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0月14日上午，科技哲学领域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新引进的长聘教授吴国盛在清华图书馆向师生做了一场题为“科学精神的起源”的报告。

在演讲中，吴国盛教授重点分享了希腊科学的发展历程，希腊科学其实是讲自己，讲内在，讲真理，归根到底讲的是两个字：自由。自由才是希腊科学根本的精神。

对于科学研究和教育，吴国盛教授建议要有科学精神：如果我们从事科学更多只是顾及它的效果，而不能做到为科学而科学这样的精神，那我们的科学研究不可能走得很远，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原创性。

以下为演讲实录整理，有删减：

10月14日，邱勇校长为吴国盛颁发长聘教授证书

各位同事、各位同学，很高兴成为清华“长聘教授讲坛”第一讲的开讲人。我想，让一个人文学院的教授来开张，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体现了我们清华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这一全新的办校理念。

我本人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工作，多少年来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讲具有格外重要的含义。为什么？第一，科学不是中国文化土生土长的东西，它是舶来品，因此中国人民对科学的理解，难免带有自己传统文化很浓厚的痕迹，这个传统文化痕迹的影响使得我们可能偏离对科学本身的理解。比如说，在我们传统文化里，知识的地位向来更多携带功利主义色彩、实利主义色彩、工具主义色彩。过去我们说知识分子是毛，附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文化对知识本身总是怀有一种过分功利的看法。你学好了知识之后干什么呢，就能为国效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嘛。读书为了什么，学而优则仕。当然，学而优则仕并不一定是坏事情，在古代社会这是一种制度安排，让优秀者、有知识者为国效劳。但是知识本身怎么样呢？我们对知识本身态度是模糊的，我们不知道知识本身意味着什么，我们心目中的知识都是工具论意义上的。学好了知识可以成为晋升之阶，可以作为敲门砖，但是知识本身怎么样我们文化里没有提到。

因此我们的文化在说到知识时总是把它放在第二位。德智体全面发展，德为先，知为二；德艺双馨，德在第一；又红又专，红在第一位。我们更多的是从功利主义考虑知识考虑科学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欠缺。

第二，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受制于我们引进西方科学的时机。中国文化本来对西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和需求，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时候，来华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但是我们仅仅把它当成好玩儿的东西用一用，后来发现不怎么好玩儿，就算了。所以第一次西学东渐无疾而终。

第二次西学东渐，1840年以后，真正把科学带过来了，因为这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普遍面临危机。后果就是，我们感觉自己不如人家。为什么？首先是技不如人，打不过人家。打不过人家的突出表现就是我们的船不行、炮不行，所以西方文化给我们最初的印象是坚船利炮。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需要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在我们心目中，西方的科学首先是作为“夷之长技”出现的。最早一批学习西学的人都是去学造船、造枪、造炮，出去以后发现光学手艺不够，要学它背后的东西。什么呢？就是科学。这样的历史遭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科、技不分。我们一说科学很容易说成科技。有的老师问，我们是叫科技史系还是叫科学史系呢？我说：叫科学史系，因为我们中国人最缺这部分。科学是什么？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总会跳到科技是什么。科技就是技术。技术是什么？技术是生产力，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所以，中国人理解科学的时候，总是把什么是科学的问题躲避过去了。什么原因？我认为这与传统文化的因素，以及我们近代接触西学的时机都有关系。我们一说到科学就想到生产力，想到有什么作用，能不能帮助我们抵御外敌的入侵，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所以我们对科学的看法仍然带有浓郁的传统文化对待一般知识的看法。我认为这个问题，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就我的理解而言，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进入中国人民的视野当中。好像理所当然的，我们学科学为了什么？我们学科学为了救国、为了科教兴国，为了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为了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至于科学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空白的。

如果说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遭遇了很多紧迫的问题，在解决紧迫问题的时候，以这种态度看待科学也没有什么大毛病。现在，中华民族要实现自己伟大复兴的理想，要引领世界文明的走向，这个时候如果还采用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实利主义科学观的话，那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科学原创性不够，我们科学行之不远，不可持续发展；而我们对科学引发的潜在后果也难以觉察。

“如果我们从事科学更多只是顾及它的效果，而不能做到为科学而科学这样的精神，那我们的科学研究不可能走得很远，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原创性。”

爱因斯坦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西方科学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希腊人创造的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演绎科学；第二个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实验精神。所以我们说科学精神有两支，一支是演绎精神，一支是实验精神。演绎科学的出现是人类文明中极为独特的发展，在世界各民族中，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无论国家实力多么强大，统统都没有出现过演绎科学。演绎科学是希腊人民独特的创造。为什么在希腊地区会出现演绎科学，什么叫演绎科学，为什么演绎的精神成了科学精神最悠久、最深远的来源？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开篇谈到三类知识，他认为最基本的知识是经验知识，但是经验不可传递，所以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比经验更高的知识叫技艺或者技术，这一类知识就是有点类似于中国人心目中的理论知识，比经验知识更加普遍化，它能够沟通、能够学习。但是，亚里士多德说这两类知识都还不是真正的科学，他提出第三类叫科学的知识。这类知识首先是超越功利。经验、技艺都是有实际目的、有实际用途的，只有一类知识没有功利目的，叫做科学。在我们中国人的知识谱系里有前两者，我们有经验知识、理论知识，在我们看来一切知识首先来源于经验，然后对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提升、一般化，然后构造出理论，理论反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是中国人一般的看法。但是在我们知识谱系里始终缺乏这第三个类别，就是科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类别的知识呢？亚里士多德说，被我们称为科学的这类知识，必须首先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存在的，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存在。所以希腊科学的第一个特点叫做“为自己的学术”，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的。

在我们中国要是问一个孩子为什么念书？很少有孩子说我就是喜欢读书。那读书本身为什么不是目标？因为我们文化里没有为读书而读书的要素。希腊人强调真正的科学是为了自身目的存在的，所以他有所谓的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所以，真正的科学的第一个特点是超功利的，是没有用的。如果你对一个科学大家说，请问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他会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有用的东西最终都会把自己消散在那个“用”之中，等到没有用了你就废了，而真正高贵的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存在的，这类知识才是最高贵的知识。所以希腊人高标特立的强调，科学之所以是科学，首先在于它是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它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希腊人最喜欢做的圆锥曲线研究，当时毫无用处，因为自然界里好像见不到圆锥曲线。但是以阿波罗尼为代表的希腊数学家对圆锥曲线精湛的研究后面都用上了，比如伽利略发现的抛物体运动是抛物线，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希腊伟大的探索当时没有什么眼前的效果，但是能影响一两千年之后的事情，难道不是人类伟大精神的突出表现吗？所以希腊人高标特立地宣布科学之所以科学在于它是无功利的、无用的，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当然不是它最后没有用，是说它的动机是无用之学。希腊科学带有很强的超功利性。

一种超功利的，也就是说斩断它的经验来源的科学，如何构建起来呢？这是我们要讲的希腊科学的第二个特点。希腊科学是一种称之为内在性的学问。什么叫内在性学问呢？就是自己决定自己，自己作为出发点，自己作为目标，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我们研究西学这点要掌握，就是这个“自己性”。从希腊开始的科学性思维方式，始终着眼于自己性。理性为自己立法，不是从外面立法。这种自立、自足、自主的、以自己作为核心的思想方式，也是全世界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希腊人完全是独特的。这种自己为自己设定目标、理想和路径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知道希腊科学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学科，一个是数学，一个是哲学，一个是逻辑学。我们说演绎数学、体系哲学、形式逻辑，是希腊人民贡献给人类最伟大的财富。这三样学科里面都充分的表达了所谓“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科学精神，我们举形式逻辑为例。

形式逻辑为什么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让你每个人只要读懂了这个意思，不得不佩服、不得不承认事情就是如此，就必须这样：它具有铁的必然性。这个铁的必然性，源于它是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内在包含着这个东西。比如我们任何经验之事、归纳之事都是有限度的，都是相对的、可错的。比如外面天气怎么样？不怎么样，可是也许风刮过来以后天气还不错。所以关于外面天气的知识就不能是准确、确定、永恒的东西；外面出太阳还是下雨，你说很可能出太阳，只是暂时对的，你说下雨也可能是暂时对的。那么知识应该怎么构建呢？任何关于外面天气的种种陈述在希腊人看来都不是知识，只是意见。希腊人明确区别知识和意见：意见是不确定的，是暂时的，是相对的，是可变的；而知识是永恒的，是固定的，是确定的，是必然的，是不变的。那这样的知识怎么可能呢？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知识？有的。要说外面的天气情况，最永恒确定的说法是：外面下雨或者不下雨。可是，这不是废话吗？是啊，是废话。可是那个被我们称之为废话的东西恰恰是具有恒真的特点。恒真，恰恰是希腊的理性科学所追求的。希腊的形式逻辑在我们看来，好像讲的都是废话。

什么是理性？ 理性就是保真推理。哲学上讲理性的定义是：由一个真的命题推出另外一个真的命题的能力叫做理性。在三段论面前，任何人，只要是人，就会认为是对的。那么请问是什么导致你认为是对的？当然你自己首先必须是有理性的。理性之所以成为理性在于它是对于真理的保真推理，这个保真推理的原因在于，这个推理借助了自己性的概念，就是结论是包含在这个前提之中的。可是问题在于，照你这么说来逻辑知识怎么会有信息量呢？毕竟我们获得新知识是为了获得新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秘密。

为什么从“废话”中能够导出许多在我们看来新鲜的东西？如果读过《几何原本》，你会发现，它的公理、公设往往都是废话。比如两点之间可以作一根线，在我们具有极其丰富的作线经验的中国工匠看来，这不是废话吗？两条线要么相交要么不相交，这不是废话吗？但是这话很重要，要么相交要么不相交，没有第三种情况。等量加等量等于等量，这是很著名的公设。这么废话的东西说它干什么啊，所以中国人读希腊的东西经常感觉到这些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但是你们注意，在这些废话作为前提之下，竟然能够推出许多我们觉得不是废话的东西。比如平面上可以做一个三角形，当然能做了。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好像有点新意思，好像以前没有注意。要是我们中国人会用那个量角器量一量，可是量一万个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也不能等于所有的三角形内角和都等于180度。著名的归纳问题就是这样的，你看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你也不能说所有的天鹅就是白的，你完全可能看到一万零一只是个黑天鹅。所以经验不能推出全称命题，全称命题只能从全称命题推出来。

希腊科学的内在演绎特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形式逻辑里体现在保真推理，在数学里也有它的体现。所有的希腊数学都不是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种做计算的实用的东西，统统都不是。什么叫数学？数学这个词来自于英文的翻译，这个英文来自于希腊文，希腊文有个叫μαθηματ?，叫数学的东西，我们翻译成数学其实已经偏了。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说能学能教的东西，所以学数学不过是学而已，是学那些能学的东西。希腊人有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认为，一个人学到的东西一定是你本来就懂的东西，如果你本来就不懂，根本就学不会。智者曾经提出过一个学习悖论，说：你学一个东西，你对它是懂还是不懂呢？如果懂就不用学了，如果你不懂怎么学得会呢？柏拉图对此有个很有名的回答，他说，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只能学习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学呢？那是因为我们本来是懂的，后来给忘了，所以学习就是回忆。大家注意这个回忆的思想很深刻，当然你不能对回忆作经验心理学的理解。如果你从先验的角度看，这个话很有道理。我们真正能学到的东西，都是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都是我们内在的心灵结构里拥有的东西。所以柏拉图对话里有个很有名的场景，让苏格拉底现场做一个实验，叫一个奴隶小孩来。这个奴隶小孩没有受过教育，但是苏格拉底说我要问问他懂不懂数学：小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面积为1的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那小孩说当然是1了，这谁不知道，一一得一。苏格拉底说你看他都没学就知道，他居然知道一一得一。只要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就懂得1的概念，因为你就是一个“1”，所谓的我只有一个，如果有两个的话，坏了，就人格分裂了，疯了。那我再问问你，一个面积为2的正方形边长是多少，小孩说会不会是2，苏格拉底说如果是2的话不就变成4了，可是我问你的是面积为2的正方形变成多少？小孩说那我就不知道了。苏格拉底就问他，是不是应该比1大一点，比2小一点，小孩说对，你说的有道理，我同意。苏格拉底说我也没教他，他就能同意，他知道多少的概念。具体怎么小，怎么大法，经过苏格拉底循循善诱的追问，小孩最后终于说，以边长为1的正方形对角线为长度搭出来的正方形面积就是2，苏格拉底说你看他全知道。他这个实验表明人内心具有先天的理性结构，这个理性谁都剥夺不了，这个理性是人作为人的根本标准。

希腊科学一开始出现时不是如何实用的问题，相反，它是关于人之为人的大问题，所以希腊人说数学是我们能够学会的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希腊的数学分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数学四科后来加上文科的三科：逻辑、文法、修辞，构成了中世纪以后的“自由七艺”。这自由七艺成了欧洲历史上两千年来对青少年儿童进行培养的基本学科。所以数学在希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扮演的是非常核心的角色，是启发你成人的东西。这样一种学科是怎么运作的呢？比如算术，希腊文αριθμητικ?，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算得快，一百个和尚吃一百个馒头，大和尚一人吃三个，小和尚三个人共吃一个，大家算一算多少个大和尚多少个小和尚？不是，他们根本不算这个。和我们的算术相似的是另外一门学科，叫做logistics，是一门不入流的学科。整个希腊被称为算术的学科和“算”没有什么关系，跟“术”也没有关系，最好的翻译是数理学，研究数之道理。数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有的，比如不同的数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关系，不同数里面可以分解成不同的质因数，数里又分偶数和奇数，不同数里呈现不同的几何形状，不同几何形状之间有不同的搭配比例。所以希腊人很强调每一个数都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内在于数本身。结果就出现一个问题，希腊人发现有一类数没有道理，我们今天称之为无理数。为什么数分有道理和没有道理呢？那是因为希腊的数学始祖叫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皆数，每个事物对应一个数，因此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还原成数之间的关系。很不幸他当年的数指的是自然数或者自然数的比例，结果毕达哥拉斯学派里有一个人不小心发现，一个等腰直角形的斜边就不是数，是√2，他能够证明√2不能表达成任何两个自然数的比例。当他把这个思想向他的同伴们宣布的时候，他们正在海上游玩，在场的人都不承认；但是经过反复验证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在场人悲痛欲绝。

希腊人把道理看成绝对的，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我们认为理是相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理不较真。太较真的话，大家还不喜欢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得理不饶人呢。希腊人听不懂这个话，如果我得了理怎么能让你呢？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突然发现有一类数，居然不能像传统所说的那样表达成数的比例，他们是很恐惧、很郁闷、很害怕的。怎么办？没有办法，据说后来把那个发现者扔到海里去了。所以无理数发现被认为是西方第一次数学危机。当然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不是危机，我们在这方面是很开明的，√2不是数，无所谓的。为什么无所谓？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僵硬的、绝对的理念。

希腊数学危机以后导致一个后果，算术开始衰落，几何学出来了。几何学做什么？我们当然比较清楚一点，因为留下了一个《原本》，这是西方文明的两大经典之一。《几何原本》代表了两希文明的希腊文明这一支，另外一个文明是《圣经》代表的希伯来文明。据说有了印刷术之后，印刷量和版本数目方面，排名第二的是《几何原本》，第一当然是《圣经》。因为有了《原本》，所以我们对希腊几何学了解得比较多。我经常开玩笑说，几何学在希腊时期既不是文科课程，也不是理科的课，首先是一门德育课，是一门政治课，不学几何学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几何学的精神是贯穿在整个希腊的人文精神里面的。

几何学到了中国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像徐光启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文化缺乏这个东西。中国文化如果说算术我们有，代数我们有，但是几何则完全没有。这种纯粹推理的精神，这种证明的精神，这种论证的精神是我们缺乏的。我们中国的文化更多说来是一种诗性文化，诗性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赋、比、兴，是想象、是联想。当然作为文学手法是十分高超的，但是作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则很幼稚，所以中国的学者如徐光启发现几何之后非常兴奋，要求利玛窦赶紧翻译。几何学一般在初中开始学，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那就意味着全体人民都要学习几何学。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人都要学习几何学呢？我认为把几何学纳入全体人民的学习科目之内，而且以立法方式固定下来，这实际是在向希腊文明致敬。不懂几何学就没法理解现代文明，没有几何学精神就不会有法的精神、不会有理性的精神，而这个精神恰恰是现代文明里很基本的核心的东西。

几何学在西方的地位就跟我们四书五经的地位一样，在中国文化里没有学过数学的人不算毛病，咱们过去重要的人物，特别是民国初期的那些大人文学者，很多数学都不行，咱们清华的钱钟书、吴晗数学都不行，但这不影响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为什么西方的学者从头到尾都学数学，把数学作为他们基本人性教养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除了算术、几何之外，数学的学科还有音乐、天文。把音乐列为数学学科看起来挺古怪。其实，当年希腊的音乐主要被看作是应用算术。当时的乐器主要是竖琴、笛子，人们发现它们的音高和某种数量关系是对应的，所以研究音程的和谐就是研究某种数的比例。天文学也类似，被认为是应用几何学。天文学更好地表明了希腊科学性思维方式的由来，值得多说几句。比较一下中国和希腊的天文学特别有意义。

中国古代有极为发达的天文学，但是我们天文学的动机、目标、方法跟希腊天文学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天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是关于天体现象详尽的记录。我们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因此天上的现象都被认为值得记录下来，可以供我们人间的事务做参考，特别是皇帝更加重视天文学。可问题是，中国的天文台和西方的天文台不是一个意思，中国人看天实际就是看人，天人合一，所以通天者就有权力成为人间之主，所以中国天文学就特别受到皇帝的重视，积攒了极为丰富的天文记录。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天文学首先是天空博物学。记下来干嘛？破解。所以我又称之为星象解码学。皇帝需要天文学，老百姓也需要天文学，因为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要看由天文学家整理出来的当天天象的表现，以此来判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比如说今天我们早起，可以看一下老皇历，看看今天适宜做什么，不适宜做什么。一言而蔽之，它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政治占星术、日常伦理学……总而言之，它的功能、目标、方法统统都是为了服务于人间的事务。非常清楚，它并不是单纯看天本身。天没有本身，天和人之间是交融的，互相通的，这是中国天文学的特点。

希腊天文学根源于希腊人对天空特殊的理解。大家知道从柏拉图开始到亚里士多德一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模仿纯粹的理念世界，而纯粹的理念世界不在现实当中，不为感官所认识，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打开我们智慧之眼，朝向那个纯粹理念世界，这是希腊人的最高追求。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中难道没有比较好的、比较纯粹和美妙的吗？有的，那就是天上。大家知道希腊的世界是天地判然二分的世界，这个天地判然二分直到近代科学才打破。近代科学打碎了天地之间的分野，把天地融为一体。地球就是行星3号，地球也是天体，所以天地的界限被消除。但是希腊时期天地完全不一样，天上被认为很纯粹、很纯洁、很永恒的，当然不是绝对永恒，毕竟它还是感官能够感受的地方，能够看得见。但是希腊人认为天空很干净，天上没有什么运动，唯一的运动是所有星体每天绕地球一圈做匀速圆周运动，所以天上最高贵的运动就是匀速圆周运动；而地面上的运动是直线运动，直线运动差一点。现代科学倒过来，现代科学认为直线运动是高级的，圆周运动是受迫的，是有引力拉着它。希腊人认为匀速圆周运动才是最天然的运动，不需要理由。

但是很不幸的是，天上的星体并不都是这样规矩的。有七个天体并不是单纯地每天绕地球转一圈，这七星是日月金木水火土。这些星体虽然每天跟着大家伙一起由东向西周日旋转，但是仔细观察，发现它们还有一个反向转动。比如月亮的反向运动是最明显的，如果你每天晚上九点出去会发现，每天晚上九点的月亮位置都不一样。这就麻烦了，希腊人很不高兴。你作为天体应该做匀速圆周运动，怎么能乱走呢？所以给七个星体起了一个名，planet，什么意思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乱走一气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想法，认为天怎么走那是天的事情，我们看着记下来就行；但是希腊人却认为天必须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你不能乱来，这个逻辑就是匀速圆周运动。所以我们看到希腊天文学就走上了一条很独特的道路，第一它是行星天文学，它不研究别的，所有的恒星每天绕地球一圈是均匀的，所以恒星不用研究，就研究行星。这是第一。

第二他要用匀速圆周运动的叠加模式来模拟行星表面上的不规则运动，大家知道这个科学的范式极为重要，可以为万世师表。我们默认在事物的背后有这样一个规律，所以我们把表面上的不规则看作是一种例外，是一种特殊叠加的表现。所以学科学就先要学会叠加的思维。今天有个数学工具叫傅里叶变换，理解了傅里叶变换就理解了自希腊天文学以来的科学基本范式。伽利略、牛顿等人做的工作，第一步都是分解，分解了再集合。所以近代科学的起源其实都要追到希腊天文学。希腊天文学是应用球面几何学，是用匀速圆周运动叠加模式来模拟行星表面运动。

中国文化里缺乏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界的概念。所以我说，自然的概念是科学精神的直接产物。自然是被希腊人发明的、发现的。什么是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自行其是的这么一个领域，自己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用今天的话讲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自然的领域就是科学的领域，所以把科学称为自然科学基本上属于同义反复。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概念。有人会说，老子不是讲道法自然吗，那不是有自然概念了？这是一个广泛的误解。老子讲的那个自然不是一个词，它是一个词组，意思是自己如此。道法自然不是道去效法一个比它高的自然，而是效法它自己，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没有更高的东西，道就是效法自己就可以了。中国没有自然概念，因为中国的天地人三才之间是相感相通的：人间的伟人如果足够伟大的话可以改变天象。这样想的话就很清楚了，中国怎么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呢？所以我们看到，自然的发明其实是希腊理性科学的必然产物。如果追究起来，自然、科学、理性、真理都是一个意思。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科学精神的起源究竟在哪里？汇总我今天所讲的意思，我们看到了它讲自己，讲内在，讲真理，其实归根到底讲的是两个字：自由。自由才是希腊科学根本的精神。自由自己如此，自己决定自己，所以希腊的科学不是一个通常想象的外部的手段，而恰恰是希腊自由人性理想的涵养者，所以学习科学就是成为学习做自由的人。

今天我们讲科学精神的起源，我想是有这样一个动机，就是要发现在今天占据人类文明支配地位的科学技术有这方面的由来，如果不看到这方面的由来，那么我们对科学理解就会失之偏颇，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就不容易做到位。如果我们从事科学更多只是顾及它的效果，而不能做到为科学而科学这样的精神，那我们的科学研究不可能走得很远，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原创性。所以，今天我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些想法，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报告人简介：

吴国盛，男，1964年9月生于湖北广济。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技术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七、八届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3）、哲学硕士（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8）。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6－1999），1997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1999-2016）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科学思想史、现象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科学传播。主要著作有《什么是科学》（2016）、《技术哲学讲演录》（2009）、《反思科学讲演录》（2004）、《让科学回归人文》（2003）、《自由的科学》（2002）、《追思自然》（1998）、《现代化之忧思》（1998）、《时间的观念》（1996）、《科学的历程》（1995）、《希腊空间概念》（1994）、《自然本体化之误》（1993）等。曾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998）、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02），博士论文《技术与形而上学》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2001），著作《科学的历程》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6）、北京市科学技术奖（2009），著作《时间的观念》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