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时下，随着2024年春季学期进入尾声，一批年轻学子即将结束自己的求学生涯，进入科研岗位。同时，有更多年轻学子会在不久后开启自己的研究生学业。在此过程中，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更适合哪些科研领域、选择何种科研课题，最终能否形成、又会形成怎样的科研风格？

“这些都与学者在学习科研过程中形成的学术品味有直接关系。”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朱邦芬表示。

年来，朱邦芬一直在提倡学者应形成自己的品味和风格。而早在40多年前，诺贝尔奖得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就曾写到，在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品味加之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其风格，风格又会反向决定其贡献。

杨振宁曾坦言，在西南联大7年的学习时光中，对自己最重要的影响是他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自己的“taste”。此处的“taste”，最接近的解释便是——学术品味。

何为学术品味？它对于一个人的学术成长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何朱邦芬在受访时直言，目前我们依然缺乏有利于学者培养科研品味的环境？

某些品味更易对某类问题“产生共振”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学术品味的含义？

朱邦芬：就像音乐家有不同风格一样，科学家也有各种风格。虽然风格各异的科学家都可作出杰出贡献，但具有某种品味和风格的科学家更容易对某些问题产生特殊兴趣，更容易产生共振，从而为提出它、解决它创造前提。这种对于某种风格或某类问题的兴趣、偏好，便可以理解为一种在学术上的“品味”，即英文中的“taste”。

事实上，对于将“taste”翻译为“品味”，杨振宁先生并不认为十分贴切，他曾将其译为“爱憎”，但依然不甚满意，似乎这两个词都仅可表述“taste”的某一侧面——既有一定的感情偏好，又涉及学者的某些“口味”。

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做出创造性成果的研究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往往与他人不同，思考问题往往想人之所未想，解决难题往往有“独门绝技”。研究者的风格和品味越与众不同，越可能产生独特的创造性成果。因此，要培养杰出的创造性人才，首先要让这些人有自己的品味和风格。

《中国科学报》：在很多人看来，科学是客观的，但“品味”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为何对客观事物的科学研究要和研究音乐、文学一样，带有主观色彩？

朱邦芬：诚然，物理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但物质世界具有结构，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以及对这些结构某些特点的爱憎，正是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品味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重要。

大自然非常复杂，结构多样且呈现多面性。研究者从哪个侧面着眼，对哪些东西产生共振，这就牵扯到主观因素。“敏感”或“熟视无睹”既与研究者的品味有关，又影响其最终的学术走向。

事实上，一个人的品味和风格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形成学术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如果你能在别人熟视无睹或不以为然的研究领域独具慧眼，察觉出其背后隐藏的价值，就更容易提出有洞察力的深刻问题，并捷足先登。

独特的学术品味和风格不仅在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上十分关键，还能在解决问题时提供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法，并在将问题进一步扩大时引出全新的发展方向。

教育趋同化亟待纠正

《中国科学报》：要培养学生的学术品味，高校应该做哪些工作？

朱邦芬：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生有些先天不足——他们自小就在一个模式和标准答案下接受培养，缺少“胡思乱想”的空间，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一样，并有很强的从众心理。这对于完成某些大工程或大项目也许无甚大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利，但该模式下培养的研究工作者缺乏自由之思想，缺少对自己独立之精神的目标追求和反潮流的勇气，很难做出颠覆性的科技创新。

在我看来，目前教育系统首先要解决“趋同化”问题，即急功近利和高度“内卷”带来的学生学习目标、路径以及评估标准的趋同化。

“内卷”会使学习效率降低。其典型表现便是高中生为提升高考成绩，用高三一年的时间反复“刷题”，不但收获甚微，还带来思维固化的副作用。

在这方面，大学和中学要联手建立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行行出状元”的人才培养理念——不是所有中学生的目标都是要上清华、北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只有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才有助于学生不拘一格成才，养成符合自身特质的学术品味。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培养学术品味来说，大学着手已经有些晚了。个性化培养应从娃娃开始，当前的大学教育只能做一些补救工作。

比如，清华大学于2023年启动物理人才培养攀登计划时，我们在教学计划中特别增加了两门通识类课程——“批判性思维”和“世界文明史”，其目的不在于让学生多学一些知识，而是引导学生站得更高，胸怀更宽广，思考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事、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在一个人形成学术品味和风格的过程中，一流科学大师的无形熏陶和引领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比有一句名言：“我那代人（指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美国物理学家）主要是去德国留学，不仅学习学科知识，还体验学术品味、风格、品质和传统。如同我们欣赏歌剧，除了知悉歌词，还要欣赏音乐。”

对于如杨振宁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其几句点拨往往可能改变一名学生的学术选择和学术品味。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高校少有这样的大家。

我们该如何克服由于缺少一流大师而影响学生学术品味的困难？

我曾请教杨先生，他在西南联大的7年时间中，并未接触世界顶尖物理大师，为何能在此期间形成自己对物理学的taste？杨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大量阅读了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这三位物理学大师的文章，体会他们思维的过程，研究他们为何以及怎样提出文章所研究的问题，又怎样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揣摩、体会大师的学术志趣。后来，他在美国亲身接触这3位大师时，发现他们的风格跟自己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所想象的差不多。杨先生的这段经历也许对我们今天培养一流人才有所启示。

《中国科学报》：除了高校需要做的工作，目前我们的科研软环境是否适合科研品味的培养？

朱邦芬：长期以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师有一个共识——真正的一流创新人才不是在课上教出来的，关键要营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成长的广义“环境”，让好苗子有较高概率成才。好的环境除了适当的硬件资源外，主要是“软环境”，包括优秀学生荟萃且产生“相互作用”、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风、一批优秀且关心学生成长的导师、学生有较多的自主空间，以及国际视野和交流。

至于科技创新，引领世界的科技成果涌现的关键仍在于优良的广义科研环境。我国一批顶尖实验室的硬件已能与国际最好的同类实验室媲美，但在我看来，科研软环境是我们目前与国外某些科技强国最大的差距所在。

科技软环境包括科研人员的水准和素养、科学传统和科学文化、科技政策与实验室管理、科技成果与科技人才评价、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及知识产权保护、对待创新失败的宽容、增加青年人的自信心，等等。其中，科学家的品味、风格、传统以及对品质的追求，实际上属于科学文化的部分。对于最有创造力的优秀科学家来说，这些无形的东西更重要、更为他们所珍视。

事实上，如果仅谈论具体的科学知识，部分优秀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在自己专注的细分领域中，其知识和技能可能已超过某些大师，对于新进展也更敏锐，但为什么他们依然不能替代大师？原因在于年轻人尚缺乏鲜明的学术风格，而学术大师往往已具有成熟的学术风格，其学术品味以及鉴别能力也更强，对研究领域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前景的把握更准确，看待问题的视角也更宽、立脚点更高，这些均属于无形的“软文化”层面。

这方面，必须承认目前的国内学术环境依然缺乏相关文化建设，表现得过于功利化。

比如，许多人的研究过多追求“热门”问题，或眼光盯着国外，只要国外有大的学术突破便马上跟进，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并在很多一流期刊上发表成果。但不管在哪里发表文章，依然属于跟踪，不属于第一等的研究。

由此引发的国内研究领域的学科分布不均现象，更值得有关部门重视——有些热门领域挤进了很多人，冷门领域却因不易发顶刊文章、不容易获得“帽子”而门可罗雀。而当大量优秀学生和科研人员过分集中在某些领域，就会在形成过分“内卷”并引发更多功利化倾向的同时，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学术品味往往在学习知识时开始形成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判断一名学生是否有好的学术品味？

朱邦芬：科学品味往往在学习知识时开始形成。学生在接触物理学之初，其接触的方向及思考方法、自身的学术志向与个人此前的训练及个性相结合，决定了其学术品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硬性或量化的衡量标准，依靠的只能是导师通过长期接触后形成的内心评判。

如果教师能和学生实实在在相处一两年时间，对于学生学术品味的高下总能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大学教师对学生学术品味的养成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安排学生的学业导师时，我往往不选择一些科研追求“短平快”的教师，因为从长期发展看，急功近利对学生的影响是负面的。

2023年11月，清华大学攀登计划的启动典礼上，攀登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钱颖一教授的一段话让我很赞同。他在引用爱因斯坦题为《探索的动机》的著名讲话后表示，探索科学（包括物理学）的动机有多种多样，或是功利主义的，或是非功利主义的。虽然功利主义动机也能作出贡献，但是非功利主义动机才能建筑科学殿堂的根基。

他又转述杨振宁先生对“为什么中国的大科学家很少，为什么中国人作出大科学贡献不多”的原因分析——“中国人也能作不错的研究，但是做出顶级工作很难。这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太入世了、太功利了”。

总之，在攀登科学高峰时，功利主义也能走远，但非功利主义可以走得更远，能真正实现“从0到1”的跨越。

《中国科学报》：不过，很少有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有塌下心、与学生长期相处的时间和精力。

朱邦芬：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目前，国内高校的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压力普遍较大，加之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人事制度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采用，致使他们在获得长聘教职前，几乎无暇顾及科研以外的工作，即便是科研工作，也往往自愿或非自愿地选择“短平快”项目，很难真正沉下心坐“冷板凳”。而当学者获得“长聘”后，有些人又会出于惯性而疏于教学。

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其后果既会影响学者自身学术品味的形成，也会使教师缺席对学生学术品味的培养。

当然，“非升即走”的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但国内高校在引进这项制度的同时，应给一些“安（心）专（心）迷（恋）”的青年教师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