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堂 （ 1911）

○孟凡茂（1979自动化）

1911年，对于中国，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2000多年的帝制即将走到尽头， 10月10日革命者的武昌起义使中国迈向共和。1911年，对于清华大学，是个诞生的年份，由游美肄业馆改名的清华学堂于这年春季开学了。

一、 清华学堂定名和招生

1911年1月5日经清政府学部批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此前，1910年12月21日游美学务处呈文外务部、学部，提出：该馆“学额推广至500名”；“现经拟定办法，于该馆高等、初等两科各设四年级，并于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课程办理。庶将来派遣各生，分入美国大学或直入大学研究科，收效较易，成功较速，而未经派往各生，在馆学习，亦得各具专门之学，成材尤较多，如此办理，则该馆学生不限留美一途，自应改定学堂名称，以为循名核实之计。查该馆地基原系赏用清华赐园旧址，文宗显皇帝御书匾额现仍恭悬园内，拟请仍沿旧称，定名清华学堂，以崇先朝手泽之贻，即彰朝廷右文之盛，而因名见义，于事实尤属相符。”这一段文字，用现在的话说是，该馆办学规模扩大，办学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材，不只是留美预备生，所以应改称学堂。因原址为清华园，现申请定名清华学堂，以求名实相符。此时得到学部的同意，直到开学之后的4月9日，外务部才会同学部上奏朝廷，申请批准将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开学在即，但招生工作从上年就开始了。由于是利用退还庚款办学，学生名额的分配就与各省所摊庚款数额挂钩。入中等科的第二格学生计划招生300人，其中184人按庚款份额分配，比如江苏 26名、广东20名、江西18名、陕西6名、新疆2名等，先由各省经初试选拔，然后到京复试。余下116名，在北京举行招生考试。在京考试，对考生籍贯没有限制，各地学生均可来京参加考试。入高等科的第一格学生计划招生200人，但本年只将上年直接留美考试时录取的143名备取生作为高等科的学生。

1月18日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呈文报告拟定的学生考试期限。该呈文通知1910年7月录取的143名高等科学生，于1911年2月28日前来京报道。各省咨送的184名第二格学生2月18日前来京复试。在京招考的116名第二格学生报名日期为2月4日～8日。

2月12～14日在京报考的1000余名第二格考生参加考试，考场设在学部考棚。参加此次考试的李济所写《自撰简历》中说：“清华学堂初开办的时候，在京招生一百二十人，投考的有一千多。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的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的取了。”此次考试正式录取116人，又录25人为备取生。李济为备取生，当时叫李顺井，在备取生中倒数第三名。投考时李济16周岁，正在北京五城中学就读。从李济的回忆知，有1000多人报考，最后录取141人，录取率约10%。

2月14日《吴宓日记》记下：“午，偕张君至宣武门内学部前游览，见小学生颇多，手持墨盒，盖即赴游美考试而出场者也。其中十一二岁者极多，以余等假冒年龄、老大自惭者对之，能无愧死耶！”《吴宓日记》提到的“十一二岁者极多”，应未能考取。尽管此次招生年龄限制在12-15虚岁，就是1896-1899年出生的学生，从录取名单看，年龄较小的如叶企孙、胡光麃（1898年）等只占少数，所以，吴宓也真不必“老大自惭”，当时隐瞒年龄是普遍的，中等科学生孙克基（1892年生）、汤用彤（1893年生）、程树仁（1895年生）等均超龄。用同一套试卷招考四个年级的学生，年龄低的学生自然吃亏，无法与年长几岁的考生竞争，本次所招中等科学生年龄偏大2到4岁。

3月5日、6日游美学务处在学部考棚复试第二格考生。参加复试的第二格考生有：上年各省初选后咨送的考生184人，2月在京录选的正取生和备取生141人。复试的国文作文有5个题目，其中有《古今文派变迁说》、《公园与卫生》等，选其一。除国文外，还考历史、地理、数学、英文；其中英语考两场，分为基础和默写。

3月19日、21日、23日 各省咨送第二格学生、上月在京录取的第二格学生、上年录取的第一格学生依次到清华学堂报到。共460余名学生到校，分班前测试后，约310人编入中等科，其余编入高等科。

3月30日 清华学堂中等科在清华园暂行开学。据《吴宓日记》：“十一时举行开学礼，职员、学生俱在。礼堂设于甲所，即高等科学生之住所也。管理人分学生为六排，依次入，行谒见至圣礼（三跪九叩）及谒见职员礼（三揖）而退。旋由总办周、职员某某、监督范先后演说，言此校亦以退还之赔款成立，凡学生一切皆系官费云云。”开学仪式在礼堂（今同方部）举行。祭拜孔子。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清华学堂监督范源濂讲话，称清华学堂为官费，勉励学生努力学习。  4月 1日清华学堂高等科开学，开学典礼在工字厅举行。因高等科教室和宿舍尚未完工，高等科学生在中等科教室上课，在工字厅食宿。

4月3日学堂开始上课。

二、关于学堂章程和学堂管理体制

2月18日游美学务处呈文学部《申呈拟定清华学堂章程请鉴立案》，并附章程一份。《清华学堂章程》分八章：总则、学程、入学、修业与毕业、管理通则、职员、附则。

《总则》规定办校宗旨和教育方针，即：“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

《学程》章规定学堂两科程度及学科范围，“参合中国及美国中学以上办法，设高等中等两科”， “两科八年通修功课以学分计”；高等科“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中等科为高等科之预备 ”；表明中等科相当于普通中学，高等科相当于高等学堂，也就是大学预科。学堂学科分10类：哲学教育、本国文学、世界文学、美术音乐、史学政治、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生理、地文地质、体育手工。

《入学》章明确学堂规模及学生。学生名额暂定500人，学生年龄，“高等科在十六以上二十以下，中等科在十二以上十五以下”。当时皆指虚岁。

《修业与毕业》章规定详细，以平时、小考、大考三种成绩评定学生成绩，并规定升学、留级、退学的成绩标准。学生以所修学分数定年级，比如修18学分可列名二年级，类此，修满123学分可列名八年级。满140 学分，在堂至少一学年者，为高等科毕业。

《游学》章规定选派留学办法，高等科毕业生平均成绩“十分之八”者方为合格。可否派出还要依据经费和名额来定。

《管理通则》章为有学生在校日常活动的管理条例。

《职员》章规定学堂管理层的职责，关于监督，“本学堂监督以游美学务处会办兼任，总理全堂一切事宜。”

关于学堂管理体制， 2月的《清华学堂章程》中设监督、教务长和庶务长，未设斋务长，为一监督二长制。监督为学务处会办范源濂，教务长为胡敦复，庶务长为唐孟伦。9月修订的《清华学堂章程》增设了斋务长，加之学务处会办唐国安到校视事，因学部和外务部共管的体制，遂形成二监督三长制的管理体制。监督范源濂、唐国安，教务长张伯苓，庶务长唐孟伦，斋务长陈筱田。

除了学堂管理层之外，在清华校园内还存在一个政府机构——游美学务处，办公地点设在工字厅，由外务部和学部会同派员组成。这使清华学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例，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学堂开学之前，游美学务处负责学堂筹建和留学生选派。因为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办学，美国驻华使馆还派了汉务参赞丁家立为顾问。关于游美学务处与学堂的关系，1909年9月发布的《游美学务处暂行章程》中说：“本处秉承外务部、学部堂官命令，选任游美预备学堂监督，堂中管理、教授一切事务委任之，仍随时由本处认真稽核。”作为学务处总办的周自齐，以及代理总办颜惠庆，尽管不任学堂监督，但学堂的重要事务还是要由总办定夺。因学务处与学堂的特殊关系，周自齐和颜惠庆自然是清华学堂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三、教务长胡敦复的教学计划

《清华学堂章程》中课程规划的制定应是教务提调的胡敦复的分内工作。章程规定：学程“设高等中等两科”,“两科八年通修功课以学分计”；高等科“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中等科为高等科之预备 ”。“本学堂学科大别为十类：一、哲学教育类；二、本国文学类；三、世界文学类；四、美术音乐类；五、史学政治类；六、数学天文类；七、物理化学类；八、动植生理类；九、地文地质类；、体育手工类。” “每类学科功课分通修、专修二种，通修种期博赅，专修种期精深。”

两科八年通修功课以学分及，列表如下：

由于是清华学堂的首次开学，中等科和高等科各采用一套试卷一次招考四个年级的学生，学生的年龄差别，文化程度的差别给教学工作的安排出了难题。胡敦复根据这种情况在国内首次采用了选课制。选课制有别于通常采用的年级制，是一种分组教学形式。学生没有固定的年级，课程安排打破中等高等科的界限，按各个学科课程的深浅程度分成级别，同时依据学生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安排在相应的级别就读。胡教务长把全学堂的通修课程分成十大类，按课程的难易程度，确定了八个级别，对应中等科至高等科的8个年级，每个级别再分为上下学期。通过对学生测试，给学生安排相应难度的课程，为每位学生制订一张课程表。在课程表上用数字和符号代表各个级别和班次的课程，如数学6b2，表示六级数学下学期第2班课程，英文4a1，表示四级英文上学期第1班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课程表和学堂统一的各科教室安排表，到相应的教室上课。

从《吴宓自编年谱》也可印证当时的课程设置，胡敦复将全校课程，依照难度分类，例如：英语有订立英文一、英文二，数学有数学一（笔算）、数学二（初等代数）、数学三（平面几何）、数学四（立体几何）、数学五（平面三角）、数学六（高等代数）、数学七（解析几何）、数学八（球面三角）等，由浅入深，由易及难，颁布全校课程表。每门课程标明授课老师、上课地点与时间以及参考书目等。学生经过老师口试而不用分班考试，被制定修习不同难度课程。这是一种效率较高、能兼顾不同层次学生需求的办法，类似现在通行的大学选课之法。但该计划，给数学安排了过多的课时，且选择教材偏深，遭到了美国教员的反对。

从《吴宓日记》读到，3月31日，吴宓领取了“课业总表及修业时间表。”并称：“此校于学生不定班级，惟将各学科别为若干等级，而视各生于各科已有之程度优劣如何，定其入该学科时班次之高下。故一人往往于国文班次甚高，而英文则反甚低。”吴宓的英文为2b，即中等科二年级下学期程度。他自己觉得是“吃亏亦已甚矣”。但数日后的日记写道，“今入此校，目睹他省学生有年龄幼稚而英文程度极深者颇不乏人。余班次之分，英文列在2b,极为低微。乃上课数日，终朝温理课本，殊觉费力。”当时吴宓是陕西宏道高等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年龄已17周岁，与13岁左右的儿童一起上课，吴宓认为是大失颜面了。但吴宓的物理课为1a3,与第一格学生同上，达到高等科的程度。

1914年4月7日《清华周报》“清华阳秋”栏记述：“方范静生（范源濂）先生之长斯校也，百事草创，诸费筹划，然而佐之以胡君敦复规定教务，分析级次，按照全校人数，都为百有余班，而沿用一格二格之名。”如此之多的教学班，面临课程安排、配备教师、安排教室、升级考试等具体问题，实际操作起来绝非易事。

四、关于胡敦复的辞职

5月11日,学生中传说，教务长已由美国教师担任，胡敦复辞职，已不来视事。据《吴宓日记》记述：“本堂所聘之美国教员，学问浅薄。数学稍高深，即不敢教授。而几何一科，亦嫌艰深，日前请教务长为换课本，言此本我力不能教授。教务长未之允。”吴宓认为，“胡教务长学问高深，品行完善，办事周密而妥协。”由此推知，胡敦复在当年5月10日之前辞去教务长之职，其在教务长任上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5月12日，总办周自齐召集各室室长开会，通告胡敦复辞教务长事及新聘张伯苓继任教务长。总办周自齐谈了对胡敦复的意见：“胡先生为人才学极富，且就任以来办事亦极有条理，但诸种举动皆嫌过于专制，自拿主意，不与众商量，所以同那些美国教员狠不和睦，而且性气高傲，连我们总办、监督全莫有放在眼中，众职员亦不喜他。”周氏一席话，肯定了胡敦复的办事能力，也批评了其在教学安排上的独断。而“同那些美国教员狠不和睦”一句，却是真正道出了胡敦复去职的原因。周自齐还说，“因为那些美国教员，时常竭力运动充当职员。非特想当教务长，并且总办、监督之位置，亦谋窃据，居心已久，屡示其意。”“假如将来教务长同我们闹决裂了，他们必出来干涉，说中国办不成事，还是给我们办理。他那时硬来要求，我们却无法抵制他。所以我与胡先生商量：与其决裂冲突于后日，何如和平撒手于当时。胡先生也明白这个意思，愿意告辞。”

胡敦复辞职的表层原因是与美国教师在课程选择及难易程度上的分歧，深层的原因，胡敦复的理想是把清华学堂办成与江南高等学堂相当的高等学堂（即今之专业学院或大学），而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以及美国使馆的主旨是清华学堂首先是留美预备学校。胡敦复为高等科毕业生开设专科（即今之大学专业课）的计划，体现了他的办学思想。《吴宓日记》曾记述：“胡先生原办法，则以此之高等科直当入美之大学，欲为中国办一高深完备之学堂。”叶企孙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中也提到，“原来在宣统三年（1911），清华教务长胡敦复就有开办大学班的企图，因被美国教员反对而行不通。胡不久即辞职。”总办周自齐与胡敦复谈话，讲美国教师总想找机会取代中国人主管学堂，应该避免与美方教师产生直接矛盾，不让美国人乘机左右学堂管理权。总办周自齐欲以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胡敦复知其办学理想无法实现，也就只有辞职了。5月上旬胡敦复并未等新教务长到任，离开了清华园。5月15日。因新聘教务长张伯苓不能立即到任，由学堂监督范源濂代理教务长。

《吴宓自编年谱》中说，1911年6月初（应该是5月初），美籍教师向中国外务部提出：“胡敦复教务长不能与美国教师合作，应即撤换。”外务部以清华为美国退还之“庚子赔款”所办敢不听从，立饬令胡敦复“自请辞去清华教务长职”，而改聘天津私立南开中学校长张寿春（伯苓）为清华教务长。

五、美国教师关于教学的意见

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起初称为游美肄业馆。1910年春，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建议委托“美国和加拿大大学校际间基督教青年会（YMCA）”从美国选聘合适的教员。负责选聘工作的约翰· 墨特先生担任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多年，与美国有良好资质的教师组织有密切的接触，并且有必要的办公场所。经过缜密细致的选聘，组成了17人的美国教师团，9名女性8名男性，其中包括一位医生和一位体育指导。除体育指导外，16名教师和2名家属于1911年1月18日乘“tenyo maru” 号离开三藩市启程，途经日本并在上海登岸，于1911年2月21日抵达北京。这第一批抵达北京的16教员有：男教员为Richard Arthur Bolt（校医），Thomas Elza Breece（授英文、拉丁文），Carroll B Malone（授历史），Ernest Ketcham Smith（授英文），Peter Irving Wold（授物理），Ralph Delane Whitmore（授手工）等7人；女教员为：Emma S Liggett（授数学、英文），M Esabel Liggett（授英文、地理），Betrice Boardman Pickett（授德文），Julia Pickett（授历史），Irma Talmage（授英文），Florence Esther Starr（授绘画），Sharpe（授音乐）等9人，体育指导Arthur Shoemaker和夫人于1911年秋到清华学堂。这批美国教员来清华前已在美国大学或中学任教，有一定的教学和学校管理经验。

从Peter Irving Wold网站上读到，因Wold在康奈尔大学曾指导过胡敦复，有师生之谊，所以教务长胡敦复任命Wold任物理组长。此说在校史文献中尚未查到。据《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稿》，Wold主张多读英文和美国文学、美国史地，少学理科课程，与主张多学理工科课程的教务长胡敦复意见分歧。后来，美国公使出面干预，使教务长胡敦复被迫辞职。为什么美国教师不主张修高深的理科课程，是有理由的。因为当年夏季就有一批学生赴美，在学堂只有2-3个月的时间，提高英语程度，熟悉美国文化，准备选拔考试是当务之急。应该说，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是中美两国政府的教育合作计划，双方都有责任使之得到落实。美国使馆必然对本国所派教师有交代，其主要任务就是为美国大学选送合格学生。所以在开学后的一段时间，教务长对留学选拔考试没有具体安排，让美国教师大为不解，所以才有投书美国使馆之事。同时美国教师们也向学堂提出建议，这个建议大约在1911年4月底5月初提出，具体内容是：

“1）课程设置须符合进入美国大学的要求。”（直到此时，所设课程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目的）；

“2）对于上述要求，应近早通知学生，并予以重视。（在此之前，学堂决策一直犹疑不定）；

“3）立即采取措施，全力准备（选拔考试），以使更多高等科学生于本年秋季升入美国大学。”（教务长的政策似乎要阻止完成此关键目标）；

“4）教师密切参与对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学校工作的安排。（直到此时，学校没有召开教师团体会议，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多由教务长个人制定，并以中文公布。只是在认真交涉后，才将译文交给美国教师。教务长排定的所有教学工作根本不与教师商量，而且所设课程极不协调。）”

应该说这些建议是合理的。由于前两次庚款生考试录取的学生均未能达到中美协议中派送100学生的名额。清华学堂高等科学生有130多人，若能在2-3个月的培训后有更多学生通过选拔考试，是外务部和美国驻华使馆所期望的。从各自政府遵守协议的角度讲，学堂也应该把准备留美考试作为首要任务，胡敦复的教学计划显然背离了这个首要任务，自然要受到美国教师的质疑。

另外，美国教师还认为，教务长胡敦复刚从美国大学毕业不久，在学生时代，成绩名列前茅，尤善数学。但他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而且在管理学校方面毫无经验。他的课程安排，数学内容过重，使其他课程课时不足。事实上，这个课程安排几乎把英语教学挤到第二的位置上了。

六、留美学生的选派

清华学堂于6月23日～29日举行高等科期末考试。134名高等科学生参加考试，选定63人赴美留学，49名继续留堂学习，余退学。7月4日 《大公报》刊登《游美学务处榜示照登》  公布本学堂从高等科学生中选拔第三批直接留美生榜单，选定黄国栋等63名学生赴美留学。本次考试采用平时排名成绩占50%，期末考试成绩占50%的方法。

参加了这次考试的高等科学生罗邦杰后来回忆说：“最终甄别学生采取何种方式，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是学分制，有的说是年级制，莫衷一是。在此关键时刻，外交部派了颜惠庆前来办理解决。他接洽了美国教师、学堂等各方面后，提出本届清华学堂学生仍按第二批考选学生方法在清华学堂考试，及格者派送赴美留学，以后就照此执行。录取留美学生59名，第一名黄国栋最末一名张景芬。”

本次选拔考试参考了美国教师建议。“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今年夏季赴美留学考试制定出合理公正的选拔方案，并予以公布。我们建议，考虑到美国大学对入学新生的资质要求，提供如下是学生资料是最重要的，这将保证做出最好的选择：1）以前学业的成绩；2）目前在班级的排名；3）公正的综合考试。” 本次考试主要是从高等科学生中选拔留学生，班上排名成绩占50%，为进入美国大学而举行的期末考试成绩占50%。游美学务处代理总办颜惠庆和学堂监督范源濂主持了这次留美学生选拔考试。美国教师负责提出考试题目，所有题目按最好美国大学入学要求相当。游美学务处的官员负责监考，严格不苟。参加阅卷的大多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的出色工作，受人尊重和信任。

从高等科学录取的63名学生，都是学堂中准备最优秀的学生。每一位学生通过严格的身体检查才允许启程赴美。体质合格的学生乘Persia 号于1911年8月5日从上海启程。他们被分派到美国中部和东部优秀的大学。

七、暑期插班生的招生

8月4日～12日清华学堂举行插班生招生考试，录取100名，高等科71名，中等科29名。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主持招生考试。

5月24日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呈文，拟在暑假招收100名插班生，以补学生名额之不足。该呈文称：“清华学堂已于本年三月初一日（3月30日）暂行开学，按照定章，秋间须选送成绩较优诸生赴美游学，缺额正多，自应预为储备以广造就。现拟添招学生一百名，查照上次考选学生办法略予变通，不分高等、中等及第一二格名目，考取之后，视其年龄学力编人相当班次。”呈文所附《招考简章》确定：（1）报名处所在北京西城铁匠胡同学部考棚。（2）报名日期自六月二十八日（7月23日）起，至闰六月初五日（7月30日）截止。（3）投考各生年龄以十五岁以上，十八岁（虚岁）以下为限。

这次考试在清华园举行。据参加此次考试的吴钦烈回忆，大约有1000人报名考试，第一场考国文、算学、英文，第二场考三角、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学等课。除国文、本国史地外，所考试题均须用英文答题。通过第一场的考生才能参加第二场考试，第一场录取160人，第二场录取100人。本次考试成绩，侯德榜拔得头筹，以10门功课1000分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

金岳霖先生参加了本次插班生考试。据《金岳霖回忆录》：

“清华的最初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预备学校(那时候叫学堂)。外交部设立了留美学务办事处，以该部的左丞(或右丞)周自齐为督办，学部(当时的教育部)的范源濂为总办兼学堂监督，外交部的唐国安为会办兼学堂副监督。入学考试由周自齐‘点名’，到的学生站在广场，唱到学生名字时，相应的学生就高声喊‘到’。周自齐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上用银珠红点一下，如此，他就‘正式’入场了。

“重要的东西是头一场考试：国文、算学、英文。英文我觉得不怕，算学靠运气，怕的是国文。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不知道这是唐朝裴行俭的话。落选。北京考场的国文题目是《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议》。这就好办。算学的运气好，题目极难，考生大都做错，我当然也做不出。题目是一位顾先生出的。我考取了。第二场考试的题目很多，可是，显然不重要。”

金岳霖先生提到“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湖南省的中等科考试应该是在1910年4-5月间举行的第二格学生选拔考试。由于金岳霖未能通过湖南省第二格考生选拔考试，才参加了1911年8月举行的暑期插班考试并被录取。1911年8月清华学堂开学后，金岳霖被分派到高等科一年级，于1914年6月毕业并于当年8月赴美留学。

另外，本次报考学生大多是大学和高等学堂在校生或毕业生，投考的目的就是在清华学堂就读较短的时间就可派往美国留学。录取之后，被分在中等科的学生认为很是吃亏，要读四年还能出洋，竟有退学的念头。

八、新任教务长张伯苓的教改

8月中旬张伯苓到校接任教务长。春季开学时，学堂采用了选课制，学生没有固定的年级，课程安排打破中等高等科的界限，按各个学科课程的深浅程度分成级别，同时依据学生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安排在相应的级别就读。这个方法只实行了三个月。暑假开学后，学堂调整学制，实行年级制，高等科学制改为三年，中等科学制改为五年。各年级以毕业年度定名，如高等科三年级，称1912级，或称壬子级，以此类推，中等科一年级，称1919级，或称己未级。开学时学生人数，中等科：期末考试合格274人，暑期插班生29人；高等科：留美考试后留堂49人，暑期插班生71人 。学堂共有学生423人。

9月发布的《清华学堂章程》规定，“中等科毕业年限原定四年，今改五年，高等科毕业年限原定四年，今改三年，正与部定中学堂暨高等学堂毕业年限相符。”此次修改学制的另一目的是保证未被高等科录取的中等科毕业生可获得普通中学堂毕业文凭，未能通过留美考试的高等科毕业生可获得高等学堂毕业文凭，以便毕业学生就业。新章程确定中等科科目有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博物、物理、化学、地文地质、手工、图画、体操。高等科科目有修身、国文、英文、世界历史、美国史、高等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物学、法文或德文、拉丁文、手工、图画、体操。

从《吴宓日记》知，8月12日“教务长张伯苓先生已将教务事宜大行变更。课程班次，皆已另行订定。言本校为划一学制起见，将班次一切改与中国各校相同，订中等科以五年、高等科以三年为毕业期限。废除从前班次，另分设各年级。中等科现无第五年级，余分在第四年级，功课为国文、英文、外国地理、世界历史、化学、几何及图画、体操、乐歌、手工而已。各科所用书籍课本全皆更易，程度一切皆趋浅薄。于是，胡教务长设施之良法美意荡然无存。”

8月18日召开全体学生会，教务长张伯苓对课程和分班作说明。监督范源濂发表演说，称“中等科毕业取列最优等者，始得升入高等科，否则另入他校。”就是说考入中等科的学生，如果成绩不突出，则不能升入高等科，从而也就失去了留美资格。这表明，上了清华学堂，并不保证就能留美，以此鞭策学生刻苦学习。另外，对于分班，一些有意愿读更高年级的学生，学堂于8月21日举行了升班考试。8月25日学堂开始上课。

对于这次教改，《吴宓日记》和《吴宓自编年谱》都有记述。对于教务长张伯苓降低课程难度，教材选用当时普通学校所用的课本，吴宓认为，此举“欲使清华下降，等而夷之也”。实际上对一些课程降低难度，是必要的。比如吴宓所举《世界史》不用迈尔的《通史》（Myer’s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而各校通用的世界史教材。以当时吴宓的英语程度，那本教材应该是太深了。直到四年后，吴宓读高等科三年级时才采用了那本教材。吴宓在《自编年谱（1915年）》中说，“有新来美国教师Dittmar先生，讲授《欧洲中世纪及近代史》课，用Myer’ s《通史》为课本，但其讲说极活泼流利，听者忘倦。”在1911年春，吴宓的英语水平为中等科二年级，期末时自己总结说：“英文之进步殊微，令人怏怏。”此次分班，吴宓在中等科四年级，上课之初他颇感吃力。“今日上午四堂，皆系外国教员直接讲授。余素未习此，听聆颇难，又虑教员问及余,余误会其意，或欲有所答，言不能宣意；以是心恒惴惴、颠倒数小时，使人如痴如醉。此中苦况非身历不能道之。他年苟能深通英文，亦决不敢忘此时之困苦情状，志之以示勉励也。”实际上，此次改革是根据学生的程度所作的必要调整。对此，美国教师评价说“他们（学务处负责人）劝说张伯苓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帮助清华学堂制定教学计划。来自天津的张伯苓先生信仰基督，才华出众，且颇具人格魅力；在教育工作方面能力超群。学务处负责人正式聘任张伯苓为教务长。下车伊始，新教务长对整个学堂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以个人身份会见每一位教师，认真提取他们的意见。为给学堂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探讨必须采取的步骤。教务长采用各种措施，激励自信心。所付出的一切就是要使新的教务方案保障学校所确立的目标。”

九、监督唐国安主持幼童留美生的选拔

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从1910年9月至1911年8月作为前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的随员出访欧美。唐国安回到北京的日期应在9月中下旬。9月25日《吴宓日记》：“午，及诸同学在会食堂见游美学务处会办唐，演说数语，敷衍而已。”“会办唐”之称首次出现在吴宓的日记中，表明唐国安此日才到游美学务处视事。此后吴宓均以“唐监督”或“监督唐”称之，由此知唐国安和范源濂均任学堂监督。从工作分工上，唐国安主要负责留美学生的选拔，而范源濂主要负责学堂管理。

唐国安到学堂后，立即着手选拔幼年留美学生。从《吴宓日记》知，“9月29日，闻诸同学云，本校将选派学生若干名送往美国，闻系专在第一、二、三级挑选年幼者，以备至美后入普通学堂。且此事管理人现尚秘不发表，然业已决行，且不日由沪动身矣。”10月30日，“本校派送学生之事，现已发表，今午并将人数派定，共选九十人，于其中再选三十人送往美国。”10月11日，“此次所选定派往赴美学生，已经揭示。共十四人。”监督唐国安仅用十余天就完成了幼年留美生的选拔。这批学生在上海等待赴美时，因国内战局紧张，未能成行，直到1914年夏，其中的12人才赴美留学。

历史学家刘崇鋐在《我对清华的回忆》中提到了1911年春举行的中等科招生考试。“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初春早晨，带了墨盒毛笔（那时似乎中国还没有自来水笔），乘坐骡车，到达西城学部考棚（科举时代的考场）去参加考试。最担心的英文程度太差，尤其是考到英文默写，由唐介臣先生读一段英文，考生跟着写录。唐老先生英文太好，念得非常流利，只是苦了笔者跟不上，尤其是每句之末来一个‘Period’，简直莫名其妙。”刘先生晚年的回忆应不准确，1911年春季的招生考试时，唐国安并不在京。文中所回忆的考试很可能是此次幼年生留美选拔考试。春季入学时刘先生的英文水平定为1A级(一年级上学期)，“几乎是从abcd学起”，半年后参加幼年生选拔考试，听不懂唐国安所念的听写题，是很自然的事。从这则回忆可推测，唐国安亲自测试学生，可见他对选拔幼年生的重视。

十、关于武昌起义后的清华学堂

因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随着局势的发展学堂正常秩序受到影响。首先，学堂原定1911年10月16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开校典礼，“今以外事危急，学部及外部大臣不克莅止，业已展缓期限。”筹备多日的开校典礼活动不得不取消了。尽管如此，10月18日为孔子诞生日，学堂照例举行了纪念活动。据暑期考入高等科一年级的陈鹤琴回忆，“入学不久，有一次祭孔活动，朝廷要求中国教员学生都必须参加，行跪拜大礼，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大都不愿参加而设法躲避，后来听说学堂监督唐开森（介臣，国安）也借故未去。”

10余日后，有学生离开学校回原籍，也有若干人请假进城，探听消息。为保障学堂正常教学活动，范源濂和唐国安两位监督颇费心力。据10月28日吴宓日记：“范、唐二监督来校，在食堂演说，谓此时危险之说摇撼人心，诸生纷纷离校，我亦实不敢必留诸君在此。但如此随便来去，殊于本校前途大有妨碍。自今日起，一概不准请假。凡欲去者，皆当作为自动退学，不能再算本校生图。如留此者，则照常上课。校中管理、教授一切事宜照常进行，与平日无异。据我思之，亦不至有甚危险。即有危险，我当竭力保护，然确当万全无与否，则亦不敢断言也。”10月30日唐国安监督午后又向学生发表演说，称“今日所下五道诏谕，言自此乱事可平，诸生在此亦无忧患矣。”

但局势动荡，学生人心惶惶，至11月5日高等、中等两科学生仅剩120人。范源濂、唐国安二监督向学生报告了学校近期安排。“首由监督范谓现在事情紧急，人心惶恐更非昔比。而学生中多数出校，现在诸位中国教员又皆纷纷请假辞退，教课之事殊难进行，故现在决定停课一月，如一月后事尚未定，人尚未齐当再议延长之计。现在功课停止后，诸生中有愿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如不愿他往及不能回家者，仍可留校中温理学课。饭食一切及管理诸事，均如常日。诸管理员并美国教员及其眷属皆居此不去。然居此非必有如何之危险，缘本校巡警二十人现已尽易为汉人（原则十八人皆满人），又拟添招若干，而美国公使亦允事急时，当由使馆派兵若干来守护此园。似此或即事起亦可无虑矣。次则监督唐及美国教员三人相继演说，意同，皆云居此似可无危。”

到11月8日，学堂已无法继续上课，遂宣布次日起关闭学堂。当日吴宓写道：“晚八时，监督使代表向余等发表：言事情紧急，美兵既不来保护，则实无法维持。故现定办法，将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在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给发。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云云。”11月9日上午学生全部离校。

11月 9日（九月十九日）  清华学堂关闭，学生搬出学堂。

清华学堂关闭期间，监督范源濂回学部任职，监督唐国安赴海牙参加禁烟会议。学堂由庶务长唐孟伦管理，增雇校警保护学堂财产。美国教师离校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旅游。

十一、学堂对体育的重视

关于学堂开办之初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应谈到三个人：一是监督范源濂，他在7月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讨论军国民教育议案，并准备在学堂实行，要求学生除体操课外每日下午在操场锻炼一小时。一是教务长张伯苓，他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首倡者，鼓励各项体育运动，并计划建游泳池，教学生“泅水术”（游泳）。一是美国教师休梅克（Arthur Shoemaker，又译为舒美科），于暑假开学到校，出任体育部主任（Physical Director），热心推动学生体育运动，着手建立现代体育训练体系。

10月，清华学堂体育协会成立，由各年级推举出代表2人组成，职务是集议一切关于规定、改良、建设体育事项。每月开常会一次，每年开给奖及选举会一次。成立由各年级学生参加的体育协会，组建各种体育代表队，其中既有以西式体育训练为主的足球队、篮球队、田径队、体操队、棒球队、网球队等，有的年级组成联合足球队进行训练和比赛。体育协会首任会长潘文炳，之后历年会长分别为：巫振英、关颂韬、孟继懋、时昭涵、邝耀堃等。

抄几段《吴宓日记》，可了解学堂重视体育运动的细节——

8月18日（全体学生大会，监督演说。）

又谓不久制定操衣，即习体操，且每日下午，凡学生皆须至操场运动一小时，不得偷托弗往云云。

8月25日

闻同学云，此校于体操一科，颇为重视。专聘一美国教员，教练体操。于每星期各班功课钟点外，无论何人，必于每日下午至操场（现尚未修葺完好）运动一小时，习击球、竞走等游戏。将来杠架、棚架、木马等物，均有设备。并云，教务长又云拟开竣水池，令诸生习泅水术云。范静生监督日前在学部以主张军国民教育，为人所称道。今将施之本校，以践其言，以沽其誉，不可谓之不善。惟余体魄素弱，幼而病废，宏道则数年已勉强混过，此后于体育一道恐不免大为作难，令人忧虑不释也。

8月30日

今午体操一时，以天方大雨，那在食堂上，移去桌椅，就作操场。教员系美国人，演说体操之必要，并询各生以曾习过何种游戏。又谓此后各种体操，皆必教授云。

9月16日

午后，本校高等科与中等科赛球，余亦往作壁上观。

9月20日

午，同级诸君组织一第四、五级足球会，并有五年级三人，第四级诸君概皆加入此会。陈君等并邀余入会，余允焉。余于踢球一事素未习练，今得于课馀运动为乐，以振精神而息脑力，亦未始非善也。旋决议举孙克基君为会长，黄叔巍君为队长，陈君达为会计，许君楚涛为干事，馀人并为会员。

9月26日

午后踢球，余被派为前队。余固弗能踢球，特藉作游戏而已，然延至一小时，亦颇觉疲劳也。

十二、校园

1911年开学之际，学堂建筑还没有完全竣工，一些建筑和道路还在施工之中。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开学时，清华学堂大楼的细部装饰还未完工，尚不能使用，高等科宿舍也在施工之中。高等科学生4月1日在工字厅举行了中式的开学典礼。之后，食宿在工字厅，上课在中等科讲堂。学堂建筑全面竣工应该在暑假之后。

1914年2月校医博尔特的文章《北京清华学校》对校园作了介绍：

“已故的唐国安先生，他后来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以及还有后来担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与周自齐一起负责此项工作。通过三人的努力，一批建筑在1910-1911年建成，学校足以容纳600名学生。校舍建设合同是Mr. Emil S Fischer签订了合同，总费用超过50万两白银，约合35万美元。

“校园面积60多英亩，石头围墙，环绕四周。最近，学校又在校园西侧申请了60英亩土地。关于校园建设，只要所需款项到位，将能尽快完善。校园风景绝美。堆土成丘，树木葱郁；荷花池畔，令人忘返；小溪蜿蜒，流水潺潺。校园中所植树木，种类繁多。大草坪，绿草如茵；小丘边，花团似锦。各种西式的、中式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错落有致，方便实用。游美学务处起初设在重新修葺的工字厅（衙门），其每一细部都体现了典型的中式建筑风格。工字厅四周坡丘起伏，风景如画。工字厅后面有门廊朝向荷花池，石栏环护，亭台照水。工字厅南面坐落着校长、教务长的住宅。另有一个小院，作为中国教师的住所，目前中国教师有16人。美国教师的住宅为9幢带阳台的联体西式平房，足供使用。其中一幢作为俱乐部，设施备全，舒适宜人。

“高等科校舍为两层双翼青砖小楼，包括教务室、校长和教务长办公室、教员活动室、理化实验室、以及各班教室。该栋建筑后面是礼堂，可容纳约400人。再往后是高等科的自修室、宿舍和食堂。所有建筑都是瓦房，有走廊相联络。食堂的西端为手工训练的车间，中等科三四年级和高等科一年级的学生在这里上手工课。

“中等科与高等科相距一段距离，中间一条小溪，溪上三座小桥。中等科校舍由教室、秘书室、博物室、自修室、宿舍、食堂、厨房和一些辅助建筑。各个建筑物由走廊相联通，并安装了洗浴和卫生设施。中等科的正西为体育运动场，网球场地，足球篮球场、径赛场地、射箭区以及各种户外活动的空地。对于每个学生来说，体育锻炼是强制性的。学生们必须参加规定的体操锻炼，以及每天一小时的户外运动。参加运动有严格的纪录和体育分数。在运动场西面是校医院。”

1911年时的校园有60英亩，合480亩，不足今日校园面积的十分之一，但在当时，清华校园以其建筑的新潮及风景的优美足以独步京城了。在未开学之前，一些朝廷官员就来此参观，据《郑孝胥日记》，3月7日，“晨，与许久香、黄伯雨、汤蛰先、李书平同赴海淀，午帅约饭于裕盛轩。同观清华学堂、侗将军园，自海淀望万寿山、昆明湖，气象甚佳。”另外，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与军机大臣兼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时有往来，所以才有了朝廷的一品大员为校门和学堂大楼题写“清华园”和“清华学堂”匾额。

当时，中国教员住在古月堂，美国教员住在北院住所。有文章将两处住所相对比，一处陈设简陋，一处设施齐备，认为反映了中美教员待遇上的差别。话说回来，美国教员是越洋跨海而来的客人，自当享隆礼厚待，才合礼仪之邦的传统。

从博尔特的文章中可知，工字厅南面建有校长和教务长住宅，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甲、乙、丙三所，并非《清华大学史稿》所说，“于1917年始建，当年建成。”这三栋建筑建于1909-1911年。