模仿西方使“抑郁症”的新秩序正式诞生，具有国情特色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CCMD）也逐步转变成ICD（the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这为“抑郁症”的医疗化操演提供了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