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基因和价值

——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8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2018年7月5日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8届毕业生们：

首先，我衷心祝贺同学们毕业。虽然我也毕业于清华，不过你们能把施一公称为院友，而我，只能称他为校友。

十天前，生命科学的饶毅教授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做毕业典礼演讲。我感谢王宏伟院长邀请经济学的我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做毕业典礼讲话，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听到在清华比在北大更热烈的掌声。更重要的是，它也让我可以来展现清华与北大的各自风格：饶毅的讲话，我很难超过他的诗意；我的讲话，只能志在胜出逻辑。不过，我的讲话长度一定会超过他讲的3分钟。

经管学院与生命学院，一个位于校园东南，一个位于校园西北，在清华园里面，都是有趣故事比较多的学院。我们两个学院都很年轻。在我入学进校时，清华园里不但没有这两个学院，甚至连经管系和生物系都没有。如今，这两个学院都已桃李满天下。我和施一公教授先后在美国大学执教多年后回国。两个清华本科毕业生回到母校，分别担任经济管理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这在工科传统见长的清华，成为文科和理科建设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应该就是你们说的“C位出道”吧。我们两个学院都锐意改革，遥相呼应，尤其在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上，都成为学校的试点学院，在清华教育体制改革历史上留下痕迹。

我的生命科学知识十分有限，因为我是在“文革”中念的中学，那时物理课叫做“工业基础”，化学课叫做“农业基础”，生物课叫做“生理卫生”。今年是我走进清华，成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1977级本科生的40周年。我当时读的是数学专业，没有上过一门生物学课。我现在的一点点生命科学知识是被饶毅教授科普的，所以如果讲错了，也是北大教授的问题。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在19世纪，一个神父在修道院里种豌豆，成为了遗传学的开山鼻祖。在20世纪，一个博士生和一个博士后，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写了一篇不到1000个英文单词的论文，用的还是别人的实验数据，做出了生命科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发现。

别小看这点科普，它对我在经管学院推动教育改革富有启迪。这个学期，我推动邀请了你们学院的杨扬老师，为经管学院本科一年级学生新开设“生命科学简史”课，深受同学欢迎。我去听过她的课。那次她讲免疫，不仅讲了从接种牛痘到发现青霉素的历史，还讲了疫苗引发的副作用，副作引起的疫苗抵制，抵制造成疾病的死灰复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在21世纪此类问题会越来越多，值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学习探讨。除这门课外，这学期经管学院还新开设了“物理学简史”课。三天后是经管学院的毕业典礼，我邀请了物理学家潘建伟教授做毕业典礼演讲。这些都是经管学院通识教育的重要范例。

学科融合是双向的。生命学院也有一些同学，到经管学院学习经济学或管理学本科第二学位，参加清华x-lab的创意创新创业活动。其中有的同学选择了经济、金融或管理作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但更多同学还是继续留在生命科学学科领域探索。在这学期的“院长下午茶”第二学位专场上，我就遇到你们本科毕业生中的一位，他在学习经济学第二学位金融方向后，继续坚定地准备去美国攻读生命科学博士。所以，一公教授，对于两个学院之间的“竞争”，你不必太焦虑。

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是社会科学，两者都是科学，必然有共同性。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学科，追求真理的学者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能力。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批判性思维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有创造性的解答为结果。对这个结果又会提出新的疑问，导致新的发现。这就是科学探索的逻辑，而科学家的批判性思维，则是促成科学发现的基因。

在生命科学领域，你们都熟知，在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探索DNA结构的同时，比他们资深多的鮑林（Linus Pauling）率先提出过DNA的三螺旋结构。可是，这两个年轻人敢于挑战权威，最终发现了双螺旋而非三螺旋才是DNA的真实结构。沃森在后来的自传中大赞他本科就读的芝加哥大学鼓励批判性思维的氛围对他的影响。在经济学领域，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芝加哥大学的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他对传统经济学中人的理性假设提出疑问，并结合心理学研究了在“有限理性”条件下，人的行为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获得了在传统假设下无法得出的结果。他对人的理性假说的挑战，在经济学上是离经叛道的，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至今都无法接受。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发现的逻辑是共同的，科学家的批判性思维的基因也是共同的。

这些年来，经管学院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问经管学院本科毕业生们一个问题：四年中经管学院的哪门课对你们影响最大？我听到最多的回答是“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经管学院在九年前开始推动通识教育时开设的一门课，英文名称是“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同学们把它简称为“CTMR”。现在，CTMR成为了经管学院的一张名片，以至于经管学生会下意识地问：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学习经典著作，辩论热点问题，从提出疑问到收集证据，从逻辑推理到考察其他可能的解释，这个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与你们在实验室里的研究过程是一致的。CT（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核磁共振成像）都是你们常用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物质检验工具，而 CTMR则是经管学生用来探讨社会科学问题的思维检验工具。巧合的是，施一公教授每年在生命学院都开设“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这门课，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管学院和生命学院有着共同的改革理念，也有着相通的改革实践。大学改革的追求，是为了成为一个伟大的大学。一个伟大的大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大学中的学者具有探索真理的基因。这个基因，就是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提出疑问，并创造性地解答疑问。正是这个基因，成就了大学的价值。所以，批判性思维，是学者的基因，是大学的价值。基因和价值，生命科学和经济学，在我看来是如此连接的。这是我，一个在东西方的七所大学连续学习和工作40年的学长的感悟，一个经济学学者与生命科学毕业生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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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级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

中文书著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大学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与李强共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