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21年12月25日，“纪念梁启超先生清华《君子》演讲107周年名家讲座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园里读经典”活动总顾问楼宇烈先生莅临现场，进行《格致与科学》的主题讲座。以下是楼宇烈先生的演讲实录：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刚才徐林旗老师介绍了这个题目的缘起。在今年春天参加的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的纪念大会上，我发表了一个感想和一个希望。近百年来，有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们中国人，因为西方文化强势涌来，用一种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标准来看问题，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没有。近百年来讨论的问题，集中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没有宗教？中国有没有艺术？特别是，中国有没有科学？结论是，这四个方面都没有，中国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没有艺术，更没有科学。

中国没有科学，这个理念可以说已经有点深入人心了。当然，如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样说也没有错。但是科学不光包括现代科学，它也有自己的传统，有内部的差异，有各个地区和时代的不同。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力提倡国学，但是在大家的脑子里，国学只是文史哲，最多还有政经法；但其实，国学远不止如此，它的范围很广，包括数、理、化、生，都有。所以我希望，清华的国学院是不是多推动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来弘扬一下，来传播一下。其实自然科学方面的国学也有很多人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在座的不一定知道，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下面有一个自然国学研究会，自然国学研究会组织过多次自然国学主题的讨论，而且也出了一些会议的论文集，我也参加过，来介绍、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拿现在话来讲所谓的“科学”。

“科学”这个概念，是我们近代借用过来的——科学也好，哲学也好，宗教也好，都是沿用了日本对西方名词的翻译方法。我们传统文化在16世纪跟西方文化的接触，可以说是一个和平交流的时期。西方16世纪有一个宗教运动，出现了一批新教信徒，传统的天主教派在欧洲地区失去了一些领地，一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同时他们也就把西方的很多学问——从宗教到哲学，到科学，到艺术——带了过来，跟我们进行和平交流；同时，也把中国的很多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对西方的影响也很大，促进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人物都非常崇敬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对他们进行启蒙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基于这样一个背景，16世纪我们接触到了西方关于宗教、哲学、科学的文化。

接触到西方科学文化的时候，先要进行翻译——就像当时接触到西方的哲学，有人把哲学这个概念音译成“菲洛索菲亚”（philosophy），从义译就是“爱智学”——当时的科学，有一些人把它称为“格物学”。中国历史上就有格物的学问，格物致知。格物就是去考察、去接触，去研究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中国，“格物”的概念比较宽泛，所以西方的一些科学的观念传过来以后，就相当于中国的格物学，所以可以称之为“格物”。后来又翻译成了“格致”，所以今天我们讲座的标题用“格致”。“格致”是中国的“四书”《大学》里面的概念，“格物致知”，简称为“格致”。我记得小的时候在上海，上海有一个中学就叫“格致中学”，在上海非常有名。“格致”的概念就代表了当时的科学，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被叫做“赛先生”（Science）。后来一批留日的学者把日本翻译Science的名词 “科学”带了回来，中国也接受了。所以刚才我提的几个概念，都是从日本的翻译中传过来的，宗教是这样，哲学也是这样，都是日本翻译西方文化的名词概念，我们借用过来，变成了中国人的概念。当然了，格物也好，格致也好，它的范围比西方现在讲的科学的概念要广泛得多。

刚才提到了，用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什么叫哲学，什么叫宗教，什么叫科学，什么叫艺术，那中国确实没有完全像西方近代以来的这种分科学问所对应的固定的对象化的学问。科学最初的概念就是用来讲分科的学问，分科的学问有固定的对象。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分得那么细，它是整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哲学里面有宗教、有科学、有艺术，宗教里面有哲学、有科学、有艺术，艺术里面有哲学、有科学、有宗教，科学里面也有宗教、艺术和哲学。很多科学家讲过：科学的发明、科学的思考有很多跟艺术类似，也就是需要灵感，科学的发明很多来自灵感，甚至是跟艺术相通的。很多人讲近代中国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守旧的，没有创造性、没有创新性的文化，特别是没有“科学”概念，从而导致人们对中国文化丧失自信。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并非如此。

西方的很多科学家、很多学者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所谓科学文化内容是非常关注的，最著名的就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他专门写过《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写的这本书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上个月在中央电视台10台播放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讲述李约瑟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里面讲述了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起因，以及他来中国考察和研究的经过，最后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所，来编辑和整理中国古代科技史。在这套书的编写中，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现在我们都知道的“李约瑟问题”，但因为人的理解不同，说法也就不一样。有人说，李约瑟认为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种说法流传得比较广。其实李约瑟的问题也不完全是这个问题，他是说，既然中国古代有那么丰富的技术创造，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变革没有从中国开始，反而是在西方开始的？这是他的一个疑问。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我看来，其实李约瑟恰恰是非常推崇、非常尊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成就。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纪录片，一共6集。他在中国的考察、跟中国学者的交流，特别是跟竺可桢的交流，很感动人。当时在抗战时期，竺可桢是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搬到了四川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去，他们当时在一个庙里交流。他们的交流也感动了竺可桢，竺可桢后来让浙江大学图书馆整理图书时，如果发现有两本相同的书，就寄一本给李约瑟，所以李约瑟研究所里有非常丰富的中国典籍，他很认真地研究。李约瑟最钦佩的，是中国古代创新的智慧、创造的思维。他的中国科技史是赞扬中国古代科技所体现出的创新和创造的智慧，于是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言可以说清楚的，它不完全是文化传统的缘故。因为中国人更强调的是，科技的应用是要造福人类的，这是最根本的；而从近代的西方科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造福人类，更多的是竞争，去征服别人，去震慑别人，去掠夺别人。所以从根本目标来讲就不一样，如果单纯从文化传统这点来回答，确实很难讲得通。李约瑟的科技史里记载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就，从这方面来讲，确实也如此，不管是在地下文物的发掘中，还是在传统的典籍中，关于人类历史上的科技成就，记载的最多、最详细的就是在中国，通过我们的文物考古，通过我们的传统经典，就可以看到，丰富得很。

我们传统对图书的分类，以《四库全书》为代表就是“经史子集”，乍一看里面没有什么科学的位置。而其实，“经史子集”这四部里面，包含了大量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记载。就拿史来讲，正史是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从传说一直到当时的现实社会，记载了很多科学家的成果和成就。而从《汉书》开始，里面有明确的《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食货志》等等，如果把这些梳理出来，那么正史的二十四史里面就有非常翔尽、非常丰富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历史、数理化的发展历史，就会明白，李约瑟为什么那么惊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我今天在这里主要不是来讲中国的古代科技如何如何，去夸耀比西方还怎样怎样，不是这个，主要是想借此邀请大家一起看一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信心问题。我们现在认为古代人是非常保守的，是因循守旧的，包括提到君子就认为是个道德名词，认为君子是道德模范的代表；其实是理解窄化了，君子的学问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君子首先是一个儒者，首先是一个“士”，也就是读过书的人，中国的读书人不是光讲一些道德教条的东西。君子之学有什么特点？非常广泛，最典型的就是四书的《中庸》里讲到的，君子的学问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你看，一方面要“尊德性”，还要“道问学”。学问学问，要学要问哪！很广泛的，不光讲尊德性，君子不是单纯的道德楷模，他同样是一个具有各方面学问的人。我特别强调“学问”或者说“问学”这个概念，不是去讲“知识”，因为知识是死的，而学问是活的。“学问”这个词怎么来的？“博学之，审问之”。它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博学，一个是审问。什么叫审问？就是追问清楚。法院里面审案，一定要审问清楚，所以光博学不行，还要去思考、追问，这是“审问之”。

怎么求学？我讲一讲求学这个概念。现在讲孩子“上学”了，过去讲“求学”。“求学”和“上学”有什么不同？大家不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差别在于，求学，是主动地去求。这里面有个故事，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邀请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来北大授课，马一浮住在杭州，用八个字的电文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说：“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只听说你来跟我求学，没有说我主动去给你讲。这个传统出自于《礼记·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主动去求，不是我去灌输给你，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强调启发式。

什么叫启发？启发式教育的来源，是《论语》里的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什么叫“愤”？“愤怒”的“愤”，心中积了很多东西，必须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弄得人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必须要去求解，必须要搞清楚，一个求知者到了这种地步我才启发他，没有主动的要求我是不会给你讲的。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是崇尚主动求学的，而不是去灌输的，不是去灌输知识，而是提倡每个人都能够有一种主动的“求学”的精神，带着问题去学，带着头脑去学，带着诚意去学，不是我灌输给你、你记住这个东西就行了。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举一反三”，什么叫“举一反三”？其实也出自《论语》。孔子对他的学生，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一隅就是一个角，我给你讲了这个角（现场用手指着方桌的一个角），你不能触类旁通另外三个角，我就不再教你了。你光死记有什么用？听到这个角是这样的，不能领悟到另外三个角跟它是一样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不再跟你讲了，你必须能够举一反三，我才会继续教你，这就叫启发式教育，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中国的教育传统非常注重这一点。

我也非常赞赏传统观念中的“教学”这个概念，“教学”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教育”。教育是我对你进行教育，而教学是相互的，是“教学相长”的。《礼记·学记》一开始讲到，我们建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不是简单地讲教育，而是教学。教学是什么概念？教学是师生共同学习，教是老师的责任，学是学生的责任，教学相长必须是双方进行交流，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书院教育里体现得最充分。书院教育最重要的精神，是师生共同学习经典，然后共同讨论、互相促进。事实也是如此，教师只有在教的过程中，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才能推动自己进一步学习。所以，教师和学生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教学相长。像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优质教育模式，我们今天传承得如何？这个模式促进人们、启发人们开动脑筋作创造性、创新性的思考和实践。刚才讲了君子之学的第一个特点：“尊德性而道问学”，现在讲第二个。

第二个特点也是《中庸》里面讲的，君子要“尊德行而道问学”，后面一句话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方面要有很大的气魄，另一方面要精细，不是说光讲大道理，要认真地研究细致的方方面面。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荀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解蔽》，开头第一句话就讲：“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人在认知上容易片面，只知道一个方面，而大的道理、整个的全面不了解。作为君子之学，既要致广大，又要尽精微。所以也是两方面，不是光讲大道理，要研究很多细的问题，也不是只研究细的问题，而不能把握整体的理。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儒生，既讲道德、礼教，同时也研究各种各样的学问。清代的阮元写过一本《畴人传》，里面罗列了中国历代的科学家，有好几百人。这些科学家在我们传统来讲都可以称为“儒生”，读书人嘛。这是君子之学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极高明而道中庸”。一方面达到最高屋建瓴的高明，另外一方面又要做最合适的事情，恰到好处地做。所以君子之学有三句话，君子要做到“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做一个君子，是广泛而全面的，不光是一个道德模范。

接下来还有一句话更重要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君子做的一个事情，叫作“温故而知新”。大家马上就可以查，《中庸》里面的这三句话底下就是“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也就是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刚刚讲了，书院学习的特点就是师生共同来读经、共同来讨论经典，是在温故的过程中来创新。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把传统的东西跟现代接轨；我们不断地研究传统文化，但又不断地有创新。中国文化是不断创新的文化，而且这些创新是有根据的创新，不是没根据的。不是像我们近百年这样的理解，把传统彻底否定了，重新建立起一套西学的体系，这样我们就很难创新了，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没有主体性，最终只能失魂落魄。所以我经常强调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文化主体意识。而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里面，跟现在的科学有没有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探索在自己的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科学成就。

中国的文化中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特点，一个是整体观，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里面包括了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看问题都是从整体来看的。整体包括相反。我们的阴阳观就是相反相成的观念，对立的东西是同时出现、相互依赖的，有了阴才会有阳，有了阳才会有阴，没有东西可以只有一面而没有另一面，任何一个东西有前面就一定有后面，有上面就一定有下面，有左面就一定有右面。它一定是对立的，相反相成，有了这一面才有那一面。不仅如此，这个整体观里，不仅有这面还有那面，能够相互依赖、相互包容，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们的太极图最能呈现这一点，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白的，黑的里面有一个白点，白的里面有一个黑点，相互包含。整个圆圈相反的部分构成一个整体，而且整体里面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包含的，不光相互包含，而且再进一步会相互转化：阳的会转化成阴，阴会转化成阳，黑会转化成白，白会转化成黑，这就是物极必反。这是阴阳相生的观念。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五行生克的观念，五行的相生相克也是一个整体。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一定有相互帮衬的，也有相互拆台的，不可能只有拆台没有帮衬，也不可能只有帮衬没有拆台，相互克制、相互生发，这是事物存在延续的根本法则。整体观里包括了阴阳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五行生克的道理。阴阳的相反相成、相辅相成，跟五行的相生相克，可以说道尽了整个宇宙的法则，这难道不是科学吗？所以近代美国的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里就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这些观念最简单、最普遍又最深刻地揭示了宇宙的总体规律。他又讲到，西方科学、近代科学经过了一百年的爬山，可是爬到山顶一看，中国这些古人早就坐在山顶等他们了。现代西方科学最注重的就是整体思想，整体思想对现代西方科学有极大的影响，包括量子力学在内，都有整体关联的思想在起作用。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对西方现代科学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就是恒动性：事物都是不断地在变化，没有静止的时候，开始就是终结，终结也就是开始，一直在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动态的平衡，达到一个中和的状态。这个理念、这个思路对现代科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所以现在西方科学家特别重视这两条：一个是整体观念，一个是动态平衡观念。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如果能够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理念，沿着这样的理念发展，我想今天我们很多地方可能会超过西方，这也是我经常讲的。

很多人看不起中医，认为中医是玄学，没有实证的证据。其实阴阳五行就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一个生命要健康成长，必须要保证它动态的平衡，必须要看到它的整体，不能把它分成一个一个零碎的器件。现在西方医学非常重视自然医学和整体医学，大家都在反思这个问题。过去西方医学把人体的各个器官都看成是独立的，把人看成就像是一部机器一样——零件的组装，但人体可不是简单的零件组装，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五脏六腑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现在讲话多了就痰多，有痰湿在里面，这可能跟我的肺有关系，同时也可能跟我的胃有关系，也可能跟我的肾有关系，不是简单地只就跟某一个东西发生关系，它跟很多东西是错综复杂的关系。

所以中国人有很多很好的理念或者说道理，我们不知道，就粗暴地给否定了。但是西方人按照这些一做实验，实验结果一公布，大家就相信了。我常常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古话讲：“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吃饭不能吃得过饱，七分饱就行了，这样能维持生命的健康和长寿。可是有人会追问，你有什么根据呀？好，西方人就来一个做法，养了200只猴子，100只猴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让它吃撑了为止，另外100只猴子限制它吃，只能七分饱，多少年以后发现，总是吃饱的猴子死了一半以上，还有一半有这病有那病，而只吃七成饱的那组都很健康，大家相信了：你看，有实验数据作为标准！就相信实验室出来的标准，而不相信我们从人类实践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认为近代中国没有科学思想、没有创造性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很多的东西，是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是简单的实验室的数据。我这么讲，并不是排斥实验室的数据，我也很赞成。如果我们做了刚才讲的实验，能够让人生起信心，也很好。但是我们还得注意，那是在猴子身上做的，不是在人身上做的；那是在老鼠身上做的，而不是在人身上做的，我们还得注意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的。而中国是踏踏实实从人生的经验中去总结，从生活的经验中去总结，所以并不是没有标准、没有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不像实验那么有据可查。它可能需要通过几辈人、几代人才能总结出来，不是实验室里面几年就可以做出来的。我讲这些，并不是否定实验，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实验也很好，可以让我们加强对事物的认识，但是也不要轻易地否定传统文化所注重的在现实生活中间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所以我觉得我们近代以来对中国有没有科学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并不在于我们去拼命争我们有多少科学发明、多少科技成果，我们怎么样超过西方——不是这样，而是要看到近代以来对我们思维方法造成的一种损害，我们对文化自信心的丢失，没有正确认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些特征、特点，它是怎么来总结经验、造福人生的。中国早就提出来，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要全面考察、全面了解，再应用到方方面面去。

我还要强调一下，中国的文字最能体现这一点了。我们从中国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很多“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创造。中国造字有6种方法，也就是“六书”：象形、指事，这是基础的造字法。象形就是画一个图像，太阳就画一个圆圈、点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日”字，月、水、山都是图形。象形后是指事，比如“上”“下”。这是最基本的汉字形成的特征。这还不够，我们还进一步发明了构字法，通过会意、形声来构字，特别是形声，一边是形，一边是声，这种构字法太丰富了。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部位，几乎每一部分都在汉字里可以看到，有身字旁、目字旁、耳字旁、足字旁、手字旁的字，从上到下、从头到尾都有，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拿手弄的、用脚踢的、用眼睛看的、用耳朵听的，非常形象和直观。这还不够，我们还有更多，还有用字法，就有了假借、转注，把意义扩大。所以我们的六书造字法，很生动地体现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刚才讲了人身上的，我们还有大量从动物身上、草木上取的偏旁和部首，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跟草有关系，这个跟花儿有关系，这个跟树有关系，这个字跟牛有关系，这个跟马有关系，这个跟羊有关系。中国创造的文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可是自从西方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传进来以后就麻烦了，本来我们的文字是表象、表义的，通过形象表义，现在变成艺术品了，为艺术而艺术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乱书”到处都是，连字都不如，怎么能叫书法呢。“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秦始皇“书同文”是什么意思？“书”就是字，“文”就是纹路，这个字要有相同的纹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可以进行交流了。“书”是字，“文”是字的纹路、笔划描述，现在连一个字都不是，就说是书法作品，还说这是艺术创造、是个性的发展，太可笑了。对于这样一些怪现象，我们应该反思，我们是不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太过陌生了？近百年来，认为中国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从根本上丧失了信心，处处以西方为标准，最后把中国文化的特性彻底丢掉了。

艺术是干什么的？中国传统中的艺术，最根本的就是要陶冶人的性情，因为艺术是深入人心的，最容易感化人心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最大的。所以艺术家怎么能没有社会责任感呢？想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呢？胡作非为，这是对自我精神提升有意识、对社会负责吗？艺术完全背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让人心伤。我现在跑题了，我今天想借这个话题来说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最根本的精神我们不能丢。我们在实验室做试验，重视数据是有意义的，也是需要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通过生命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现代西方科学非常强调两点，一个是科学理论，认为理论一定要符合事实，这是科学的最根本的精神，叫科学要符合事实，这是从理论上来讲。中国难道没有吗？我们讲的很多道理都是科学道理。还拿刚才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吃饭，吃东西不要吃得太饱了，这对健康有利。元代有一个大医生叫罗天益，他写了一本书叫《卫生宝鉴》。里面有一句话：“若能节满意之食，省爽口之味，常不至于饱甚者，即顿顿必无伤，物物皆为益。”大家看这句话科学不科学？我觉得比现在讲的营养——这个成分、那个成分——要科学得多。因为营养成分如果没有针对性地乱吃胡吃也是过，反而有害健康。但是我们有人去讲这个话吗？

最近我还跟我的学生经常讲一个概念——“卫生”的概念。我不知道在座的知不知道“卫生”的概念从哪儿来的，讲的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卫生”这个概念出自《庄子·庚桑楚》，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有一个人问老子，怎么样才能够保住生命？老子就跟他讲了一番话，最后归结为“卫生之经”。“经”是经典的“经”，“卫生之经”就是卫生的要点、卫生的根本，卫生这个词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叫卫生部，卫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现在卫生这个概念沦落成清洁卫生，打扫清洁叫卫生，太可惜了。

老子讲的“卫生之经”，我给它归纳成了四条、四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讲要想保卫住生命“能抱一乎？能勿失乎？” 人要想身体健康，不能把“一”丢掉。“一”是什么？“一”是根本。刚才我听大家朗诵《君子》，里面也有引用道家《老子》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万物的根本。不仅如此，《老子》还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正”。所以“一”是最根本的，养生、卫生最重要的是守住根本，不能丢掉。“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更重要了，“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算卦、算命的内容，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卜筮是一个辅助的手段，是一个参考，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老子在“卫生之经”中明确提出“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不去预测，而懂得怎样生活才是健康、怎么就不健康，不必通过预测。我们想想，我们现在到处预测，过度的所谓“科学的”预测，预测了以后我们担惊受怕，终日不得安宁，也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来确保吉而规避凶的道理。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够不依靠别人而求自己。这是中国医学里最重要的一条，也不仅是医学，其实在做人等各方面都是这样，反求诸己，“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保住生命健康也要依靠自己、相信自己。

第四条是什么？“能儿子乎？”能不能回到像儿子的状态，婴儿嘛，老子《道德经》里讲，能复归婴儿乎？婴儿是最纯朴的，少了很多胡思乱想，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保住精神非常安宁的状态。“卫生之经”里面就提出了这四条，我们现在有一条按照这个做吗？我们的卫生变成了打扫清洁，而不是保卫生命。

我还跟我的学生讲一个概念，叫“遗体”。什么叫“遗体”？现在我们讲遗体就是死人的身体，死人不就是遗体吗？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恰恰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遗体。为什么这样讲？《礼记·祭义》里面明确告诉我们：“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所以为什么在《孝经》里面会提出这样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为我们是我们父母的遗体。接着还有一句话更重要了：“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我们在用父母送给我们的躯体的时候要有敬畏心，所以对国家要忠，对百姓要善待，对朋友要讲信用，这样“遗体”这个概念才有它的意义，要不然就是自己，自己有什么意义？我们忽视了传统文化中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东西。

我今天的意思，不是来讲我们的科技有多少成就，而是来跟大家一起反思，完全否定这一点给我们带来文化自信的丢失，我们中国文化中的特色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些才是最根本的，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色，中国文化才是最具有创造力、最具有创新性的一种文化，时时刻刻在不断地创新，温故而知新嘛。荀子也告诉我们对传统的东西要“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我们要延续它，挑选里面好的东西来发扬光大。我们的先辈一直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好好继承、好好传承。我们去吸收西方的现代文化，可以，也需要，但是我们不能丢掉传统，更不能去贬低传统、轻视传统。如果我们能够有一批人沿着传统文化的思路，把握住我们文化的特点，用整体的、动态的观念去看待一切事物，我想我们可能会开发出更加灿烂的当今的科技文化。

我也经常讲，如果我们中医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沿着中医的道路，吸收西医的优点、长处，我们可以创造出世界最一流的医学思想。但是现在很多人抛弃了传统的理念，认为阴阳五行都是玄学。阴阳五行是考察整个天地万物以后得出的结论，这是在我们生活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事物总有相辅相成的，事物总有相生相克的。我希望研究传统文化的也好，研究现代科学的也好，研究现代文化的也好，都能够不忘记我们的主体，我们要做中国人，我们要会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吃中国饭，这样才行，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中国人。

我们虽然长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样子，但是只会使用外国的一套语言和标准，是不是很可惜呢？现在我们的语言很乱，我们的文字也很乱，我们的文字里面夹杂了很多——你也搞不清楚是外语的字头，还是拼音的字头。明明很简单的“央视”，简称 “央视”，全称“中国中央电视台”，非得叫CCTV，第一个“C”是中国China，第二个“C”是中心Central，“TV”电视台，Television。非得这样叫干什么？其实拼音的问题也很复杂，有一个广告叫“CHT是什么？”一点“啪”地一下洒了很多糖粒，哦，原来是“彩虹糖”。有观众马上讲“超荒唐”，“超荒唐”的拼音不也是这样嘛？一个是“彩虹糖”，一个是“超荒唐”，而且你也搞不清楚，“CHT”是三个字母呢，还是“CH”合起来是一个声母，“T”是一个单独的字，这也搞不清楚，但是现在这种很时髦。文字嘛，我刚才讲了，连字都不是了，我们还怎么称之为书法呢？我们的语言文字都需要得到很好的尊重。最近我发现有一点变化了，看到发了一些通知说：我们的路标、商店名字不能光用英文名字，应该有汉字。这样很好，就应该有汉字。最近也看到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开始出现了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不只是CCTV了，说明我们现在还是在注意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怎么样保证我们文字语言的纯洁性、雅致性，才能保证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是任重而道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继承和发扬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需要几辈人（努力）。清华大学能够把梁启超的《君子》演讲继承下来、延续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活动延到了今天，今天又赶上是北京天气最冷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我还能动，我今天就要来，除非我不能动了，就没办法了。

行了，今天我就讲这些吧。扯得远了，扯得远了。

校对 | 肖磊、子宁、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