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国内这两年才开始有科学实验卫星上天，之前几乎所有航天发射的目标都是‘用’，而在科学产出方面少有国际公认的成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高级顾问顾逸东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呼吁，我国的航天事业应多向基础研究领域倾斜。

2017年我国的航天发射“日程表”依旧激动人心：4月天舟一号上天，11月嫦娥五号奔月，全年将发射通信、气象、地震监测等卫星若干颗，“长征家族”运载火箭全年露脸28次……

或许你以为，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航天发射就是航天事业的全部。但在顾逸东看来，这只是三分之一。

“不要一提到航天，就只想到这些发射，这种理解是很狭隘的。”顾逸东介绍，航天事业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空间技术，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各种火箭、卫星、飞行器的制造和发射技术等；二是空间应用，是让航天技术产生实际应用，比如提供通讯和气象观测服务等；三是空间科学，即不以技术和应用为目的，而是探索和发现新规律、新现象。

如果把这三部分比作同一个母亲的三个孩子的话，那么在中国，“老大”航天技术最受宠爱，“老二”空间应用也备受关注，唯独“老三”空间科学长期“缺爱”。

以科学实验卫星为例，顾逸东介绍，美国在该领域世界领先，欧洲快速发展，日本目前也已发射四五十颗。而我们国家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数量依然是个位数。

“相似的例子还有天宫二号。”顾逸东说，对于天宫二号几个舱，如何交会对接，大家非常关心，但是具体可以在里面做什么，却乏人问津。而实际上，可以利用天宫二号进行很多基础前沿科学研究。未来的探月和探火计划似乎也有同样境遇。

相比之下，基础科学研究在美国的航天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顾逸东介绍，美国的火星探测计划，目标不仅仅是抵达火星，更重要的是寻找火星上是否有水，以及是否存在生命。“如果发现地外生命，可能会对生命这种最复杂的物质存在形式有突破性认识。”

“几年前我们做空间科学规划时，就痛感这一领域非常欠缺，这是我们长期忽视造成的。”顾逸东说，太空探索已经成为基础科学前沿研究的重要阵地，可以在生命科学、物理学、天文学、材料学等多种领域产生丰富的科研成果，然而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科学目标的突出和牵引作用却不太明显。“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技术上去了，但是科学认知上不去。”

顾逸东认为，这种结果，与国内科研环境长期追求“短、平、快”有关。然而无论从我国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来看，这种观念都该改改了。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科技的发展非常重要。而科技里面，基础研究又是源泉。”顾逸东说，近两年空间科学的发展开始受到关注，未来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更应想别人之所未想，做别人之所未做，在基础前沿科学领域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