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讲演者：柳冠中 地点：清华大学 时间：二〇一八年四月

柳冠中 1943年生。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工业设计之父”。1984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也是第一位登上世界设计界最高讲坛——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年会讲坛的中国人。身体力行提出诸多超前理念，推动工业设计发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类似大数据的超前理念，并首创“事理学”理论，为设计学科夯实一套完善、系统的方法论。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佳作展”上，小朋友在观看展出的大气监测无人机（2016年摄）。新华社发

5月30日，观众在第九届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上参观。此次展会以“设计新创意”为主题，共设12个展区，集中展示短视频、工业设计等12种表现形式的近500件青年设计作品。新华社发

设计为什么能改变未来？设计是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美观、酷、炫，但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就像设计一个杯子，即便设计者再聪明再能干，如果他设计时只想着杯子，500年以后他设计的东西也还是杯子。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杯子，我们要解决的是解渴的问题，或者为了表示我的心意、给朋友当礼品，这样一来，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设计就会不同。

工业设计的内涵就是要适应人为环境，同时必须要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设计，不仅仅是考虑我们表面看到的东西，还要考虑适用、安装问题、生产问题、维修问题、回收再利用等等。

工业设计：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人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但是，5000年前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方案还是我们现在的方案吗？时代变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要什么样的衣食住行。

第一个例子：我们要的不是洗衣机，而是干净的衣服。

衣服脏了怎么办，过去都是用棒槌、搓板洗，现在大家都有洗衣机了，但一定离不开洗衣机吗？20世纪90年代，我到大阪参加亚太国际设计会议，松下洗衣机部长发表主题演讲《日本洗衣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讲完以后掌声雷动，主持人、日本东京大学一个权威的材料学教授，他问我：“柳先生，你说说中国21世纪的洗衣机是什么样的，用什么技术？”我说：“中国21世纪淘汰洗衣机。”他们有点蒙。我解释说：“你们不是提倡绿色吗？洗衣机是最浪费水的，而且污染淡水。你们洗衣机的利用率是多少？6%、7%。也就是90%以上的洗衣机摆在那儿，难道21世纪还用洗衣机？你是搞材料的，假设你用金属做衣服，做出来像绸缎，还需要水洗吗？”对方当时没话说了。这就是设计师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千万不要气馁，不要跟着外国人走，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把路找准了可以创新。

另外，我们洗衣机的使用率的确不高。在西方或者香港，很多地方都有洗衣房。香港的大楼，每隔几层有一个洗衣房，一边看书、上网、喝咖啡，一边洗衣服，沟通了邻里关系，节约了大量的资源。所以洗衣的方式随着时代发展而进步，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干净的衣服，而不是洗衣机，这就是共享经济，共享服务的社会必将到来，这是未来要经历的。但是我们现在过分追求对物品的占有，你买了我也得买，每家都有小汽车，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也让我们的污染越来越严重。这样的发展方式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什么，不能一味跟着西方的步伐走，我们毕竟人口多，我们的问题要自己解决。

第二个例子：厨房不只有柴米油盐，还要有天伦之乐。

同样的，饮食问题是什么？3年前，五金协会组织了一个设计大赛评审，参加评奖的居然有40平方米、60平方米的厨房，名字叫“巴黎左岸”“卢浮宫”之类，这是给谁用的？这不应该是发展方向，当然不能给他们奖。我们大多数人家里就是几平方米的厨房，意大利的厨房、德国的厨房不适合我们。

中国的厨房要解决中国的饮食问题，这就需要设计者研究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文化。中国65%的家庭是三到五口之家，下班回来夫妇俩累了一天，小孩学校回来之后，傍晚的四五个小时是最珍贵的，此时厨房是一家人天伦之乐的宝贵时光，一块儿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这才是我们中国厨房的本质。

清华的学生在广东有一个厨房工作坊，探讨的是未来厨房应该什么样，如何解决中国父母子女“两地分居”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饮食把中国传统的烹调技艺传承下去。我们做了一个未来厨房的方案，餐桌是一个大的传感器，任何地方都可以对食物加热烹饪，餐桌上带有折叠式智能显示屏，抽出即可使用，餐灯带有照明和拍摄录制的功能。父母做饭时，餐灯会自动拍摄录制，并分享备份到云端，可供家人随时回放。远在外地的孩子，在外地的房子做饭时，可从系统内调取已备份的烹饪经验。父母、子女开始烹饪或烹饪结束后，或开始吃饭时，双方餐桌上的感应系统会互相告知对方当前的生活状态。因此，这个厨房并不是简单地用来煮饭，而是用现代的技术来解决很多情感沟通的问题。

第三个例子：我们要的不是房子，而是家。

许多人常常想的是大房子、豪宅。中国人有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古人说广厦万间，夜眠七尺，睡着了，所占的地方就是两平方米。大家都要买房子，但是并不一定买得到家，家是有灵魂的，是灵魂休闲的港湾，我们要的是家。

在深圳、苏州、上海、杭州已经开始出现国际青年社区、you+等等，很多单身人士住在一起，除了签房屋合同以外还有一个家规，每隔两个月，每个成员得拿出一个节目来，或者请客吃饭，或者给大家演示一个PPT，或者提出一个想法跟大家商讨，或者组织一个party，年轻人在这里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找家的感觉。这里已经产生了很多兴奋点，催生了不少创业者。这种方式，解决了一部分年轻人漂在外面找不到一个家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有一个移动住宅的设想。一个移动的住宅，配在一辆车上，各地像青年旅社一样，有专门连锁配套的社区。而这个车到了配套社区后，用电梯把车载移动住宅接上去，社区里面有洗澡、做饭的地方，到了就能享用，人要离开的话，把移动住宅装回车上，一开车就走了。这是鼓励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世界互相开放。这也是一种车跟房子的定义，都在演变。这是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未来，我们要做准备，我们不能等到外国有了再着手做。

所以，我们思考的不是房子，而是家。家就是针对不同的人，是三口之家还是三代同堂，或者单身人士？

第四个例子：关于“行”，未来的出行该是什么样的？

中央工艺美院曾经举办过一个科学与艺术的展览，我当时拿出来的作品是《飞向未来》。那时候我经常到广州出差，飞行3个钟头就到了，但是浪费在路上以及在机场安检、托运行李的时间加起来比这个多得多。我就想，能否从过程当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于是提出了新的设想：旅客去机场路上的运载工具是一段飞机内舱，在路上就把登机手续、安检、行李托运的问题解决了，到机场只要一个指令，作为运载工具的飞机内舱就被推入后尾开口的飞机，推两节后再推一个洗手间模块上去，再推两节，然后再推一个咖啡间模块上去，飞机就起飞了，这样可以大大节约时间。当时我拿出方案后，很多人说：“这是什么，能解决问题吗？”结果不到3天，德国汉莎航空的总代表找到我，说：“柳先生，你这个概念如果早出20年，世界航空将是另外一个形象。”我们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所以机场的问题、拥堵的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国家土地资源有限，人口众多，今后的发展，需要我们的设计。所以，设计要提出健康合理的生存方式，而不是让大家买、买、买，买到最后，家里都堆满了。设计解决的不是要购买什么东西，而是通过现代的技术、现代方式的融合提出新的方案，把问题解决了。

工业设计不是设计一个物品，我们设计的东西要能生产、能制造、能流通、能使用、能回收，这是设计要考虑的。没有系统思维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一个好设计师的思考点必须跨过设计，不能钻在技巧或者是手段上，一定要思考整体。

中国问题呼唤中国方案

我们现在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是什么？我们中国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中国到底要做什么？

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多，这是优势，但是也有问题。地大了之后，什么地形地貌都有，有贫瘠的地方，有多山的地方，有沙漠，东南沿海发达，西部不发达，人有13亿多，东西一除以13亿，人均资源就少了。

因此，我们设计者首先思考的就是，要理解中国传统的精神，不要仅仅是追求表面的符号。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是什么，重点不是物和符号，而是传统的精神。所以设计要看到我们传统的优势。我们注重研究人的行为，研究人行为发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以走在世界的前面。

我们的历史悠久，讲中国传统，要理解中国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停留在追求表面的祥云纹、斗拱等东西，那都是符号。

其次，必须认识到，工业设计是中国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器。

中国同时面临双向挤压的挑战。第一，是发达国家的挑战。近些年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英国提出2050年的构想，德国提出制造4.0，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回归。第二，我们的人工成本在增加，低廉的人工成本优势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那么中国夹在这中间怎么办？怎么把这个挑战变成机会？所以中央三令五申都在提工业设计，工业设计是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驱动器，中国方案要通过设计角度提出来。

再次，谨防引进之后不创新，让中国仅仅成为加工型制造大国。

8年前，“清华学术月”请了英国设计委员会的主席KESTER演讲，他在英国的地位非常高，演讲结束后有中国专家举手问：“中国的设计该怎么办？”这位老先生很厉害，他说：“那是你的事！你们中国的设计把中国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设计，就是世界第一。”

到现在为止，我们凡是引进的技术，大都仍在引进时的水平上徘徊。但凡是外国人不让我们引进的，我们都创新出来了，而且跟世界可以比肩。这就是引进后消化的问题。中国是制造大国，但是这个“制”是谁的？目前我们仍然是加工型的制造大国，“制”是人家的标准工艺流程，流水线是人家的。我们只是“造”。所以转型升级做的就是消化，要把自己做大做强，解决中国“制”还是中国“造”的问题。

这里，我以解放牌汽车为例，1957年建厂，引进苏联的技术，到了1987年生产的还是四吨半的车，拉机器是它，拉棉花是它，拉人还是它，30年了，为什么不能消化创新？看一下高铁，这个就消化创新了。高铁是日本、德国、法国的原始专利，但它们的高铁遇到的问题很小，到了中国，遇到的问题就复杂多了，一个春运就是二三十亿人次的流动，南北5000公里，东西5000公里，有冰冻，有冻土带、有沉降带，有高原，有沙漠。经过消化创新后，中国的高铁专利，远远超过那几个国家。因此，设计不是表面的模仿，不是你有了我也有或者你没有的我永远没有。

再次，中国设计不能靠单打独斗，要合作。

设计不能靠单打独斗。古代的匠人有创新，但是由于小作坊制式，效率很低。工业社会跟农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生产方式变革了。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有了机器、动力，有了流水线，所以必须要分工，提高效率，但是合作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在工厂，图纸就是命令。上流水线之前，在精密分工之前，必须想好，每一道工序跟下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跟所有的零件能组装成一个合格产品。所以工业革命带来的是分工下的合作。合作是本，如果不会合作，那最后就是一塌糊涂。工业设计最大的特点是生产关系变了，产业链改变了，分工合作机制变化了，设计不理解这个，将永远在后面爬，而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

现在全国几万个工业设计小公司，很多人都在做两三个月的短期项目，两三个月下来，不过就是解决一些造型上的小问题，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工业设计的机制仅靠设计公司是解决不了的。设计师必须走进企业，跟企业的产业链联合起来，这才是我们要的工业设计，所以工业设计绝对不是“游击战”的模式。

德国制造业经历过小生产作坊的过程，当时他是落后国家，引进英国的技术以后进行制造，做出来的东西卖到国际上很便宜。英国、法国人发现后不干了，就要求德国把每一个出口产品打上“德国制造”字样，这表示德国制造是不如英国制造、法国制造的二等商品。这一来德国人觉得必须要改变，开始采取抓工业标准、抓质量的方法。不到20年，德国反过来超过英国。现在的工业标准，一半以上是德国人制定的，这些就靠德意志制造同盟来完成。德意志制造同盟是一个机制，是一个横向跨界的社会团体，成员有政府官员、银行家、企业家、工程师、建筑师乃至工匠等，所以德国人在100年前首先实现了跨界整合。

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是明治维新后派三分之一的官员出国去学习，不是派个别精英出去，是派国家的管理团队出去看工业社会怎么回事。日本是一个制造强国，但全日本只有一家螺丝钉厂。德国作为制造强国，只有三家电镀厂，他们精确分工，通过产业链合作。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追求小而全，自己干，不善于与别人合作。一般小企业，都是老板的老婆当会计。所以我们中国制造是什么？我们必须转回来，解决产业链的分工问题。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要提倡做分工以后的“隐形冠军”，要靠合作的产业链构成生产关系的转型，才能抓住工业的本质。

第五个认识：时尚是短命鬼，品牌要靠沉淀。

商业社会的评价体系是酷、炫，节假日经济，情人节，双11，都在鼓励大家“买、买、买”。中国盛行一个口号：时尚。时尚是什么？短命的，才能成为时尚。只有短命的才能挣钱，偏偏很多人喜欢短命的。苹果是一个商业机构，iphone4、5、5S、6、6S，让人不停换，不停地换，他们才能挣钱。

所以我们要认真想想，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智慧”和“欲望”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欲”，想出名，想享受。“望”是理想，中华民族要复兴，不能放纵私欲，人要节制，要适可而止，这才是中国的传统！

同样也要思考什么是智慧。“智”是什么？急中生智，抖机灵、小聪明、钻空子，谁都会。“慧”是难的，慧是定力，要不要小聪明？要不要钻空子？要不要擦边球？中国是13亿多人口的大国，每个人都钻空子，国家的法制怎么建成？

同样要讲品质、品德、品位、修养。为什么“品”是三个口，因为我们说，第一口是没有“品”的，饿急了狼吞虎咽。第二口也是没有“品”的，土豪暴发户表现出来的是奢侈、浪费。加上第三口，才是沉下心来，中国人的“品”是节俭，适可而止，考虑到国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这叫作“品”。所以我们讲的品牌战略是不是这个“品”，大家要多思考。别以为做点广告上了央视，就是品牌了。品牌是沉淀的，不是打造的。

沉淀是什么？必须把品质弄上去，必须对社会负责任，必须对大家负责任，要讲信用。

事理学的核心及五个层次

基于这几十年的实践及思考，在这个基础上，我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出了“事理学”。

事理学讲的是什么？我不同意典型的说法：功能决定形式。自然界里功能和形式是分不开的。

设计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就是把目标设计清楚了，就是要想清楚杯子是用来解渴的还是用来送礼的，把这个弄清楚就敢舍弃杯子了。目标设定之后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条件选择不同的载体，这就是我们讲的要实现目标，必须把目标系统建立起来。目标系统就是实事求是，同一个人，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一样，需要的目的会不一样。把这个实事求是弄通了，像医院一样先诊断，诊断完了再去配药、抓药、治疗，求是的过程，就是治疗的过程。

真正的精华是在研究，把事情弄清了就能创造出西方没有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一定要跟着西方的老路走，这就是事理学的核心，认清目标、研究外因，然后去选择组织内因，甚至于给内因出题目。首先要把目标抽象出来，再研究影响实现目标的外部因素，就能把目标系统描述清楚了。外部因素弄透了再去组织内因。设计不在设计之内，真正的大设计是在设计之外，研究生活，研究条件，研究限制。

从事理学的方法论来说，分五个层次：做一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有了目标选择路径，路线不一样，选择的策略不一样，策略不一样，技术也就不一样，技术不一样才选择不同的工具。这些年我们忽略了对传统的创造性，以为创新就是从工具技术出发，永远跟着别人走，跟着人家的策略走。

我们说科学是第一智慧，艺术是第二智慧，科学跟艺术、设计这三者是博弈关系。

科学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科技可以带来复兴也可以带来灾难，科学是被选择和组织的。艺术是追求风花雪月，而设计是追求海平面的提升。

中国的哲学，中国真正的传统精神在这句话里面体现得非常清楚：“超以象外，得其圜中”。在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银行一定是金融吗？书店一定是卖书的吗？机遇或者是在整合中产生，压倒方便面的是什么？是外卖。所以我们必须想到现象之外的东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离开庐山，去了泰山、喜马拉雅山才能定位庐山，否则就是井底之蛙。所以设计不是快速的，不是画个图、建个模就行了，真正的学习是在社会上，在应用当中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中国人的生活。

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的未来肯定会更好，因为我们提出的是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