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入学清华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通才教育思想和天才教育思想(“两才”思想)正在受到批判。我现在认为这种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时批判,我作为学生还是很高兴的。批判通才教育思想,我们物理系用不着学那么多课,单纯学专业课就行了;批判天才教育思想,我觉得我不是学物理的天才。当时我想,如果实行“天才教育”,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可能通过那样严格的考核;如果进行“通才教育”,我们就可能失业。现在想起来,这种批判是非常可笑的。
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通才有什么意义,天才有什么意义?当时都没有真正弄清楚,想当然地以为大概是这样。
谈及“好教育”的话题,“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会自然地闯入我们的视域。但从我内心来说,我不认同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这两个提法。因为实际上没有应试教育,只有应试的训练,所谓的“应试教育”实际上就是应试训练,而所谓素质教育实质上就是教育。尽管这样,但我还是做了大量的素质教育的宣传工作,权且充当对付“应试训练”的手段也好。严格地来抠,这种提法都不算科学,所以,我们的教育改进一定要沿着一条科学的路来走。
但是,教育本身不能科学化。我大概翻了一下本世纪2000年初期到现在为止出版的十来本高等教育学的书,发现一个共同的倾向,即企图把教育学完全科学化,变成一个严格可以按照科学的思路来建构的学科,就是把教育完全寄托在脑科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基础上。我觉得这是片面的,这样下去教育学这门学问就会走偏。
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素质教育理论上的一个奠基人叫加德纳,他提出了多元智能结构的概念,说人的智能基本上都可以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里面去找到根据,认知完全是一种科学的思维过程。这点我同意。
但智能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全部问题,如价值观的问题就不能够用这种智能科学来解释。我觉得教育跟训练是有区别的,教育一定有思维方法、思想和价值观的改变或者建立,没有价值观的建立与改变就不是教育,只能是训练。所以,我们要严格按照这个方向,把教育办成明确意义上的好教育。
此外,由于教育指的不仅是学校教育,所以“好教育”还应涵盖其他形态的教育。下面,我将从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中提出的两个问题说开来。
其一,人是一个先天缺失者,也就是说,婴儿是不成熟的,人生出来时的脑量是成人的四分之一。成人的脑量大概750克左右,而新生儿的200克都不到。其他哺乳动物幼崽不一样,它们的脑量一般大概是成年的一半,所以小鹿、小猫一生出来就能跳、能主动吸奶。婴儿是不行的,刚生出来时不会主动吃奶,不会跑,不会跳,就是因为他的脑量比较小。如果婴儿脑量长到成人的一半再出生的话,那么母亲需要怀孕21个月。现在母亲只要怀孕10个月,婴儿就生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都是“早产儿”。所以,人生出来是没有什么孟子与荀子争论的“性本善”“性本恶”的问题的,人原本是没有什么“性”的。人生出来母教是第一位的,母亲怎么对待孩子,是他今后做人的一个规范。所以我想,母教是第一位教育,然后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再然后才是学校教育。现在我们讲的教育,往往都是指学校教育,但社会教育的效果或者它的影响恐怕并不小于学校教育。所以,教育改进还需要包括怎样推动整个社会来做好教育。
社会上的那些唯利是图、金钱第一的不良观念会深深影响青少年的成长,这种观念一旦养成了,恐怕学校教育很难把它改掉。所以,金钱至上、急功近利是社会给予人的影响。据说现在中国有上百万的所谓“网红”,是靠红包赚钱维持生活的。真不可思议!
其二,人生出来跟其他哺乳动物是不一样的,人到2-3岁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人是要死的,自己将来也要死的。这是人的特点,其他动物都不知道有一天是要死的。人既然要死,何必生?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为什么要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产生了一个人生观问题。这个人生观的问题是只能靠影响、熏陶来解决的,光靠说道理是说不清楚的。它要靠我们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先哲先贤的睿智思考和宝贵经验来熏染,才能使我们得到感悟。但是,当前社会上某些人崇尚的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念横行,影响很大,这很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所以,社会教育很重要!现在社会教育需要改变,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也多做些工作,使国家认识到社会教育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我们既要使学校教育得以改进,也要营造一个进行社会教育的好的氛围。
(作者王义遒,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